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何而学？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观点。英人培根言：“读书之用有三：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添雅趣，三为长才益智……正如古人所云：‘学皆成性’。”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显然是儒家的学习观。孔子曾明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为己之学”的含义
按孔子语脉，“学者为己”与“学者为人”明显是对立的，但对其具体含义则有不同的解释。
孔子
如皇侃认为，“为己”就是把学习与了解先王之道作为基础，然后化为实际行动，从而完善自己；“为人”则相反，只是在言语上让他人了解与赞美自己。
而二程则认为“为己”是为了完善自我，而“为人”则是为了取悦别人。这一解释得到朱熹的继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对来说，程朱的解释接近孔子的原意。
首先，从孔子本人的言论上来说，程朱的解释可在《论语》中找到依据。虽然孔子对“为人”“为己”未有更详细的说明，但其相类似的言论还比较多。
如《论语·卫灵公》云：“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与“为己”一样，对于君子来说，所要担心的不是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要担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然而能力的高低则完全属于个人之事。
其次，从孟子、荀子的解释来看，程朱的解释与他们的解释基本一致。孟子说：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
“人爵”是指公、卿、大夫等爵位，爵位不同，等级越高，相关权力就越大，所获得的利益往往就越多；“天爵”是仁、义、忠、信等价值观念。孟子认为古人与今人的差别在于追求的动机不同：一者求“天爵”，一者求“人爵”。
对古人来说，“人爵”是“天爵”的副产品；而对今人来说，以“天爵”来求“人爵”，更有甚者，得到“人爵”后“天爵”也就抛弃了。孟子虽未明言“为己”与“为人”，但从“古人”与“今人”之对立可推知，这是对孔子“为己”与“为人”思想的继承。
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则直言曰：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在荀子看来，古、今学者之对立即是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对立。君子对于所学，入脑入心，内化为知识与观念，外化为言行，可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所以说君子学习的目的是“美其身”。小人对于所学，走马观花、囫囵吞枣，还没来得及消化，就迫不急待地要向他人展示以获得某种好处，所以其目的是“以为禽犊”，把学问当禽兽去讨好他人。
“为己之学”的内容
“己”之完善首先需要一个方向，这在孔子看来即为“求道”，“道”与其他方面的内容比较起来，极具优先性与紧迫性。
1.“志于道”是“为己之学”的基本向度
一谈论“道”便会想起“道家”，实则“道”是一个普遍的术语，孔子把它作为“为己”之学的依据。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的地位远高于“德”“仁”“艺”。在《论语》中，孔子对“道”之含义虽无明确的界定，但从他们的排列顺序上可知，孔子所说的“道”包括了“德”“仁”“艺”等内容。其中“仁”是“德”的具体内容，“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故又称为六艺。
孔子甚至认为早上若闻见了“道”，即便晚上死去也不会有遗憾。“求道”既崇高又艰难，求道者要经历种种考验，特别是要经受住功名利禄的考验，故而孔子会高度赞扬为学时间很长仍然不追求俸禄的学生。
2.“四科”是“为己之学”的具体内容
孔子曾问伯鱼，有没有学诗与学礼？伯鱼回答说，还没有。于是孔子便让其学诗与学礼。孔子与伯鱼之间的这段对话，既表明了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并无学习上的偏私，又说明了“礼”与“诗”是必学的内容。
“礼”在儒家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指典章制度，后者指行为规范。这里的“礼”可作广义或狭义解。除了“礼”与“诗”外，学习的内容还有哪些呢？在《论语》中关于孔子教学内容的记载有两处：
第一，《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第二，《论语·先进》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文”与“文学”意思一致，指《诗》《书》《春秋》等文献；“忠、信”属于“德行”，“言语”属于“口才”，“政事”属于“行”的一种。
两处尽管记载有所不同，而且诸学生的专攻也有差异，但上述皆是“为己之学”的内容。
3.“修己安人”是“为己之学”的基本宗旨
通过学习文献、言语、德行等内容完善与成就了自我，那么学习的目标就已经实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论语·子路》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对于《诗》背得再熟，如果不能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背得再多也无益。
从表面上看，这一论说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有矛盾，因为虽不能“达”“专对”，但可以“怨”，这也是一种用途；但其实是不矛盾的，孔子紧接着讲“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仍然强调的是治世之功用。
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成就与完善自我只是“为己之学”的初级目标，最终的目的是经世济民。所以当子路继续追问“何以为君子”的时候，孔子回答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其实，这也是孔子所说的“求道”的主要内容。
对于明哲保身之人，孔子则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批评之。这一宗旨得到了后学的继承与弘扬，如《大学》便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证。
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其精神实质就是“内圣外王”。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应用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