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60年代中后期，堪称英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1665至1666年，伦敦发生大鼠疫，并且迅速蔓延到整个英格兰。官方统计，在这场鼠疫中，伦敦失去了15%的人口，整个英格兰共有68596人丧生，但事后估计，鼠疫的遇难总人数超过10万人，这是继14世纪的黑死病后，伦敦遭遇的最严重的瘟疫。当年9月，伦敦又遭遇大火，13200幢建筑被毁，数十万市民无家可归。这座城市一度被称作“覆巢下的飞鸟”。
历史画家丽塔格里尔所绘大瘟疫时期伦敦街头的惨状
不祥之兆
在17世纪，占星术仍是人们判断吉凶祸福的重要手段。像往常的灾难一样，在这场鼠疫爆发前，星空似乎已经对伦敦进行了预警。
1664年冬天，一颗彗星从伦敦上空划过，拖着长长的尾巴。英格兰皇家学会要求雷恩和胡克画下其轨迹。占星家乔治·汤姆森曾警告说：“燃烧的星星是恶魔要降临人间的预兆。”另一位占星家威廉·利里预测，看到了预示“战争、饥荒、死亡或瘟疫”的月食。
这些预言逐步变成了现实。1664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寒冷些，风霜雨雪过后，粮食价格开始上涨，1便士能买到的面包从325克下降到270克。这年的圣诞节，从伦敦市内考文特花园北侧的原野圣吉尔斯教堂传来噩耗，教区日志里出现首例瘟疫死亡记录。
对于初期因瘟疫发现的死者，当时有两种普遍的看法：一种认为这种疫病是从荷兰输入伦敦，在圣诞节期间传播到原野圣吉尔斯教区内。伦敦当地医生纳撒尼尔·霍吉斯在诊断后称：“这个年轻人患上了热病，吃了两天消炎药，长出两个豆蔻大小的肿块，左右大腿上各有一例。”所谓“热病”，是当时医生对于这种疫病最初的判断。药剂师威廉·包赫斯则认为，这种疾病并非从海外舶来，而是潜伏和隐藏在伦敦的土壤中。伦敦的土壤是病毒潜伏并日益显现、发作的滋生地。
有了第一例，就有第二例。1665年2月14日，原野圣吉尔斯教区发布了另一起死亡案例，但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从当时该教区死亡清单上看，所谓的“天花”和“胃痛”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但这些都只是病征，究竟是何种病因并无人知晓。直到4月，天气依旧寒冷，瘟疫也并未消散，而是悄然向城市中心蔓延，4月底，在德鲁里巷发生两起疫病死亡案例。消息传来，伦敦全城开始陷入了恐慌。
不祥之兆，变为现实。
隔离与逃离
对于来势汹汹的瘟疫，伦敦负责应对的机构是位于怀特霍尔街的枢密院。4月27日，枢密院作出了第一个决定，瘟疫的死者家属必须在房间内自行隔离40天。这一决定引发了伦敦市内的强烈反弹，有限的警力则根本无法维持该命令的执行，家属们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制服守卫，冲开大门，涌向街头，混入街上人群中。疫情开始扩散。
枢密院采取的第二招是按区隔离，命令看守人在教区边缘站岗，确定没有感染者方能从一区转移到另一区，但这种方案来得太晚，疫病总能混杂在人流中在一个个教区中穿梭，也把一个教区的疫病带到另一个。此时，伦敦开始采取第三招，三名治安官在城市郊外盖起了简易的瘟疫隔离屋和医院。这个院区就位于现在伦敦市内的马里波恩（Marylebone）。治安官借助河道转运患者，尽可能避免其与大规模人群接触。可是，疫情还是不断扩散。
面对疫情，伦敦市内沸反盈天。同时代人塞缪尔·佩尔斯记载道：“由于大瘟疫的原因，伦敦市内每个人都在讨论死亡，喧嚣之声，犹如海涛。”到了5月初，天气开始转暖，但城市的疫情并没有扭转，在这种紧张情绪中，人们选择离开。
最先离开城市的是达官显贵，能够离开伦敦的人们都开始撤离，利奥·霍利斯在《伦敦的崛起：五个人重塑一座城》中描述道：“街道开始堵塞，挤满打包前往乡村别墅的有钱人。有句格言，‘早离开，多停留，晚回来。’”该书还记载，查理二世宣布，国会休会到次年9月，让议员们可以躲到乡下去。到了7月，怀特霍尔街人去楼空，冷冷清清，25000个在宫廷附近居住和工作的官宦都走光了。
紧随官宦脚步的是所谓专业人士，他们包括教士、医生和神职人员。清教徒爱德华·科茨曾感慨：“但愿今后，不会有那么多照顾我们灵魂和躯体的医生们离我们远去。”医生走了，律师们也离开，法庭无人开庭，只留下警卫。教士们也有人四散离去，前往肯特郡的温泉小镇暂避疫病锋芒。零售商则陷于两难境地：留下或许就是等死；离开，或许就是商店*。
