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蕃扫天下感悟,陈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故事

首页 > 教育 > 作者:YD1662024-04-13 03:03:27

陈蕃扫天下感悟,陈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故事(1)

建宁元年(168)九月初七夜,一场充满诡计和血腥的宫廷政变正在发生。这是汉灵帝刘宏继承大统的第一年,在年仅十二岁的刘宏眼中,温顺和蔼的宦官们是替自己铲除逆臣贼子的忠仆,因而他并不是后世所传的政变被劫持。相反,《后汉书·窦何列传》中如此记载,宦官曹节一阵怂恿之后,“令帝拔剑踊跃”(《资治通鉴·孝零皇帝上》)。

真正被挟持的,是彼时掌握最高权力的窦太后。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汉桓帝死后,尚未成年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窦太后因而名正言顺地执掌朝政。所以政变一开始,宦官们先下手控制了窦太后,然后伪造窦太后的诏令,去逮捕窦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以及窦氏一族。到第二天的下午,随着窦武的兵败自*,宦官集团取得政变的全面胜利。

在这场史称“九月辛亥政变”中,最让人感到悲壮和震撼的一幕,是八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尉陈蕃,惊闻宫廷政变,面对如此变故没有丝毫退却,当即召集自己的门生故吏八十多人,各持兵刃去皇宫平乱,由承明门冲入,直抵尚书门前,如飞蛾扑火般进行最后的抗争,被捕后当天遇害。

陈蕃,字仲举,东汉名臣,为官清廉正直,官至太尉。当然,绝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陈蕃,永远停留在他的十五岁,因为少年意气的他曾说出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汉书·陈王列传》)

这个“扫一室”与“扫天下”的故事,因为入选过小学四年级的课本而家喻户晓。事情大体是,一位叫薛勤的人拜访陈蕃父亲,正巧父亲不在,薛勤便走进陈蕃的书房,却发现房子里面脏乱得一塌糊涂,便好心劝陈蕃打扫干净。结果陈蕃满不在乎地说了那句话,把客人顶了回去。课本上的结果有点儿尴尬,因为薛勤半劝诫半讥讽地回了他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不过在《后汉书·陈王列传》中,有关这件事最重要的史料记录,其实和课本出入很大。薛勤并没有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而是“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意思是,知道陈蕃有澄清天下的志气,非常赞赏。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人在陈蕃少年时,点醒他年少有大志,要从小事做起,学习做事的能力,否则小事不愿做,如何能办成大事。

于是,宋代诗人杨万里读完其传记后,写下了《读陈蕃传》:“仲举高谈亦壮哉,白头狼狈只堪哀。枉教一室尘如积,天下何曾扫得来。”

后两句理解起来容易,就是感慨“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前两句,似乎有点儿讥讽:陈蕃平时高谈阔论、抨击奸邪,确实威武雄壮。只可惜头发白了,却掉入狼狈不堪的境地,悲哀啊!

虽然陈蕃最终没完成扫除天下的夙愿,好歹也算是勇气可嘉,何至于被杨万里如此刻薄评价呢?

要理解杨万里,恐怕就要厘清东汉后期“党锢之祸”的缘由和细节,回到中国首次出现大规模文官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朝代,回到那个清流们敢于“标榜正义,激浊扬清”,甚至专和皇帝对着*年代……

陈蕃的个人命运、性格特点以及最终的功亏一篑,从某种意义上说,充分展示了他背后那个群体在政治权谋上的不成熟:清议有余,手段不足。最终祸水来势凶猛,清流被残酷镇压,直接引发了东汉王朝的全面崩溃。

汉桓帝当真总是站在宦官这边

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在读中国历史时,看到仇士良、童贯、魏忠贤等宦官专权时恼火得很,更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是那些昏君不知为何总是站在宦官一边,听信谗言打击忠良。

按一般意义的理解,汉桓帝也是这样一位昏君,他宠信宦官,发动了第一次“党锢之祸”,严厉打击清流。但是汉桓帝当真总是站在宦官这边吗?并不是。

汉桓帝刘志,十五岁时被梁太后和她的兄长大将军梁冀扶上皇帝宝座,此后朝政一直被梁冀独揽。成年后的汉桓帝不想再当傀儡。由于朝廷中遍布梁氏亲信,他只能求助身边的宦官。延熹二年(159),二十八岁的刘志在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倌、唐衡的帮助下,一举除掉了梁冀。事成之后,五位宦官同日封侯,其中单超最为得宠,被封两万户,宦官集团权势迅速膨胀。

