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威胁从未走远
前不久世卫组织刚刚公布了2019年结核病的调查报告。
什么数据呢？
2019年全世界新发结核病1000万。
死亡多少呢？
141万。
你可以对比2020年我们新冠的感染人数，你可以说，那数字是巨大的，超过五千万等等。但是结核病是每年都在有大致这样的人数在波动。死亡的人数141万，你去计算今年我们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你就知道，一个曾经被我们认为已经可以在疾病谱当中消失掉的结核病，虽然百年前的时候被称为痨病，就像今天的癌症让很多人谈癌色变一样。其实今天的癌症正在大幅度地向慢性病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之前的痨病其实对当时人们的那种危害和担心比今天的癌症更甚。但是就这样一个我们以为有了特效药就可以消失掉的疾病，怎么会依然在2019年会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威胁如此巨大呢？
更不幸的是，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导致我们今年新发和治疗结核病人会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这是一个极其让人担心的数字。第二个，将使人类面对结核病的防治倒退五到八年。第三个，2019年中国新增的结核病病人超过八十三万。人数是八万多，也就是说它十倍于我们。因此世卫组织的相关专家非常担心地说，今年新冠肺炎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就是2020年，和结核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非常有可能都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
但是现在没人敢预测哪个会成为流行病领域的第一*手。这是否颠覆了您在2020年对于你所担心的事情的一个认知呢？我举的仅仅是一个结核病的例子。而前不久又有一个新闻说美国新冠肺炎所导致的死亡的人数超过了癌症，跨升到第二位。它超过了癌症，但是它依然只是第二位，前面还有心脑血管。
健康的敌人一直都在，说起来很有意思，在70年代的时候，由于当时那种疫苗、抗生素的快速发展，的确使过去很多让我们非常担心的疾病好像迅速地被遏制了。因此，当时有人乐观地预测说，未来再谈论传染病那将是一个非常非常乏味、无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认为简单，一切都结束了。
可事实呢？
二十多年前，我身边的一个亲属，跟我同龄人同一年出生，很漂亮的一个姑娘，我嫂子的妹妹，突然有一天说得了结核病。我想都没想，那不很快就治好。过不久到北京来治疗。
一个结核病还至于来北京治疗？又隔了没多久去世了。结核病还能导致人去世？
过去我们有效的治疗结核病的药物，由于耐药性的大量的这种出现，导致现在结核病依然变成了一个非常让人棘手的这种疾病。我们在进步，病毒也在进步,它要生存。
你会看到这次新冠病毒呈现出非常怪异的这种特质，它的生存能力太强了，导致你的身体的危害度可能是弱于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但是它的传染度是极其广的，这就意味着它的生存空间更大。请注意，病毒也许单个的病毒，它不懂什么，它也上不了一本二本三本。但是当它这个整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拥有一种可怕的智慧和生存技能。它不像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可能很莽撞，突然来了，烈度很烈，但是传染并不容易，这样的话，它的生存空间就并不大，后来它就消失掉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过去这些年由于技术、医学的快速发展，我们对前景有点过于乐观了？2020年在我们面对新冠肺炎的时候，所有学医的人以及所有不学医却关心医学和健康的人，要不要去思考两个字叫敬畏？
我们真的可以用技术的这种进步去消除一切吗？
还是有可能你想象不到的威胁会突如其来的诞生。一个问题解决了，就像《士兵突击》当中所说的:“生活，什么是生活？就是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来了。”当抗生素出现使我们过去的很多疾病开始无所谓、轻易地治疗，疫苗等等。但是1981年艾滋病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几千万人的生命消失掉。2003年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来了，还有埃博拉，还有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等。
