从郭沫若个人的成长历程来看，郭沫若对*的感情从最初的友谊出发，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节节胜利，一步步发展演变成歌颂和崇敬。
20世纪前半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太需要革命了，而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把中国和中国人民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郭沫若从《女神》到《雷电颂》，从投笔从戎到奋战在文化前线，无不体现了他对革命的执着追求与一往情深。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华民族迎来光明前景，人民把党和*看作“大救星”、比作“红太阳”，郭沫若自己也曾言有“翻身”之感。在中国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万岁”的声音在解放区人民中成为一种共同的呼声，在当时的老百姓的心目中，*和共产党是一个意思。正因如此，把*比作“红太阳”并不是郭沫若的首创，1943年记录的陕北民歌《东方红》早就这么比喻过了。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到北京大学演讲，歌颂党、歌颂*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的丰功伟绩，他的每句话几乎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可见“翻身”的幸福与感恩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感受。从这个角度看，郭沫若对*的敬仰、歌颂，带有一定必然性。加之后来郭沫若进入国家*行列，他更是自觉为维护*的形象、维护党的现行方针政策而宣传、而歌唱。
1958年，*指出，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他讲“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有的负责干部当时就提出：“我们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在此背景下，国内宣传机构都在有意树立*的绝对权威，使得群众中本来就自发存在的对领袖的崇敬和崇拜心理得到了鼓励，并迅速膨胀起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狂热程度。所以说，郭沫若在一些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领袖的崇敬，本身也反映了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今天在评判郭沫若诗作时，应该对其时代局限性有清醒认知。
六、对一则谣言的澄清
2012年，凤凰卫视《腾飞中国》系列专题片在论及“郭沫若与领袖和诗”时宣称，郭沫若曾写过“天安门上红旗扬，*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呀*，你真真赛过我亲爷爷”这样的诗句。这种说法后被高晓松写入《鱼羊野史》第1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也见于陶方宣《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版）等书，但他们都没有注明该诗出处。
事实上，如果按图索骥去翻阅相关文集，不难发现关于郭沫若是该诗作者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谣言。
从诗作的出版情况来考察，郭沫若出版的文集从未收录过该诗。郭沫若于1928年6月在创造社发行过《沫若译诗集》《沫若诗集》，1930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沫若诗全集》，1934年由上海乐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沫若自选集》。此外，从上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有多个版本的郭沫若作品的选集本流行于世。虽然有的成书过程不详，有的出版社无从查考，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该诗系伪造的判断。因为从该诗内容来看，有“天安门”“*画像”等元素，可以推断是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后，而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诗作的出版更系统可考，笔者将逐一梳理。
1951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首部作品集《郭沫若选集》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分为“诗选”“散文选”“剧选”三部分，其中“诗选”部分总计46篇，并无该诗。
◆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的《郭沫若选集》。
1957年3月至1963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沫若文集》共17卷，收录郭沫若文学作品著述、历史学研究论著、考古与古文字研究论著等三方面的著作。其中文学作品方面涵盖了郭沫若40年来的主要创作，按照诗、戏剧、小说、自传、散文、文艺及学术论文等体裁和著作年代编次，并未收录该诗。
197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沫若诗词选》，收录郭沫若自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3月创作的诗词共278篇。其中有不少歌颂*的诗作，例如《*的旗帜迎风飘扬》（1952年）、《题*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1957年）、《满江红·领袖颂》（1963年）、《访茅坪*旧居》（1965年）等。即使有些作品创作于“文化大革命”等背景下，如《水调歌头·读*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1966年）、《*去安源》（1968年）等，也被照录其内，却不见收录该诗。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郭沫若全集》陆续问世。该集收入郭沫若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考古等三方面的主要著作，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共38卷，历经20余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学编》有20卷，诗歌部分为第1—5卷。前5卷在1982—1984年间出版完成，对于所收录的文章均作有篇注，说明其最初发表的时间、报纸刊物的名称、刊期等，同样并未收录该诗。
当然，不排除作品集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有筛选、删减篇目的可能。考虑到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担任的政务要职及其在文化界的地位，若在当时有相关词作问世，应有报道可查。为此，笔者检索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的《人民日报》等权威报纸数据库，并未发现关于“*赛过我亲爷爷”的任何论述。同时，笔者查阅了《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及其增订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亦未见有关创作该诗的任何记录。综合以上种种，可见该诗确非郭沫若所作。
从郭沫若个人经历来看，他能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坚定入党，没有被血与火的考验所吓倒；他能在去国离乡时不改其志，仍以自己所学为革命尽尺寸之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能以笔为剑，锋镝所向正是当时权势极大的蒋介石；面对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他敢于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即便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的冲击波中，“四人帮”一再要求郭沫若写文章骂“宰相”以影射*，郭沫若也不曾屈就，而是保持了可贵的沉默。这说明郭沫若并非在乱局中只求保全一己苟安之人。
从郭沫若与*的交往史来看，郭沫若在*还没有什么权势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未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他就对*从相识、相知，一步步发展到欣赏、崇敬。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郭沫若同*、同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过程中，*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又具有一般政治家身上少见的诗人气质，所有这些，都深深吸引郭沫若并令其折服。所以说，郭沫若对*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并不包含虚与委蛇的成分，更不是什么政治上的“投机”。郭沫若诗作中表现出的对*真诚的赞美，也代表了特定时代下的人民群众对领袖浓厚的革命情感。这与个人认识和时代背景有关，不应简单归因于个人品质、随意解读为对权势的追随。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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