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 简称“纲常”。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用以保障实行“三纲”。正式倡于两汉，其源则可溯至先秦。孔子已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韩非子·忠孝》以“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德。西汉初贾谊则进而提出“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新书·六术》）。至董仲舒始对此五德冠以“五常”之名，并作了详尽的界说。“三纲”观念亦由董仲舒首先使用，他把韩非的“三事”概括成“王道之三纲”，规定“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以“阳贵阴贱，天之制”（《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来论证臣、子、妻只能依附君、父、夫而行动，并提出“三纲五纪（五常）”（《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谶纬神学循着董仲舒所确定的“三纲五常”的基本格局而行。《礼纬·含文嘉》说：“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三纲六纪》引之，又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和解释：“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强理上下，整齐人道也。”而“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入宋以后，理学家对此作了形而上的论证。朱熹把“三纲五常”纳入“天理”的轨道：“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论语集注》），又从“天理”论证“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赋予“三纲五常”以超时空的道德绝对主义的性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率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去批判“三纲五常”，谭嗣同从“仁—通—平等”的道德观点出发，视纲常名教为束缚人们身体与精神的“网罗”，以为“三纲之害”，“不唯关其口，使之不敢昌言，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倡言“冲决网罗”。主张在“五伦”之中废除四伦而只保留朋友一伦。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使人成为他人的“附属品”，“无独立自主之人格”（《一九一六年》）。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并望以“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去替代“儒者三纲之说”（《吾人之最后觉悟》）。
先质后文 西汉董仲舒推崇儒术的政治主张之一。《春秋繁露·玉杯》：“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董仲舒认为“志为质，物为文”，“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礼制的外在形式必须与内心的虔诚相结合。两者之间，董仲舒更重其“质”，“礼之所重者在其志”。
天伦 指父子、兄弟等天然的亲属关系。在中国奴隶制时代，宗法制度与国家制度合为一体。到了封建社会两者已分开，但宗法制度可以加强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封建国家仍是需要的。儒家经学自觉利用宗法制来为封建国家服务。《白虎通》强调君权与父权结合，常把君与父并称，以为“君父大义”是一致的。说“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臣、子与君、父，共一义也”。儒家的伦理道德因天而神圣化，天子因天而神秘化、至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