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税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就不是按照朝代来划分，而是有一条始终贯穿历史的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从收“人头税”到收“田亩税”。
国家从数人头收钱，到数田产收钱，理解了这根主线，中国历史上很多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新的解释。
农业国往往是按土地收税，因为土地是固定的，庄稼长在上面，国家的主要财富都沉淀在土地上，国家只要有暴力手段，就不怕税收不上来。那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不按土地收税，而要收人头税呢？
古代王朝考虑的因素有三方面。
首先，中国是从中原开始向周边逐步扩展的文明，刚开始时地广人稀，社会的形式是分散在各地聚居。一出聚居点，到处都是没有开发的土地。这种情况下，你要收税，人们就去别的地方种地，征不上税。在周朝以前，人是比土地更好的税收基础。
其次，跟当时国家支出的形式有关。刚开始时，国家机构很简单，支出只包括统治者的家庭支出、祭祀、打仗、公共工程等等，那个时候还没有官员的俸禄，形式没有后来那么复杂。
这些简单的支出方式，最方便的征税不是收钱或者收实物，而是直接让老百姓服劳役干活。村长家里要盖房子，村里的男人都来了，一起帮忙几天就盖好了。祭祀则是每家每户出点东西，祭祀典礼就弄好了。到了打仗时，大家就自带武器和粮草去打仗，出人出力，这就是本质上的人头税。
最后，就是围绕土地税的各种技术条件，刚开始并不具备。这里的技术不是指土地丈量，而是各种管理技术。比如要收土地税，就必须有官僚系统，底层官员能否了解各地的情况，判断土地的收成，决定税率等等，还要及时提供赈济。
有了这些底层官员，就必须要有一套升迁、流转的方案，还有反贪污手段。在那个时代，做到这样是无法想象的。实际上，近代以前的欧洲，都没办法发展起来大范围的土地收税。
80年代那会，中国刚开始各种贸易市场，百姓做生意国家当然要收税，但税要怎么收？税务员不可能每天蹲在各个摊位前面数一下今天卖了多少钱，所以只能一个月一个摊的收，不管卖多卖少，统一交税，这就是人头税。
后来到了90年代，才出现统一交款的大商场，税务部门才有条件根据营业额收税，这就是技术的大升级。中国历史早期只能收人头税，就是技术限定的结果。
收税的方式受制于很多因素，人口、费用和技术三个因素都在变化，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变稀缺，土地税就变得可能。
国家支出越来越多样化，只靠人头税逐渐应付不了，统治技术渐渐发达，原来干不了的事情，就可以做到了。
从宏观上讲，中国从收人头税到收土地税，本来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历代统治者不到山穷水尽，是不愿意推动这个进程的。
原来收人头税简单，税收成本低，有钱容易挣，谁愿意挑战困难。比如汉朝，那个时候有一些土地税，文景之治时土地税非常低，低到了1/15，这是历史课本上说的，但是当时实际的税收并没有那么低。汉朝之所以田税征收低，是因为多也收不了，很难统计土地的数量。
无奈之下，只好采用征人头税，当时的人头税分为算赋和口赋，负担也不轻，历史上称之为“轻租重赋”。租就是土地税，赋就是人头税，一轻一重就体现出了统治者的想法。
结果，按人头收税，穷人富人交的一样多，这显然不公平。更重要的后果，是豪强大族开始崛起，因为只有豪强才可以逃避人头税。最后政府的税源渐渐枯竭，世族还成为地方上的强大势力，直接威胁中央权力。
所以，只要是政府贪图收好收的人头税，社会治理的水平就很难提高，朝廷的权威就容易受到挑战。这个教训，后来的王朝都看到了，但是改革非常困难。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有这样一个循环。王朝刚开始的时候，收好收的人头税，比如唐代的租庸调制，到后期财政危机出来了，才下力气改革，改成收土地税，改革成功，王朝就能延续一段。
比如明代后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本质上都是被迫进行的改革。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按土地收税，有一个前提，就是全国清丈土地，总得摸清各个地方有多少土地，才能收土地税。
可是明朝当时使用的土地档案，是所谓的“鱼鳞图册”，有的是从明太祖那时候就沿用的，全国几百年的烂账重新翻一遍，得动多少人的利益，得给地方上管清丈的官员多少贪污的机会。
张居正有皇上支持，难免就有官员为了政绩，多报清丈出来的土地，反正多缴税是老百姓的事，地方官先搞出政绩升官再说。一次全国清丈，是多么困难的行政工程，不是张居正还真是很难办到。
一直到了清代的雍正年间，才“摊丁入亩”，把这个几千年的难题彻底搞定。这背后，不是哪个皇帝的意志，而是成熟的官僚系统，中国古代政府治理水平提高的结果。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政府不会去收难收的税，而一旦开始，就会倒逼政府去改善对于税收的治理，最终是政府能力的成长。对政府来说，最不愿意做的事，反而是受益最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