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天哲
近日读《淮南鸿烈》卷二十泰族训："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疑通行本中"参五"或脱漏"三"字，校雠者因叁伍之"叁"与"参"形近以为有重，故误勘落一字。"必用参五"应是"必用参三五"之误。
"三五"乃三才五伦之简称也。三才者，指的是天、地、人三个方面。《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
五伦者，即五种人伦关系。封建宗法社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检阅《韩非子》"孤愤"篇中亦有"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叁伍审罪过"之论，可为佐证。
淮南鸿烈，又名淮南子
或有人说叁参同源，叁者乃三之大写也。论者言之凿凿，说字典里有这说法。然哲遍查古代典籍，并无参三互用的写法。试举例之。
如《荀子·王命》云："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此"参"非"三"显然。又如《春秋左传·昭公元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
此处的參指的是参星（shēnxing），虽然与前面的参读音不同，但显然也是非指"三"。
司马迁 史记
其实要找出"参"非"三"的依据还很多，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司马迁撰写的《史记》里记载的这段：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史记.周本纪）
此文中互有参、三，而各有其意显然，可见并不通用。
西汉初年刘安组织门客编著《淮南鸿烈》，亦称《淮南子》
以上所论皆汉以前，那么汉以后呢，其实亦不难找到。如四库全书中有《得一参五》·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四库提要是这么撰述的：
"国朝姜中贞撰。中贞，会稽人。卷末有许尚质所作中贞小传，称尝遇紫清真人白玉蟾，因得仙术。盖妄人也。是书阐明修炼之旨，所注《阴符经》、《道德经》各一卷，《参同契》三卷，《黄庭经》、《悟真篇》各一卷，为书凡五，故以得一参五名。（后略）"
可见此处的"参"实为参照的意思，绝非《得一三五》。
《淮南子》乃汉初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综上所述，自春秋至于汉，又逮至清代，参的用法含义虽然有很多，但从来没有见过是代用三（叁）的。后人编辑的字典里所谓"参古同叁，三的大写"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是从何时谬误流传。
这种错误的说辞直接导致了后人对先人典籍的误读，如《系辞传》说"参五以变，错综其数"，据说对其注解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参"当是"三"，"参五以变"即是三五一十五，是洛书纵横之数；一是认为"参"是参照，"参五以变"当是参照"五"来变的。以哲观之，后一种观点才是对的。
古人论述三五之数时无大小写之分，大多即用三五。参古同叁的说法很可能是，前人抄书过程中有漏字，后人不察，然后想当然地错解而致。
《淮南鸿烈》以阴阳道统，兼儒墨名法，要旨博大精深。
哲怀疑前面提到的"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这段话里，参字后确实可能漏了个"三"字，当然也只是猜测。但不管怎么说，"参"字在古代绝非同叁，"参五"即"三五"之说可休矣。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之教信然也。然自汉至唐，数千年以下，逮至清末，以清代考据之精，朴学大家辈出，奈何对《淮南鸿烈》是篇何以熟视无睹，无由校勘。哲以为或与《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淮南鸿烈》列入"杂家"有关。
如若《吕氏春秋》在汉代就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自《汉书·艺文志》将这该书列入杂家后，民国之前的儒者并不大重视该书的价值，少有精研者。然梁启超评价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毛天哲亦云：世之学子多有以儒、道、墨、法等家自衿夸，少有自承为杂家者，门户囿见也。《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以阴阳道统，兼儒墨名法，焉能不杂。然其要旨博大精深，统于仁义，总观道德；出入于经道，致用于当世；善解诸子之蔽，智集百家所长；能同治而一铸，致九流归纪纲，足可备为帝王书，后世学者焉能忽视哉。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修订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