那天，在有一次我们对话的时候，我问一位院士，现场底下也有很多人，我说这一次是新冠病毒，下一次会是哪个？底下的人都乐了:觉得这一次还没完呢，你又谈到下一次。非常抱歉，如果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去面对它的话，的确要去思考下一个，一定会有下一个。这才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要加上“特别”这二字，要向特别的南通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去致敬和加油。
为什么加油？未来将会是更加需要医生的时代。
未来将是更加需要医生的时代
因为未知，因为老龄化，因为日子过好了之后，人们对健康有更高的需求。我的总体判断是未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问题。它的标志就是以快速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低出生率捆绑在一起的人口问题。
那这是第一问题。将来最大的产业一定是大健康产业。所以各位正在学的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就像过去很多年我们说的是医学科，你学内科，你学外科等等等等。
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宏大的角度去看待你今天所站的历史的交汇点。你面对的是未来这个国度，这个超过十四亿人口的国度，可能是最大的需求的一个行当当中。
那这个时候，就要思考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了。2020年会让我们从此一直爱医生爱下去吗？
1月20号，晚上，我在《新闻1 1》的直播当中问钟南山院士：“它人传人吗？”“嗯。”“确定吗？”“确定。”拉开了这次我们抗疫的重要大幕。所以后来钟南山院士获得国家的荣誉的时候，有四个字对他的评价叫“敢医敢言”。
请注意，不仅有“敢医”还有“敢言”二字。
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同样那一天，1月20号的下午，北京的一位眼科医生陶勇被恶性伤害，被暴力伤害。为什么这两件事同样发生在这一天？
如果说钟南山院士的确定人传人敲响了我们整个防疫的警钟的话，陶勇医生的被暴力伤害是不是又一次敲响我们该去思考如何让医生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警报。
巧了，昨天陶勇医生的新书送到了我手上，新书的名字叫《目光》。我理解这个“目光”的含义，“目”，他是眼科医生；“光”，当他被暴力伤害之后，他面临的是黑暗，他看到了那束光，也是在众人的照顾下，走出了这段阴霾。
加在一起，又是一个向前方去看。
但是，这件事情却提醒我们：即便今年有了驰援武汉、驰援湖北医生感天动地的这样几万人的这样的一种故事，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确定十年后，我们曾经所担心的很多问题都会消失掉。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春晚当中，我自己写的一段话，也是我说的，那里头是藏着一定的玄妙的了。
爱医生在未来每一天
我说的是：“爱你们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未来生命中的每一天。” 说这句话不是为了让你们鼓掌，而是建立在一种巨大的担心的基础上。我作为一个新闻人，全程都参与了2003年的非典的报道。坦白地说，2003年SARS （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第一组央媒的报道就在我的栏目里头。我见证了整个2003年SARS （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之战当中所有的国人对白衣天使的那份爱。
但是这个温度没有保持那么久。我记着哈尔滨那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恶性伤医事件出现了之后，我当天晚上做的节目叫《我们都是凶手》。为什么？因为在恶性伤医事件发生了之后，居然底下有百分之八十多的留言说：“该。”我们都是凶手。
后来在温岭的那个伤医事件出现之后，凌锋教授紧急找我，因为我们都是全国政协委员，联署提案送到公安部，然后这个高检高法应该说起到了作用，拉开了对这种（伤医事件）惩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幕。
在这我特别的想说的一个，不止重复一次，许多次。
我都在说不要再把暴力伤医和医患矛盾连接在一起。这是个非常荒诞的联系，甚至联系得越多，就越可能导致接下来我们不愿看到的暴力伤医。暴力伤医是犯罪，不是医患关系。不要总把这两件事谈在一起，医患关系是医患关系，而暴力伤医是严重的犯罪，就该严打，露头就该打。这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
所以在2020年，我们的确应该去思考：我们今后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让医生安心行医，让患者成为最大受益人的一个空间呢？
有人问我：“白岩松，你为什么总为医生说话？”