学者们也开始寻找退路，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伊萨克·牛顿。1665年，21岁的牛顿正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书。此时，伦敦疫情已向英格兰其他城市蔓延，康河畔的剑桥此时已不是柔波飘摇的净土。六七月间，牛顿离开三一学院，躲回自己家乡伍尔索普，在母亲的宅邸闭门不出。就是在躲避疫情的两年内，他接连在微积分、万有引力和光学等领域取得突破。后来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克里斯托弗·雷恩和哲学家约翰·洛克则选择此时前往欧洲大陆巡游。
1665年因为伦敦大瘟疫而设立的《死亡率法案》
死城伦敦
与逃离的人们相比，留在伦敦成内的人们命运则悲惨得多。
为控制疫情传播，伦敦开始实施严格的管制，他们将曾经参与克伦威尔军队的老兵驱逐出境，并且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7月，伦敦市政府下发《命令书》规定：所有的娱乐活动和聚会取消，戏院关门，酒吧每晚九点必须歇业。街上禁止乞讨，清道夫每天在路上清理垃圾。《命令书》还规定，封锁被污染的房屋，如果有人生病，屋主必须及时告知官方，然后由检验官前来查看病人，如果判定是瘟疫，要么病人被送到隔离医院，要么封锁房屋，将所有家庭成员都关在屋里。门外有警卫站岗，屋内定期有护士照料患者。隔离家庭大门外漆上红十字，上面写上“上帝保佑”等字样，严禁任何人出入。每天，只有在限定的时间，由专人从窗口送进食物和水，成千上万的病人就这样凄惨死去。到了9月上旬，原本欧洲第一大城市变成了一座死城。所有店铺关门歇业，街上不见行人，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
城内，运送尸体的灵车打破了寂静。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驶过，车上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到后期，由于尸体太多，运尸工人负荷太重，隔离的屋子里也开始堆陈尸体。一开始，尸体被送到教区的墓场掩埋。很快，教区墓地很快就满了，尸体在浅坟里腐烂，坟开始越堆越高。留在伦敦的教士毕竟有限，他们无力承担这一安葬的重任，掩埋工作越来越敷衍，最后只能挖个大坑，将上百具尸体倒进去，用石灰覆盖。一开始，每具尸体还能装在薄皮棺木内，后来木材耗尽，只能用裹尸布。与其说是裹尸布，其实就是死者最后躺着的床单，有时布不遮体，逝者从床单内滑落，只能裸身掩埋。《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笛福后来追记，在坟茔外，有绝望的人们干脆投身尸堆上，只求死得更快；也有人在尸堆里翻检死者的金银细软。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每周的死亡人数都在1000至2000人左右，在9月曾达到创纪录的每周六七千人。到了1666年2月，伦敦疫情平息，城市开始准备迎候国王查理二世还都。不过，由于英国在瘟疫期间并没有放弃外贸，中断与欧洲大陆的商务来往，这使得鼠疫并没有就此完全断根，而是爆发出新一轮疫情。
那年9月2日，起于布丁巷的一场大火又将这座城市拉入水深火热之中，伦敦老城四分之三区域内的商铺、库房、住宅付之一炬，损失超过1000万英镑。刚刚历经疫病的伦敦又陷入火海，这座千年名城陷入到自己一生中的谷底。
伦敦大瘟疫期间的运尸车和搬尸人
上帝的惩罚？
“对于清教徒来说，1665年的大瘟疫和1666年的伦敦大火灾一定是上帝对英国人罪恶的惩罚。”克莱顿·罗伯茨在《英国史》中这样写到。这一系列灾难真的能用上帝的惩罚来概括吗？
