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康有为看来，眼下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似乎只是书斋玩味。
他认为，国画要想有前途，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丰富和改造。
康有为把这个改造国画大任的希望，寄托在徐悲鸿身上，对他说：
“你一定要出国，去看看人家的绘画！”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给的推荐信和盘缠，登上了去日本的客轮。
在东洋，他流连于画展书店，向当地艺术大师求学请教。
半年后，徐悲鸿学成归来，又在康有为的引荐下，结识了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邀请徐悲鸿来北大艺术系任教。
徐悲鸿在北大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受新思想影响，创作了许多关心劳苦大众的风俗画。
不久，徐悲鸿争取到官费留学法国的名额。
临行前，蔡元培说：
“你比我年轻，要到法国去！回来改革中国绘画，为民族争光。”
徐悲鸿背负着民族绘画的希望和对民族的感恩，来到了艺术圣殿巴黎。
他的求学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碜的。
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
寒碜的，是徐悲鸿的囊中羞涩。
徐悲鸿经常带一个面包就在卢浮宫待一天。
所幸中国驻法大使馆有时会接济他。
也正是在这儿，年轻的徐悲鸿邂逅了年轻的*。
两人谈艺术，谈中华民族，成为知己。
徐悲鸿孜孜矻矻地学习了八年后，带着精湛的绘画技巧和广博的艺术知识，毅然回到了祖国。
此时，他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界的风云人物了。
但徐悲鸿没有忘记，他能有今天，全靠前辈们的提携和民族同胞的赞助。
徐悲鸿因此创作了大量反映民族精神的画作，表达自己对民族的感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悲鸿心急如焚，把对日寇的满腔怒火转化成艺术创作热情。
1939年初，徐悲鸿抵达新加坡，码头上挤满了欢迎中国画坛巨匠的新加坡名人与记者。
徐悲鸿下船后，向在场的记者宣布，他将在这里举办画展，为抗日筹集善款：
“尽其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
我希望能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
徐悲鸿的义举得到了各阶层华人的认同，平均每二十个新加坡人里，就有一个参观过他的画展。
最后徐悲鸿筹集到一笔天文巨款，全部捐给祖国。
徐悲鸿却不因此而沾沾自喜：
“出钱者，无论数量如何之大，必不能比得上为民族而牺牲性命者的贡献。”
日寇铁蹄肆虐中华大地，不少人选择倒戈，但徐悲鸿对生养他的土地始终心怀感恩。
这当真不愧为艺术大师的风范。
是千里马，也是伯乐
徐悲鸿在抗战结束后，来到国立北平艺专当校长。
他说：
“我们如果希望中国艺术达到如唐代的昌盛，第一需要一批有大智慧而有志之士。”
徐悲鸿广罗艺术人才，标准不拘一格，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背景一律破格录取。
后来的油画家、雕塑家钱绍武，参加入学考试时，数理化都不及格，但是素描成绩很是不错。
徐悲鸿亲自到考场来，一看他的画，对主考老师说：
“我也没学过数理化，小时候也没上过正规学校。
这是个好苗子，录取吧。”
徐悲鸿是千里马，对自己当年的伯乐心怀感激。
因此他也愿意当别的千里马的伯乐。
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钱绍武。
遇到才华横溢的学生，徐悲鸿从不吝啬赞扬，对于王学仲也不例外。
王学仲有股拼命三郎的尽头，书画最得他喜爱。
王学仲家境贫寒，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头痛脑热也不去医院，最后熬成了肺病。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
徐悲鸿说：
“你安心回家养病，回来还是学校的学生。”
王学仲在老家重病缠身，想起别的同学都在发奋学习，心中感伤不已。
此时，他收到了徐悲鸿寄来的一封信。
徐悲鸿似乎对王学仲的心态了如指掌，鼓励他振奋精神，并对他寄予厚望。
王学仲倍感亲切，精神大振，对恩师满怀感激。
多年以后，已是中央美院教授的王学仲，仍然保留着徐悲鸿的亲笔信。
徐悲鸿就是这样，在许多人的人生十字路口，给了关键性的扶助。
而他自己，也像之前帮助过他的人一样，把这种扶助看得很平常。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祀赞扬说：
“徐先生非常能接近平民，一般的老百姓和穷人，因为他本身也是穷人出身，他小的时候放过牛，种过瓜。
有的人过后就忘本了，就看不起穷人了。
他不是这样的，他始终跟穷人是一条心的。
为什么我们那么尊敬他，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品质，作为一个画家有这种品质很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