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邦瞻的史学著作有《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两部，关于这两部书在撰述体例上的特别之处，吴漫在《明代宋史撰述的历史编纂学成就研究》中称：“明人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宋史著述，以学者陈邦瞻所撰《宋史纪事本末》为代表。”其认为纪事本末体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对于这一点，吴漫在文中总结出三条，其第一条为“将纪事本末体运用到断代史中去”，而后该文进一步说：“以往的纪事本末体史著，都是通撰几朝历史，自陈邦瞻起，始将这一体裁运用到撰写某一个皇朝的历史，开启了纪事本末体断代史之先例。”
以上这点正是陈邦瞻所撰史书的特别之处，而作者本人也对此有如下表述：“史自纪传而外，益以编年，代有全书，尚矣。事不改于前，词无增于旧，肪列而汇属之，以为讨论者径，斯于述作之体不己末乎？而非然也。善乎杨氏之言曰:‘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攀事之成以后于其萌，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是述本末者旨也，而不俊于宋事尤重有概焉。”（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
《皇王大纪》八十卷 明万历三十九年陈邦瞻刻本
除了体例上的创新，《宋史纪事本末》在撰写方式上也有其特点在，郑彩云在《陈邦瞻史学成就述略》一文中说：“综观《宋史纪事本末》，最大的特点是文字少，内容丰富，以较少的篇幅记述宋朝历史的大概轮廓和社会的重要事件。宋代历史本来就头绪繁杂，史书向称浩博，而《宋史》‘最为芜秽’，其他如《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等，皆卷帙浩大，难以阅读。《宋史纪事本末》有助于克服这些缺点。此外，该书避免了纪传体编撰史事支离破碎、首尾分离的弊端。全书虽然100多卷，时间跨度300余年，但对史事的叙述井然有序、清晰明了，有很强的时间线索、清晰的历史脉络。徐申在《宋史纪事本末后序》中说：‘其文雅训，其事综核，上下三百余年，累若贯珠，宁惟博洽之宗领，抑亦经济之前茅也。”
陈邦瞻撰写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乃是仿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而来者，只是他在撰写方式上并未因袭前者，而有自己的创新。邓广铭、刘浦江在《<三朝北盟会编>研究》中称：“纪事本末之首创于袁枢，乃是后人追本溯源的说法。而在宋人的概念中，尚不以纪事本末自成一体，直到明代，纪事本末才成为史部中一个新的类目。”
《新镌海内奇观》十卷 明万历三十七年夷白堂刻本，陈邦瞻序1
这段话虽然是总而论之，陈邦瞻的著作乃是明人所撰述断代纪事本末中的第一部，故其的确有开创之功。除了以上谈到的创新之外，郑彩云还认为：“首先是取材范围扩大，袁枢所取资料囿于《资治通鉴》；而陈邦瞻主要取材于《宋史》《元史》《宋元通鉴》《续通鉴纲目》等，范围较广。其次，编纂组织多有创新。袁书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陈书则不然，因取材广，不得不把大量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再次，选题立目较为得体，袁书所载，以政治、军事事件为主，极少涉及经济、文化和典章制度；而陈邦瞻的两部书，虽继袁书而作，却没有受袁书的局限，新设立了科举学校之制、官制、槽运、天文历法、营田治河等编目，这一体式又大多为清代学者所承袭，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陈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中有其突出的地位。”
《新镌海内奇观》十卷 明万历三十七年夷白堂刻本，陈邦瞻序2
正因为这两部书有代表性，故《四库全书》将其收录于书中，而四库馆臣为其撰写有提要，然而江庆柏在《<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概述》中将《四库全书提要》与《荟要提要》进行了比较，由此而发现两者之间在评价上有一定的差异，其中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全文如下：
臣等谨案：《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八卷，明陈邦瞻撰。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初，礼部侍郎临朐冯琦，欲仿《通鉴纪事本末》例，论次宋事，分类相比，以续袁枢之书，未就而没。御史南昌刘曰梧得其遗稿，因属邦瞻增订成编。大抵本于琦者十之三，出于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谢之死”，凡分一百九目。于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袁枢义例，最为赅博，其熔铸贯串，亦极精密。邦瞻能墨守不变，故铨叙颇有条理。诸史之中，《宋史》最为芜秽，不似《资治通鉴》本有脉络可寻。此书部列区分，使一一就绪。其书虽稍亚于枢，其寻绎之功，乃视枢为倍矣。惟是书中纪事既兼及辽、金两朝，当时南北分疆，未能统一，自当称《宋辽金三史纪事》，方于体例无乖。乃专用《宋史》标名，殊涉偏见。至《元史纪事本末》，邦瞻已别有成书。此内如蒙古诸帝之立、蒙古立国之制诸篇，皆专纪元初事实，即应析归《元纪》之中，使其首尾相接。乃以临安未破，一概列在宋编，尤失于限断。此外因仍《宋史》之旧，舛讹疏漏，未及订正者，亦所不免。然于纪载冗杂之内，实有披榛得路之功。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陈邦瞻编纂《宋史记事本末》 清同治朝宗书屋木活字本
而《荟要提要》的全文为：
