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学习方法,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

《太极图说》 周敦颐

周敦颐的太极－人极认识论是宋明认识论的基本框架。周敦颐认为,人是天地之间最灵秀的气息聚和起来的,所以最有灵性。有形体出来后,精神就产生了,人的意念一旦受到外物的感应而发动,就有善恶判断而有分别。可以说,人一来到世界上,跟世界打交道的瞬间开始就一定要对与心感应的事物有所分别,或善或恶。原来世界是浑沌的无极世界,没有分别,一旦世界被视为太极,心物互动,分出阴阳,人事就要分出善恶。天地分阴阳,人事分善恶,而善恶一分,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善恶来自人意识的分别,圣人看到纷繁复杂的人事,通过“中正仁义而主静”为人事建立秩序。在《中庸》里,“诚”不单是真诚,也是人投入宇宙的创生、参与万物变化的过程。人到了“至诚”的状态即可以与天地相参。“参”有人跟天地并列为三之意,说明人完全投入到天地之间的变化当中。就此而言,“诚”成为真诚至极后与天地共生的创造性。周敦颐在《通书》里将“诚”作为从太极到人极之间的认识论并系统化。万物的开始是诚的源泉,万物各正性命是诚的展开,所以诚贯穿万物之终始,它有本源之意,但不是一个实体的开端。“诚”是一种寂然不动的状态,在静到极致的状态中,运动产生,万物神妙莫测的变动和化生相继发生。其感而遂通的状态是一种“几”微,其时似动非动,似静非静。正是在此状态中,圣人依据物理,确立人伦。可以说,“诚”是周敦颐太极－人极认识论的具体化。

邵雍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以“观”为中心的贯穿天中与人心的认识论。其先天易学以“心”为本,心不仅仅是人心,而且是天地万物之心。邵雍将心视为天地万物始生之本,万事万物都由心生。这样,心就与太极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天地之中与人之心是合二而一、不可分离的。当人心合于天中,则天地之道就与人世之道相贯通。在易学上,邵雍将先天之学看作是对心的表达,而将后天之学看作心所发动而成的事件表象。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的道是贯通一致的,都是出入有与无、生与死的道,也可说是自然而然而且不会更改的数理。

《观物篇》邵雍

《观物篇》认为,观察事物不可以用具体的耳目,而当以心甚至是理来观察。具体的感官只能看到事物的形态,需要用超越独特视角、领悟了“理”的全角眼光来看待事物。邵雍用水镜来做比喻,认为水虽然能够显现万物之形,但不能顺应万物的本性,圣人以“以物观物”,能够顺应事物的本然状态,完全不掺杂主观情绪,但他所发的情感都与事物的变化相适宜。圣人由于无我,所以能够顺应事物变化,理解事物之性,达到物我贯通的神妙、明白的境界。

张载和程颢奠定了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框架和讨论方法。张载一生穷神研几,呕心沥血,以对《易传》的心得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在认识论方面,张载继承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之说,认为仅仅靠见闻不可能了解天下精彩纷呈的事物。一般人的心念为见闻所拘束,但圣人能够“大其心”,将他的心念扩大,不被具体的见闻所桎梏,便可以认识到天下没有一件事物当中没有我的存在。天之大到没有边界,有所限定的心念是不可能体认事物的全体的,也就不能跟“天心”相合。可见,张载的认识论是“大心体物”,既承认具体的“见闻之知”的合理性,又强调不依靠见闻的“德性之知”,即“诚明所知”,即内心之诚冲扩至宇宙全境的一种“天德良知”,内外相融,达到对全宇宙整体的认识。张载指出,为学的根本在于“变化气质”,即逐步减少后天的“气质之性”,以返回先天纯善的“天地之性”。人来自天地,即禀赋天地之自然本性。然则,后天的习气杂而不纯,所以要变化气质,以期达到《西铭》“民胞物与”的理想境界：身体之气充斥天地,天地的气就是我的本性,人们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仁民爱物,生死顺其自然。这种“大心体物”的最高境界是“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易经》复卦一阳生于众阴之下,象征阳气初升,复卦有“见天地之心”之意。张载认为当大心至于天地,将天地都含纳在心灵关怀的范围之内：关心百姓的生活,为天下人民安身立命；继承往圣先贤的绝学,希望开出万世不变的太平。

张载像

程颢将天理解为“理”即“天道”,视其为万物生长发育的根本,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只是名相上的区别,道器不离。他继承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看法,认为人要认识道就要达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认识到天地万物都与己有关,达到内心活泼快乐的仁境。这一仁境在其《定性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程颢认为,天地的心周遍万物,却没有实在的心意可见；圣人之情也是如此,顺从万物之变化而没有任何主观的情感意念参与其间。所以,圣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完全没有任何主观意愿,跟随事物的变化而无所执著。这既是《易传》“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孟子“不动心”、禅宗“无念”等思想的延续,也跟周敦颐、邵雍、张载的认识论一脉相承。

程颢像

按程颢的说法,其学问虽然有所传授,但“天理”二字是自己体贴、琢磨出来的。这是其无愧于哲学家之名的地方：“天理”学说是认真钻研、体会之后才能达到的哲学创造。“体贴”即是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和把握,这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一个传统。顾名思义,体贴是用身体去体会、体察、体悟,要靠经验,身体力行地参悟学问,最终认识学问之道,它是全身心地跟你所要认识的学问之道融为一体的哲学认识方法。

程颐和朱熹的认识论是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而朱熹注《大学》“物”为“事”,开始了宋明形上学的认识论转向。从形上学角度来看,经过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形上学的充分讨论之后,宋明哲学家对于“理”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贡献较为有限,很难再提示出新意。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哲学家的主要哲学贡献都在认识论上,这也是何以“朱陆之辨”、朱学与王学的分野近千年来一直引人入胜、让人着迷的根源所在。

程颐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理至微难明,而象则错杂明显,突出了中国哲学传统体用不二的特点。与此相应,他提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不可以将动与静、阴与阳任何一端视为宇宙的开始。在程颐看来,世界的开端虽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动的可能性是一切变化之端绪,也是天地之根本,因此,他强调“动之端乃天地之心”。认识世界的全体也就是要认识世界开端变化的可能性,即“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中”。心就其本体而言,是寂然不动的,而就其用而言,是感而遂通的。涵养于情绪尚未发动之前,保持这种敬畏状态即是“主敬”,但不是有意为之,不可让心意为某一念头占据,这是格物穷理的根据。不过,程颐强调“理”在物上,需要一件件地去格,最后达到豁然贯通,这一思想后来为朱熹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