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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年，苏轼服满还朝，仍授本职。此时，北宋的政坛正是危机之时，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恩师欧阳修在内，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也不同意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此事激怒了王安石，于是，苏轼被迫离京，调任杭州任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他曾在密州灭蝗，在徐州抗洪，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公元1076年中秋节，在密州期间，苏轼非常想念弟弟苏辙，乘着酒意，写下了千古名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后人赞道：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俱废。
这样大概过去了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公元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于是，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罪，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后经宰相王安石说情，以“圣朝不宜诛名士”的理由，苏轼得以赦免。
公元1079年除夕前，苏轼在被关押了130天后，终于走出了乌台监狱，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在漫天风雪中踏上前往黄州的旅途，此时的他遍体鳞伤，前路漫漫。苏轼经此遭难，已变得心灰意懒，黄州在北宋时还很荒凉，此处将是苏轼的人生转折之地，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是他的桃花源。
在黄州的职位很低微，并无实权，生活是如此拮据，为了养活一家大小，苏轼毅然放下读书人的身段，挽起袖子，带着一家人开垦、种地，俨然一个农夫。他深爱这片亲手开垦的土地，将它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从此，他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一个全新的自己。
要知道，在此之前，苏轼可是差点要考上状元的人，也是当过太守，见过大世面的，苏轼的豁达，由此可见一斑。
在黄州期间，公元1082年，苏东坡写出了千古绝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公元1084年春，在黄州当了四年农民后，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途中，他专程去拜望了已经归隐的老领导王安石，这一年，他47岁，此时的王安石63岁，已然老态龙钟。
当年争锋相对的两个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诗文，谈佛论道。北宋这些高人雅士之间，有一种当今中国已近绝迹的君子之风，朝堂上固然有政见之争，但私下里却是惺惺相惜。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东坡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公元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苏东坡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新旧两党轮番掌权，朝堂上暗流涌动，党派之争愈演愈烈。苏东坡的政见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仕途仍是起起伏伏。
随后，苏东坡自求外调，又回到了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他主持疏浚了西湖，用挖出的泥修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苏东坡在杭州过得很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