“阉人”当道自然要引发外朝官员的不满。就在这年的九月,便有一位官员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汉桓帝大怒,立即逮捕李云,下令处死,众多官员求情,时任大鸿胪的陈蕃谏言,直接被罢官。还有一位叫杜众的官员,上书愿与李云同死,想将汉桓帝一军,没想到汉桓帝正要*鸡儆猴,便将李云、杜众二人一起处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汉桓帝此时刚刚得到权力不久,对拱卫皇权的宦官势力非常维护。但仅仅过了一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单超的侄子单匡任济阴太守时贪污钱财,被兖州刺史第五种(复姓第五)举报。单超诬陷第五种有罪,直接把他发配到朔方。因为朔方太守是单超的外孙,到那儿肯定没好果子吃。不料,第五种中途被人解救并隐匿起来。单超对此气急败坏,很快发病而死。汉桓帝虽然厚葬单超,但直到第五种在大赦后回家养老,也没有再追究此事。

单超的早死其实是他的福气,避免了看到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那一天。延熹八年(165),有人举报宦官左倌的亲戚贪赃枉法。这一次,汉桓帝没有对宦官集团客气,直接下令严查。结果一查一大堆,左倌及其兄长左称、侯览的弟弟侯参畏罪自*,徐璜、侯览和具瑗的哥哥具恭被革职逮捕,具瑗主动辞爵跑进监狱谢罪。基本上,立下拥立之功的“五侯”及其继承人都受到牵连,被剥夺了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前后风光了五年就集体失势了。显然,汉桓帝并不会让宦官集团的势力过大。

延熹九年(166),黄河水变清了。汉桓帝大概有点儿志得意满,觉得自己的帝王术还行,外戚、宦官、官僚集团平衡搞得不错,况且他还从民间和基层提拔了不少人才,上天大概也觉得他干得不错吧,所谓“圣人出,黄河清”。可是就在这一年,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了,将汉桓帝的“圣人梦”砸得粉碎,而后世对他的评价也因此急转直下。

“党人”们真的威胁到皇权了吗

经历“李云案”而被罢官的陈蕃,后来被汉桓帝再次征召。在光禄勋的位置上,陈蕃继续行谏争之实。当时汉桓帝封赏频繁,很轻易地便封侯赐爵,陈蕃上书反对;另外他嫌汉桓帝后宫的宫女太多,也一并给予批评。《后汉书·陈王列传》中记录了他的上书:“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意思是,你后宫这么多宫女,国家怎么能不贫困呢?

汉桓帝接到奏章后,先是依从陈蕃所言,放出宫女五百人,紧接着却又封了两人为侯。汉桓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可以听你们点儿建议,但不能什么事都管着我。可惜陈蕃毫不识相,延熹六年(163),陈蕃再次就皇帝出巡、校猎一事上谏章,结果是“书奏不纳”,他本人很快被人诬陷而罢官。

再次被起用后,陈蕃最终升任太尉,正式成为朝臣领袖。此后,他在立皇后问题上又和皇帝对着干。等到第一次“党锢之祸”时,他又坚决不肯在党人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并上表为党人说情,又被罢官。

纵观陈蕃入朝为官的经历,几乎不是被罢官,就是写奏疏批评皇帝准备被罢官。但他并不是个例,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东汉后期产生了一批清流派名士,他们以“清议”为己任,实现对朝廷的舆论监督。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往往成为批判和抨击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谏争的官僚则成为褒扬和赞颂的对象。而陈蕃就和窦武、刘淑一起被当时的清流派名士奉为“三君”,为“一世之所宗”,意思是值得世人学习的榜样。

就这样,汉桓帝敏锐地感觉到,文官系统和太学生们正在形成一股和皇权抗衡的势力——不管家事还是国事,皇帝干什么都要遭批评;宦官集团只要犯一点儿错,也会被他们抓住不放;动不动他们还要集体请愿。最后汉桓帝给他们定性为“结党营私”,称他们为“党人”。