臣等谨案：《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八卷，明陈邦瞻撰。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初，礼部侍郎临朐冯琦，欲仿《通鉴纪事本末》例，论次宋事，分类相比，以续袁枢之书，未就而没。御史南昌刘曰梧得其遗稿，因属邦瞻增订成编。大抵本于琦者十之三，出于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谢之死”，凡分一百九目。于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袁枢义例，最为赅博，其熔铸贯串，亦极精密。邦瞻能墨守不变，故铨叙颇有条理。诸史之中，《宋史》最为芜秽，不似《资治通鉴》本有脉络可寻。此书部列区分，使一一就绪。其书虽稍亚于枢，其寻绎之功，乃视枢为倍矣。然于记载冗杂之内，实有披榛得路之功。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这两篇《提要》放在一起对比着看，文渊阁《全书提要》详，而《荟要提要》略，且文渊阁《提要》早于《荟要提要》三年，但两者在评价上却发生了偏差。江庆柏在文中提出了两者之间的不同：
将两篇提要加以比较，可知《荟要提要》几乎袭用了文渊阁《全书》提要原文（个别地方属于文字誊录错误，此处不谕，参见正文校记），但删去了文渊阁《全书》提要对陈邦瞻此书的批评部分。而个别地方的些微改动，也使得和原意不尽相同。如文渊阁《全书》提要原文作：“读《通鉴》者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这是一种“对比”式的说法，通过否定肯定更突出了陈邦瞻此书的重要性。《荟要提要》则作：“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这是一种“类比”式的说法，它对袁枢之书并没有否定，相反是以袁枢之书的重要性，来比较陈邦瞻此书的重要性。这样一改动，再加上删去批评陈邦瞻此书的文字，《荟要提要》就变成了对陈邦瞻此书的毫无保留的肯定。
陈邦瞻编纂《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 清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刻纪事本末五种本，书牌
从内容角度而言，文渊阁《提要》首先夸赞了陈邦瞻能够继承袁枢撰写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同时也夸赞陈邦瞻不墨守陈规能够有所变通，故四库馆臣夸赞陈说，他所撰写的《宋史纪事本末》虽然在水平上略低于袁枢的著作，但是他在资料补充方面却比袁枢功劳大的多。然四库馆臣同时又认为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虽然号称是专写宋代一朝，然而在内容上却还兼顾了辽金两朝，如果文题相符的话，他的这部著作应当起名为《宋辽金三史纪事本末》更恰当。
而对于陈邦瞻所撰《元史纪事本末》，四库馆臣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其认为陈邦瞻因袭了《宋史》的讹误，并没有将错误改正过来。但即使如此，馆臣依然认为陈邦瞻的这种写法有开创之功。因此，馆臣给出的结论是：读《资治通鉴》如果不读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问题不大，但如果读《宋史》就不能不读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
然而，《荟要提要》从内容上基本抄录了文渊阁《全书提要》的大部分，正如江庆柏所言，《荟要提要》删掉了文渊阁本《提要》的批评部分，而在最后一句评语上也有差别。从文渊阁《全书提要》的语气来看，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其重要性似乎比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还要高，因为前者可以无后者必须有。然而馆臣在三年后撰写《荟要提要》时，虽然参考和抄录了了文渊阁《全书提要》的内容，但在评价上却改变了语气，其称读《资治通鉴》的人必须要读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才能条理清楚，而读《宋史》者同样也要读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由此而将两部书摆到了对等的位置上。
陈邦瞻编纂《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 清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刻纪事本末五种本，卷首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改变呢？江庆柏认为：“客观地说，文渊阁《全书》提要的批评过分了，也与自己在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提要对此书所作的高度评价相矛盾。所以《总目》虽然完全采用了文渊阁《全书》提要的说法，甚至被《荟要提要》删去的部分也恢复了，但最后唯独没有采用原提要那种‘对比’式的说法，而说：‘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这正是《荟要提要》的观点。”
看来四库馆臣在撰写文渊阁《提要》时，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评价很高，而当写到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时，则称该书仅次于袁枢的著作，然又在总体上说陈邦瞻的著作更重要，这显然在总体评价上出了前后不一的矛盾。也许是为了调和这种矛盾，馆臣在撰写《荟要提要》时，就将此两书平等对待了。通过这个细节，也可看出陈邦瞻所撰这两部史书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