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晨，18岁的叶圣陶离开在悬桥巷的家，前往草桥中学。
又是一个晴天。阳光越过巷角的高墙，铺在石板路上，巷子干净而明亮。平江河畔的雪已经融化。上月底，曾飘过一场数年未见的大雪，此后十多天，苏州城一直晴空寥廓。
革命确实发生了。在过去的大半年里，学校停课，战事频传。他看报，交谈，参与民团维持治安，他的期待、兴奋、狂喜、失落、愤怒、思考，无一不与革命息息相关。
但他今日出门，既不是“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也不是办报纸、写文章，开启民智，激励革命；而是去草桥中学等待几位同学，然后一同去民政署报到，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理想：救国
就在半月前，1月28日，叶圣陶参加了草桥中学的毕业典礼。袁希洛校长在致辞中说：经营和改造当今之中国，确实非常艰难，但是掌握一个国家发展趋势的，是“中等社会人”，“君等由中学毕业入社会，自必进入中产社会，可不勉之”。
鼓掌的学生中，有叶圣陶的终身好友顾颉刚。改造国家，救亡图存，求得“文明之幸福与快乐”，是过去五年中，他们所受教育的主旨。
多年之后，顾颉刚仍然难忘1910年夏天，袁希洛“脱冠立于赤日”演讲的情景——顾和同学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校长的头发早已剃去，发辫系在帽子上。
袁希洛是清末秀才，后去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1910年归国不久，担任草桥中学校长。当时，新式学堂流行军国民教育。袁希洛模仿秋瑾在大通学堂的做法，想把学生训练成为革命军队。
他向抚台衙门借了50枝新毛瑟枪，请武备学堂毕业生魏旭东担任教员，学生们两人共用一支枪，训练队列、跑步、冲锋、埋伏等。
这些训练让叶圣陶和顾颉刚受益。顾颉刚从小体弱多病，“不知人间有体育之事”，但几年训练下来，他的身体素质大为好转，简直与幼时判若两人。叶圣陶也是从小“体孱”，军国民教育不仅锻炼了他的体质，也让他开始养成务实的品质。
对这些十几岁的少年而言，军国民教育的意义绝不限于身体锻炼。跑步、冲锋、射击、露营、远足、吹号、唱军歌，这种带有浪漫意味的教育方式，点燃了青春热情，让他们领略到生命绽放之初的美丽与激越。
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出生之时，甲午战争的硝烟正浓。这场彻底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战争将彻底改变他和这代人的命运。
他们尚在襁褓之中，甲午之败已将旧帝国推上了改革的单向道。器物之利终归有限，中体西用已到尽头，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他们的童年记忆里，肯定有父辈们或民间流传的戊戌年的“百日维新”的故事，也有庚子年北京城的洋鬼子和那场大火。
到了读书年龄，他们已不必像父辈那样，整日背诵四书五经，梦想着金榜题名，入仕为官。他们要学习的不再是“子曰”“诗云”，而是“声”“光”“电”“化”，是英语、日语、音乐、美术。
他们以飞快的速度，吸收着西方的知识和学说，“民权”“宪政”“华盛顿”“欧羅巴”……成为他们的口头禅。读报也逐渐成为他们的爱好，梁启超、林纾、苏曼殊、邹容成为他们的偶像，“棉铁主义” “宪政内阁”“民权革命”“实业救国”成为他们谈论的新名词。
他们的理想不再是入仕为官，而是远离旧体制，像他们所尊崇的于右任先生那样，创一家报馆，激荡文字，唤醒民众，拯救中国。
“天大的任务是看报”
从辛亥年八月，即阳历1911年9月开始，事态就有些不寻常。这一月，叶圣陶多次听到袁希洛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告诫学生，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主政者已不足恃，国家的希望在于你们这些少年人。
10月12日，下课后的叶圣陶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新军亦起而响应，推黎元洪为首领，则协统也。无耻凶恶之官吏亦*去无数。”
这条消息让他无比振奋。从这天开始，学习不再是叶圣陶和他的同学们的生活中心，他们每日“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