一方面，人们对于瘟疫和疾病的认识有限。应该说，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伦敦并未做好准备，无论是对病源还是传播途径，当时既缺乏清楚的认识，又没有有效的手段。劳伦斯·斯通在《英国的婚姻、家庭和性》中记载到：在17世纪，“医学界对于人们疾病几乎束手无策”，对于一般疾病的标准疗法是经过放血、催吐、不断使用泻药和呕吐药来清洁肠胃，以达到驱逐恶灵的作用。除了腺鼠疫和天花外，没有一种疾病曾被正确诊断，且无正确分类系统。名医所开的房子与巫医所开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对中风所开的方子是喝下一杯健康人的尿，尿中掺盐，用以催吐；对痛风所开的药方是把活的蚯蚓放到不舒服的部位，直到那儿开始肿胀为止。波义尔定律发明者波义尔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曾对青光眼治疗设计过良方：把干燥、粉状的人粪塞进眼睛。罗伯特·胡克则用粉状人骨混合其他材料配置药剂。对于疫病传播途径，当时更是缺乏有效的判别手段，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猫狗是瘟疫病毒传播的媒介，伦敦市长便大开*戒，4万条狗和20万只猫沦为牺牲品，被悉数捕*。在瘟疫后期，不仅是猫狗，就连兔子、鸽子、家禽和猪羊都未能幸免。事后查明，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是老鼠，如克莱顿·罗伯茨在《英国史》所言，现代棕鼠肃清了中世纪黑鼠，而棕鼠携带的引起瘟疫流行的跳蚤数目无法与黑鼠相比。而伦敦捕*的猫，却正是棕鼠天敌。同时，官方还在街头焚烧各种具有强烈气味的物质，如辣椒、啤酒花和乳香等，并且强烈敦促市民吸食烟草以吞云吐雾，希望凭这些物质抵御细菌在市内散播。可见，对于瘟疫知识的局限耽误了对疫情的控制。
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卫生环境是鼠疫的温床。在17世纪的英国，上到国王贵族，下到黎民百姓，其个人卫生状况均不忍直视。查理二世在疫病期间逃亡牛津，直到第二年才返回伦敦，“离开时在行宫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大便，无论是烟囱、书房、煤屋、地窖”。同一年，伦敦人塞缪尔·佩皮斯在一户陌生人家投宿，发现侍女忘记给他提供夜壶，这位绅士毫不犹豫地将粪便排泄在火炉里。不仅是伦敦，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同样如此。笛福在造访爱丁堡后对其的评价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爱丁堡那样，那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空间内。”诗人托马斯·格雷说过，“在所有的首府中，唯有爱丁堡远看风景如画，近观则臭气熏天。”直到18世纪，还有人这样形容爱丁堡：“爱丁堡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甚至可以夸口说有全欧洲最高的房舍，但是，爱丁堡也有其瑕疵，而其中最彰明昭著的便是它太肮脏了，城里到处都是粪便。在每家于早上7点左右清扫完毕之前，这些粪便散发出一阵阵令人窒息的恶臭。我相信，在这一点上，爱丁堡绝对属于世所罕匹。每天晚上10点以后，走在爱丁堡的大街上，若没有装满粪便的便壶砸到你头上，那绝对是你的万幸。作为一位外地人，每当听到路人们此起彼伏、声振屋瓦（高的房屋一般有六七层高）的高声叫道：请高抬贵手，请高抬贵手——意指等我过去了你再倒，那一定会让人忍俊不禁。”这些肮脏不堪的环境，显然是疫病最理想的温床。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爱丁堡老城内的玛丽·金巷，曾经有数百人因疫病去世，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至今仍被视为阴森所在。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往往都是以灾难为代价。玛丽·金巷的惨剧后，爱丁堡的新城开始建设，布局良好，卫生整齐，成为18世纪苏格兰经济起飞的标志。同样，在伦敦疫病和大火后，克里斯托弗·雷恩出任总设计师，他所设计的圣保罗教堂堪称世界上最完美的圆顶教堂，伦敦这座城市也在瘟疫和烈火后涅槃重生，重新成为英国乃至欧洲最闻名的城市。
至暗时刻，终将过去，万物复苏，阳光普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