产生“党人”的社会基础,是东汉儒生的大量增加。此时的太学已进入鼎盛时期,西汉初立时只有几十人,到东汉中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却达三万多人。太学生大都出身于地方豪强和贵胄世族,入了太学自然想做官,但哪儿来那么多官给他们做?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察举制”。“察举制”是当时官员的选拔制度,顾名思义就是先察后举,地方官根据百姓评价选拔人才推荐做官。这种制度完全以个人推荐为基础,等于将皇权变成了私权,个人推荐显然只会推荐自己熟悉或者同一个圈子的人,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太学生们想要做官,就必须投到能举荐他的利益集团中去。

同样因为“察举制”,个人评价体系没有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是掌握在清流士大夫手中,这些人实际上掌握了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是可以变现的,因为获得他们的好评就可以做官。比如,清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膺,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员都以与他结交为荣,如果某个儒生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暗含了皇权的某种危机,党人的利益集团和清流派的舆论监督,隐然和皇权平起平坐。甚至在基层社会,这种小圈子和话语权对个人所起的作用远比皇权更实际。感受到巨大威胁的皇权,势必要对日趋声势浩大的党人势力进行压制。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张成事件,点燃引信的正是天下读书人所仰慕的李膺。张成是当时有名的术士,他和宦官集团交好,得知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便谎称自己未卜先知,更唆使儿子*死仇人。果然,在司隶校尉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廷颁布了大赦令。按规定,李膺应立即放人,哪知他却违旨将张成儿子处死,引得朝野称赞。

倘若此事只是孤案,汉桓帝还不会那么火大。事实上,仅仅在延熹九年(166)就发生过数起类似事件。大赦令颁布后,地方官员却依旧违抗皇命,斩*犯人。犯人本身或罪大恶极,或只因和宦官集团搭边。毫无疑问,这两起执法行为,本身就是抗旨不遵、知法犯法。

感受到严重挑战的汉桓帝完全被激怒,李膺的做法无疑是顶风而上,朝野的一片赞誉和叫好更是火上浇油,让党人们和皇权完全站到了对立面。在宦官的支持下,张成及其门徒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惑乱人心。气急败坏、忍无可忍的汉桓帝在延熹九年(166)年底下令,逮捕李膺,并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二百多人被捕入狱。永康元年(167)六月,汉桓帝大赦天下,李膺等人幸免于难,但他们的名字被朝廷记录在案,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史称“党锢”。

不过,第一次的“党锢之祸”,表面上党人似乎是受到重大挫折,遭遇了牢狱之灾,但二百多党人最终全部平安出狱,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这种人心所向让李膺等人的声望愈加隆盛,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而宦官在舆论上则被完全逼入死角,惶惶不可终日的他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因此党人与皇权的斗争,还会有第二回合。

殊死反扑、被逼入绝地的宦官们

第一次“党锢之祸”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

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当时汉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到大牢审问“党人”,此王甫,便是后来声名狼藉且在“九月辛亥政变”中抓捕陈蕃和窦武的宦官,这是他在史书上的第一次登场。

一批犯人戴着刑具等待审问,名士范滂却在后面要求插队,自愿先受拷打,王甫便先审问他。结果范滂仰天慷慨陈词,竟然让王甫听了非常动容,就把他们身上的刑具全除去了。

当然,作为范滂传记的重要情节,主要是突出范滂的大义凛然。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至少在这个阶段,还是有不少宦官同情“党人”的,甚至宦官内部也对那些行为不端的“阉人”怨声载道,远没有像“九月辛亥政变”那一夜的同仇敌忾。

那么仅仅过了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宦官们最终被逼上绝路,只能抱团取暖?

