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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人对于生孩子有着非同一般的执念，人们接连不断的生，为传宗接代，为家族昌盛，为人丁兴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不断生娃还是提升家庭提高劳动力的最优选。
在那个年代，孩子是一项资源，尤其是男孩。直到一项国策的出现，人们被通知生第二胎就是超生。
在当时计划生育的标语几乎随处可见：“少生孩子多种树”、“一胎上环，二胎结扎，超怀又引又扎，超生又扎又罚。”……
（计划生育标语）
第一胎生的是儿子还好，要是女儿可怎么办？这让无数人议论纷纷，而计划生育这项国策已经是板上钉钉，无法更改。
1990年小品《超生游击队》就能深刻反映出计划生育后，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为了躲避超生检查，跑到外地偷偷生孩子的事情。
表明人们并不认可少生，有些人就算要被罚款还是要生，人们对这项政策的反对声音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小品《超生游击队》）
事实上，鲜少有人知道，在这项国策出来之前，制定这项国策的人也遭到了一片骂声，原因是当他的著名著作《新人口论》发表后，开始有人指责他道貌岸然，这个人就是毁誉不一的经济学家马寅初。
在那篇著作中，马寅初指出了人口增长过快对积累资金、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工业原料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不过这项站在学科前沿、观点鲜明、数据详实的论述，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
（《新人口论》）
而后，马寅初在和*的一次谈话中提出：“农村人生孩子多是因为没有电，休息得早。
”
*还因此调侃过马寅初：“按照你的说法，你马寅初生了7个孩子，也是因为你家没有电睡得早了？”
不过在许多年后中央还是采取了这项国策，直到现在来看这项国策还是进步的、先见性的，那么为何当初还有有人骂马寅初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呢？
一、《新人口论》的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马寅初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知道人口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当马寅初第一次注意到1953年大陆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大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他注意到这个数据有些蹊跷。
当年计算人口自然增长率采用的方法是抽样调查，但马寅初知道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不能如此直接的计算，大城市和农村人们所面临的医疗卫生资源大有不同，仅仅用某一地区的出生率减死亡率得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显然并不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