上海的报纸，每天下午一点左右运抵苏州。于是，下午两点时分，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高腿长的少年急匆匆奔出草桥中学，前往附近的宫桂巷芳阁茶馆买当日的报纸。这位少年就是顾颉刚。
课余时间，他们就在观前街茶楼或家里读报，主要是《申报》《民立报》和《天铎报》。
自此，革命的进展和战事的胜负日日牵动着这群少年的心，他们为革命军的胜利欢欣鼓舞，也为革命军的困境担忧焦虑。
这种每天茶楼和学堂里靠阅读“纸上革命进程”而产生的高峰情绪体验，是很多青年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主要经历。
11月5日，苏州“光复”后，叶圣陶和顾颉刚参与学团和巷团，背着枪列队出巡，以维持地方治安。这也算是为革命“务了实事”，让他们颇为自豪。也有个别同学赴上海参加学生军。
就连从小就“喜欢钻故纸堆”的顾颉刚，也打算放弃研习了五六年的国学，准备投身革命，拯救中国。
叶圣陶又何尝不是如此？就在1911年12月20日，他还修书一封致《天铎报》主编李叔同先生。他认为革命所遇之重重阻力，中国所遇之重重困境，其根源在于人心。他请求李先生以“文豪”之身份振臂高呼，提倡人心之改革。
数日之后，两位好友还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欲为实现同胞之“绝对的平等”和“绝对的自由”而奋斗。。
苦闷的小学教员
革命确如燎原之火，燃遍九州。叶圣陶也曾踌躇满志，想要改造社会，建设国家，凭借革命的洪流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窘迫命运。如今革命初成，民国建立，他的个人际遇并没有丝毫转机。
去年年底，家中困窘到极致。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仅敷衣食。今年水患，农田收租减色，又且征军饷于田亩。我家所入定致不敷。”这让他无限惶恐，但又无能为力。
这年冬天，年轻的叶圣陶开始明白贫穷“足以抑人”。这段日子里，他心情极为落寞，在赠给好友顾颉刚的诗中感慨道：“我欲向天一诉恨，风云时势负斯人。”
风云时势似乎也曾给他提供过机会。因苏州没有像样的报纸，军政府在1911年9月聘了张昭汉女士（默君）到苏州办《大汉报》，宣传革命。一直以办报为夙愿的叶圣陶便伙同顾颉刚，请愿到报馆中当编辑。无人介绍，他们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自荐书。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只得到一张回执。
苏州报界无机会，因家中困窘，没有盘缠，上海报馆提供的机会他也无法抓住。无奈之下，他与几个同学联名求助于袁希洛校长。于是，1912年2月12日，18岁的叶圣陶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或许他也曾想安安分分地做一名小学教员，如袁希洛先生所望，进入中产社会，既无冻馁之忧，亦可以教育改造人心，进而改造社会和国家。然而，就像一年前那样，时势变化之快让他猝不及防。
小学教员的工作并不轻松，那些访友、读报、观园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课程太多的时日，他甚至无暇回家吃饭。这样繁忙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到充实，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
他越来越讨厌上课。“上课越觉无精神”“到校上课殊视为畏途”“勉力敷衍”“如坐针毯，时思引去”，再后来，甚至达到了“见诸生如见鬼魔”的程度。“阅世几月，已觉曩时所抱无穷之希望渐就消磨。希望虚悬而不达，徒增苦楚耳，为之一叹。”
事实上，这样的苦闷生活，在他成为小学教员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1912年2月12日，那天晚上，与几个同为小学教员的同学聊天，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初志断不在小学”，未来“未可限量”。
不知道叶圣陶在孤身一人走回寂静的悬桥巷时，想到这点，会不会觉得有些落寞和无奈。直到十多年之后，1923年，他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才真正找到人生的“第一职业”——编辑。（来源丨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