此时,大形势的确对宦官集团极度不利。永康元年(167)十二月,宦官集团的最大靠山汉桓帝病逝,十三岁的刘宏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和陈蕃受到重用。政局迎来了重新洗牌,李膺等被“禁锢”的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当初主张严惩“党人”的宦官们惴惴不安。而且形势很明显,老皇帝刚死,新皇帝年幼,大权尽在窦氏掌握,外戚和文官系统更是要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宦官集团。

事后来看,窦武与陈蕃最大的错误就是要彻底废弃宦官制度,并将所有宦官一网打尽。这样难免树敌过多,也很难得到窦太后的认可。所以窦太后始终认为,当诛*有罪的,不同意全部诛*。

关键时刻,窦武又犯下致命错误。他好不容易找齐宦官们的罪证,写了一道建议捕*宦官的奏折,竟然还要从正常程序上报窦太后,结果窦武临时有事从宫中返回自己的府邸,这道*气腾腾的奏折便落入宦官手中。

《后汉书·窦何列传》记载了宦官们看到这道奏折时的愤怒,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意思是说,宦官中放纵非法的当然该*嘛。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呢,何以一起要被灭族?由此可见,这道奏折上的打击面太广,一些平素毫不干政的宦官也被列入诛*名单。因此宦官们同仇敌忾,歃血为盟,誓要和窦武等人血拼到底。

东汉中后期,皇宫中的宦官有两千多人,一旦宦官们拧成一股绳,控制内廷就不费吹灰之力。事变当夜,宦官们的行动力是惊人的。在这场血腥政变中,行事最关键、*伐最果断、手段最毒辣的恰恰是曾经同情“党人”的王甫。

宦官们在成功怂恿了皇帝后,当即召集尚书官佐,用刀胁迫他们写下委任诏书,令王甫为黄门令掌握宫禁。王甫火速持皇帝的命令至北寺狱,解救此前已被窦武逮捕的宦官。北寺狱本已被窦武的人所掌握,自然有所怀疑,王甫没做任何解释,将其全部诛*。被抓宦官获释,宦官集团中的死硬派顿时得到大大补充,当下合兵一处去太后寝宫劫持了窦太后,夺了玺书。随后伪造窦太后诏令,让使者同持太后、皇帝的命令,去收捕窦武等人。窦武自然不信女儿会抓自己,不肯奉诏,他跑进由子侄控制的北军军营,在射*使者后,准备率北军在天亮后反攻。

此时,形势对宦官来说是非常危急的,京畿地区的兵权绝大多数控制在窦氏手中,一击不中,时间拖得越长对他们越不利。

也算是天亡窦氏,窦武此前确实已将兵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却漏算一着。最近,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正好回京述职,张奂长期镇守北部诸郡,主要任务是防御匈奴,此次他带了数千人回来,被安置在城郊的长水校尉大营。

张奂是边军将领,不属于朝廷中任一派系。关键时刻又是王甫,他持节下诏急调张奂的部队入城护驾,张奂见王甫手中有皇帝、太后的玺书,自然不敢怀疑,当下率军进入长安,屯于朱雀门下拱卫皇宫。此外,王甫还把宫中所有能调动的虎贲、羽林、厩马刍、都侯等,共一千多人,全部动员起来,不断补充到张奂的布阵中。

到了第二天清晨,窦武的北军来攻,两军对垒。王甫令人出示皇帝和太后的诏书,令手下不断喊话:“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禁兵,为什么要跟着造反的人呢?先投降的有赏!”两军几乎没有激战,窦武的士兵纷纷倒戈,到了中午,竟落到“兵降略尽”的地步。窦武只能逃跑,不幸被包围,无奈自*。

政变结束后,曹节、王甫等十八名宦官因平乱有功受到封赏,而窦武、陈蕃的宗亲、宾客、姻属或者被诛*,或者被流放,长安城陷入一片血腥屠*之中。

宫廷喋血已然结束,但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二年(169)十月,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而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要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便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而李膺和范滂等清流名士再也没有上回入狱的好运气,最终都被拷打致死。

建宁四年(171)正月,汉灵帝刘宏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再罪大恶极的囚犯也会被释放,然而党人不在赦免之列。事实上,对于党人的种种迫害,一直延续到中平元年(184)才停止。

大好局面,怎么就被翻盘了

回顾“九月辛亥政变”之夜,其实有三次决定性的转折点,前两个转折点非常清楚,一个是窦武奏请窦太后铲除宦官的消息遭到泄露,宦官先下手为强,打了窦武等人一个措手不及。另一个是宦官们竟然能想到矫诏调动张奂和他的边军过来,否则仅靠宫中的一千多虎贲、羽林,他们是不可能有信心对抗窦武叔侄统领的北军的。

