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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为不管是读书做文章，还是做人做事，要成功都要靠“熟”这个字，并进一步提出一种“熟”的哲学来。这里的“熟”指文章、书法等技艺方面，或者修身悟道方面达到一种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状态和境界。
“熟”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富意蕴的概念，我们经常说“成熟”“熟能生巧”“驾轻就熟”“瓜熟蒂落”等等，谚语也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等。
天下万事贵于熟
曾国藩说：“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
“五谷不熟，不如荑稗”，意思是五谷如果不能成熟，还比不上能结实的野草，比喻条件素质再好，如果最后不能有所成就，那就还不如素质条件差的。
曾国藩对这句出自《孟子》的话大加赞赏。曾国藩本人的资质并不高，读书也没有绝佳的记忆力，但是他坚持一个“熟”字，“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一点点吃透弄熟，绝不马虎过去，从而学有所成。
曾国藩承认自己天资平平，他说：“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就是这中等之材在“熟”后做出了让人瞩目的功业。
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
曾国藩说：“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是先立规模，后求精熟。”
这里的“规模”有“规矩”“格局”“目标”等意思。要成人必须要有规矩，人生要有大的格局和长远的目标，这些都是修身中的“先立定规模”。
曾国藩30岁时立志，以“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为“终身大规模”，这一“大规模”以后一直影响和支配着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有时候“立定规模”就是“立志”，曾国藩又说，“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立定志向（而致于熟），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
曾国藩有一副自题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他把圣贤视为自己的最大目标，他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也就是说，无论帝王将相，圣贤豪杰，都有各自的一种志向，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不问收获，只问耕耘，重点在“耕耘”两个字上。
“熟”道之体：不挫于物
“不挫于物”出自《孟子》，指心不被外界屈服而始终保持道义，这是根本。只有保持最初之本心而持之以恒，不被外部的非议所扰乱，才能“不挫于物”，勇往直前，最后到达精熟的状态。
李瀚章这样评价曾国藩：“其过人之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动。”曾国藩这个人的过人之处，在于一旦看准了，就能够坚持定见，不为种种浮议所动摇。
其实湘军首领中，胡林翼的见识与品德都不在曾国藩之下，然而胡林翼的成就却不如曾国藩，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胡林翼缺乏曾国藩这样的定见。用曾国藩的话说，胡林翼“于久经谋定之局，每至临事变其初计”，对于大家已经商定的方案，一遇到大的压力，就容易出现动摇，临时改变计划。
曾国藩说，“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浮议摇撼”，原因很简单，耍嘴皮子比干实事要容易得多，若是有人提出一个计划，开始一个行动，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来动摇他的决心。
天下的事情只是人尽力去做而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自然会有路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如果刚刚受到挫折，或者听到别人不切实际的议论就心情沮丧，改变计划，那是成不了事的。
因此，对于做人做事，既要有过人的见识，而在看明白以后还要有一种坚持、一种定力、一种意志、一种“倔强之气”。
“熟”道之用：机应于心
“机应于心”出自《庄子》，指水到渠成、自然而熟，心中对“道”的体悟已到化境，得心应手，用于日常生活。
《庄子》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对“机应于心”做了形象化的描写，厨师动作优美，合乎音乐节拍，瞬间把一头牛分解开来，而一把刀用了十九年还是不减锋利。
厨师之所以有这样高超的技术，是因为他追求的是“道”，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技艺上。“机应于心”就是人道通于天道，在天人相通而走向成熟之中，化天道为人道，化天性为德性。
到了“机应于心”的境界则兼容并包，撤去藩篱而有一定之规，那种思想资源都可以吸收利用，不必有门户之见。曾国藩除了讲儒家理学之外，对诸子百家也多有采获。
他认为“立身之道”若是兼有大禹、墨子的勤俭和老庄的虚静，则可以“修己治人”，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这是对先秦诸子的赞扬和重视。
对于用兵治民，曾国藩把申韩的严刑与孔孟的仁义揉在了一起：“锄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虎，所以爱人也；募勇剿贼，所以爱百姓也。”“不治以严刑竣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