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隽秀文艺的杭州城蕴养了苏轼的诗兴，当他从杭州离任，奔赴密州的途中，苏轼诗词创作的激情一路高涨，四十多天的行程中，写下了十几首诗和三十来首词。其中一首《沁园春》很能表达他当时的心境：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读这首词的上半阕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温庭筠在《商山早行》中描写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诗句中透露出无尽的清冷和孤寂，传达出了作者背井离乡的苦楚，与对不确定未来的迷茫与担忧。
诗词的下阙表达了作者在这个时期对人生的思考，他对自己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感到无可奈何的同时，也逐渐生出了淡泊名利的心态，其中“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就是全词的“词眼”，有种置身事外、笑看风云的洒脱与不羁。
《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意境十分超脱，可见苏轼在密州的诗词中还蕴含着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哲理，让人读来有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越看越值得玩味和咀嚼，细细品来总能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启迪。
苏轼在密州期间诗词的产量极高，将近他一生诗词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且诗词的风格逐渐定型，非常具有其个人特色。那为什么这个时期，苏轼的诗词会有如此鲜明的特点呢？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苏轼到密州后诗词风格更奔放浪漫，想象力更自由奇幻，这种文风固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自幼就博览群书，最初学习贾谊、陆贽的文章，文风偏工整有条理。后来，苏轼开始习读《庄子》，便被其瑰丽绚烂的文风所折服，开始钻研这种飘渺雄奇的文字技巧。苏轼曾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的确，苏轼之后的不少诗文的意境都可与《庄子·逍遥游》相媲美。
二是，苏轼诗词内容更加趋于大开大合、收放自如，这跟他个人生活经历不无关系。“四十不惑”，苏轼正是在密州进入了“不惑”的年纪。苏轼二十来岁就名动京师，可谓是少年有成，意气风发，但他在三十岁左右经历了丧母丧父丧妻的悲恸经历，同时由于耿直的脾气，他官场上混得也不太顺利。
因此，苏轼这个时期的诗词似乎时时在提醒自己年事已高，常用“老夫”自称，除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还有《蝶恋花·密州上元》中“寂寞山城人老也”等，都在感叹自己不再年轻。在认老的同时，苏轼不少密州诗词中也总透露出他看淡名利、意欲退隐的精神状态，如《沁园春·孤馆灯青》中的“用舍由时，行藏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又如《雪夜书北台壁二首》中“老病自嗟诗力退，空吟冰柱忆刘叉”等。
然而，苏轼一面嘴上说自己人老志疏，又常常在诗词中诉说他未酬的壮志，表现他老当益壮的精神面貌。《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一句恰恰表现出他对朝廷重新重用他还抱有希望。另外，他还经常借酒浇愁，也不过是掩盖自己怀才不遇却壮心不已的尴尬，如《南乡子·和杨元素》中“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也是说明了他其实还是想干一番事业的。
正是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让苏轼的心志有了更为豁达的状态，气度跨越甚是宽大，其眼界更是高可建瓴低可拘泥。因此，其诗词的格局可以更加的开阔和大气，同时也可以低吟浅唱，两者毫不相违。同时，苏轼内心在退隐归田还是继续为官干事上游移不定，诗词里充满矛盾，也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的奇妙感觉。
三是，外放的生活让苏轼有了更多的人生思考，逐渐丰富了他的哲理内涵。由于不支持王安石“毒石悍药”般的变法，苏轼在朝堂上受到了排挤，于是自请出京，外放到了杭州，之后又到了密州。在京城之外，苏轼体验到了民间疾苦，尤其是杭州与密州在经济、人文、地理、物产上的巨大差异更让苏轼感叹不已，于是触发了他更多的人生思考。
如他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本是他对留在官场所处窘境的担忧，而以“天宫”作比却十分恰当地道出了身处高位人内心的痛楚。另外，苏轼在地方上看到太多受苦受难的百姓却无能为力，从而引发了对自己当官到底对不对，自己才华究竟有何用的思索，如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所说“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足见他心中的顾虑。
正是在密州，苏轼有了更多对人生的思忖，因此他的诗词中逐渐出现了大量富有哲理的词句，不仅符合他当时的心境和感情，也触动了当时社会上部分人的心弦，因此众人读来都觉得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