但第三个转折点,一般人恐怕想不到,就是作为朝臣领袖的老太尉陈蕃,如飞蛾扑火般带门生故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这件事。必须承认,这是政变中最悲壮的一幕。

当时的情况是,窦武正在北军军营中做最后的战前动员:“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后汉书·窦何列传》)陈蕃该做的是和他会合,而不是逞匹夫之勇。毕竟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却依旧没有洞察全局的眼光和手段,还像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样,意气用事,寥寥八十余人,能诛除阉党吗?不过是送死而已。倘若陈蕃能和窦武合兵一处,反败为胜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什么这么说?就在窦武被*的第二天,政变时宦官集团最重要的外援和救星——张奂,在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后懊悔不已。后来宦官集团论功行赏,张奂被提拔为大司农。感到被利用的他痛心疾首,坚决不受封赏,甚至还上奏汉灵帝,要为窦武、陈蕃平反,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做法,最终让他被禁锢归田。

我们可以大胆设想一下,窦、张两军对垒之时,倘若陈蕃作为朝臣领袖来助力窦武,以张奂日后的表现,他会不会当场就对宦官集团产生怀疑呢?毕竟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集团两者之间争斗太过频繁,作为边军将领的张奂一时无法判断谁是谁非,但以陈蕃的资历、人品和天下人的敬仰,张奂至少要掂量一下正义的天平究竟倾向哪一方。

即使陈蕃不能说动张奂弃暗投明,但有他坐镇,相信北军的士气能提高一大截。毕竟当时两军对峙,双方都指责对方为叛逆,宦官们可以拿出皇帝和太后的诏书,而窦武则拿不出任何证据。此时,陈蕃作为国之重臣鼎力相助,至少让北军士兵感到民心所向,也不至于落到全军不战而降的地步。

那么此时的陈蕃在哪儿呢?

他已被关在北寺狱大牢中,临死前还遭遇了奇耻大辱。

《后汉书·陈王列传》中记载,早就对他怀恨在心的黄门从官们,纷纷上前踢踩他,边踢还边骂:“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意思是说,死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我们的员,削减我们的开支。这些小吏竟然未经任何程序,当晚就*害了他。

这也就是杨万里时隔千年以后,生出“白头狼狈只堪哀”的悲叹的原因。

可以说,陈蕃毁在冒进冲动上,而窦武则死于优柔寡断。

彻底铲除宦官集团,这一念头最早起于建宁元年(168)五月。因为天上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以汉朝人的观念,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的警告,窦武借机上奏太后,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要将他们全部诛*。

显然,此时窦武与陈蕃早已互通心意,外戚与重臣的联合基本宣告了宦官们的命运。这本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政治行动,却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了变化。

窦武将铲除宦官的计划告知女儿,窦太后却犹豫不决,而窦武因为女儿的举棋不定,竟也一直隐忍不发。

从五月一直拖到了八月,陈蕃等人的接连催促都无果,最终还是善观天象的刘瑜称“以星辰错谬,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后汉书·窦何列传》),才推动窦武再次行动。在这个月,他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宦官首领曹节等人,但窦太后还是不同意,因为她认为证据不足。或许确实是太后太过妇人之仁了,但窦武还真的就按程序去办,一步步寻找“罪证”,时间越拖越长,给了宦官集团谋划反扑的机会。

即使到了最危急时刻,窦武逃入北军射*拘捕他的使者后,这老先生依旧是慢半拍,按理说变故已然发生,所谓兵贵神速,当夜就该集中北军优势兵力,挥师进宫,抢夺太后和皇上,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奇怪的是,他还是不急,一直等到天亮后才摆开阵势,就是不攻,好像非得让宦官们充分调动好兵力后,光明正大打一场才算是真君子。

窦武、陈蕃二人自身品德高尚,立志终结宦官专权,却因为自身缺乏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最终事败身亡,特别是陈蕃悲壮而又憋屈的死法,让人感到既可怜又可恨。

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本,经此浩劫,天下儒生被清洗一空,宦官专权达到历史顶峰,最终酿成了黄巾之乱。

(摘自《细读两汉四百年》 杨基宁/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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