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柳宗元文论的主要作品。本文着重讲述两个问题：
一是建立师生关系以推动古文运动。
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中，我们常常将韩愈和柳宗元并举，他们的文学创作和风格也有同有异。
针对第一个问题，韩愈有《师说》，他被人所推崇和学习，可以说是很多人的老师。
柳宗元与韩愈不同，他不仅不敢为人师，而且公开反对韩愈的“抗颜而为师”（抗颜为师，意思是不为他人所制约，这种意志坚定的人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
尽管事实上他对后进之士也“愿悉陈中所得者”（愿意将自己的所得所感讲述给后世晚辈）
而“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衡山和湘水，柳宗元字子厚）
但他毕竟是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的（行老师之实，去老师之名）。
一是论述“文以明道”和由经学文。
这个问题是本篇的核心，也是作者文论的核心。
首先，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不苟为炳炳烺(lang )烺(lang)，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事”。
即作文章不应该像骈文那样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和谐的声律，应该与经世致用相契合。
其次，柳宗元谈到为文的目的既然在于明道，就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轻率之心、怠惰之心、昏聩之气、骄矜之气。）
这跟韩愈所谓“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的说法有一致之处。
即从相反方向对文章提出诘难、挑剔，平心静气地考察它，直到辞义都纯正了，然后才放手去写。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加深自己的修养。
第三，谈到学习五经旁及子史的问题。他肯定了先秦古文，同时也特别注意到以先秦古文为渊源的两汉古文，尤其是司马迁的古文。
这就把五经子史的文章归入文学的范畴，而破除了以儒家书籍作为经典的成见。
这与萧统《文选》的观点不同。
萧统认为“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
即至于周公旦撰写的那些典籍，孔尼父编订的那些书籍，能跟太阳、月亮一起高悬空中，能与鬼神较量深奥玄妙，……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大概以表达思想见解为宗旨，并不以善于作文当作目的。
而与韩愈在《进学解》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虞舜和夏禹），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即写起文章来，一屋子堆得满满的。上取法于虞、夏之书，那是多么的博大无垠啊，周诰文、殷盘铭，那是多么的曲折拗口啊。《春秋》是多么的谨严，《左传》又是多么的铺张。《易经》奇异而有法则，《诗经》纯正而又华美。下及《庄子》、《离*》、太史公的《史记》，以及扬雄、司马相如的著述，它们虽然各不相同，美妙精能这一点却都是一样的。
这种把五经子史的文章当作文学看待的说法，不仅打破了推尊经史、卑视文学的旧传统观念，而且就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说，就五经、诸子、《史记》等作品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来说，就早期的哲学、史学著作还没有与文学严格区分的情况来说，韩愈、柳宗元的主张，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第四，本篇还论述了各家散文以及《诗》《*》等的特色，对它们作了适当地概括。
参考文献：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