我说：“我幸亏是在2020年之前总为医生说话，如果今年要说的话，好像觉得大家都在说，我就算了吧。虽然我也在说。”所以当大家去支援和点赞驰援武汉，湖北的医生的时候我也在点，但是接下来我是能是比较早的说要为武汉和湖北本地的医生点赞，他们的战线拉得更长，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大，后面所要面临的挑战还更多。
有的时候我会开玩笑的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总为医生说话？”我说：“因为我姓白嘛。”接下来还有一个答案：“因为我不傻嘛。”
人的一辈子生老病死，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这四个字，告诉我哪一个字离得开医生和护士。那你要不傻的话，除非你确定一辈子你没有机会成为患者。谁，如果能够说：“我一辈子都不会成为患者”，可能是你挂的太早了，否则的话那你就天天骂医生吧。天天在那骂医生的人是在牺牲自己将来的健康前景。如果全社会优秀的人才都不学医了，将来你连骂人的气力都不一定足了。
所以在今年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我们一起应该思考的问题，第一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讲三个人的故事，在好的地方我都讲过，但是今天可能有新细节。第一个华益慰，2006年不幸去世的大医生。大在哪？我们每个人看病的时候的第一次对医院的感受，可能都是一个冰凉的听诊器啪地贴在你的肚子上，都有那凉的那一下。
华医生看过的患者从来没有。因为他打从医之后，听诊器在放患者肚子前的时候，他就要用手把它捂热。他从来没让患者接触过冰凉的听诊器，一辈子。接下来大家发现，哟，挺汉子的华大夫，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翘着兰花指啊？好多人不知道，甚至可能还有人在那议论。后来华医生跟身边的年轻大夫说过，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这个手指头最神经末梢，它最凉，不要让患者凉。
他每次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他面对的永远是（病）很重的患者。他那么早地弯下腰，从头到尾弯着腰跟人去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希望已经很重的病的人看见了这么大的华大夫来了，赶紧得起身。但是没有人知道的是，六十年代他的腰就骨折了。但是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带着这个骨折劳损的腰弯着。
他的腰是弯的，人却是站立的。
第二个医生林巧稚，大家太熟了，一个故事讲过许多遍了，我可能讲的是比较多的。当初从鼓浪屿去考协和，考协和多难。考到最后一科考英文，刚考了没一会儿，有一考生突然突发情况病了。林巧稚放弃这门考试出去救人了。救完了之后再想考试，结束了。她也没太在意，明年再考嘛。但是监考的老师把这一幕写给了协和。协和一查她的前几科考试成绩很高，破格录取。认为她能够牺牲自己的考试而去救人的这个品性恐怕教都很难教出来。
一个好医生苗子和一个好的监考老师和一个好的价值观贯彻的医学院，就这样创造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第三个，他不是医生，也不是大夫，才16岁，2017年不幸去世了，长沙少年。他去世了之后，他的家人做了一个决定：器官无偿捐献，心脏、肝、肺、肾等。捐了之后挽救了好几个人的生命。后来好几个人突然得知，这个孩子原来有一个梦想，好打篮球，如果要是能跟国家队的队员打一场篮球，该多美好！于是这五个人，平常不打篮球的，组成了一个人的球队。
在前一年的WCBA 的明星赛上和明星们打了几分钟的比赛，圆了这个十六岁少年的梦。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名字叫什么呢？名字就叫叶沙。可是我为什么要在这讲这个故事呢？你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决定捐他的器官吗？因为这个孩子除了说打篮球能跟国家队打一打之外，他是要报考医学院的。他的父母觉得既然孩子再没有机会考医学院了，但是可以通过捐献器官治病救人，他做到了。
这三个人的故事我没有讲一点他们的医学技术、治疗水准，但是他们是我心目中的大医生。
大医生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能就都要去思考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以前就定义过医生是一个停留在佛和普通职业者之间的一个行当。
佛教里头说，慈悲喜舍。两个带德的行业，在中国，都与它有关，比如说教师师德，医生医德，中国人就管这两个加德。教师对应的是舍，因为他认为人世间最大的舍不是给钱财，是把我拥有的知识和全部的智慧无偿给你。所以我们要向天下的老师致敬。这是舍。那么悲呢？就是医生。这可不是悲苦悲伤的悲，是悲悯。你要对众生的苦要有一种上帝视角的悲悯。
但是说到这儿我想说的是，如果仅停留在此，是给各位打鸡血打鸡汤。我们的确要这样认识，而且也对，但是接下来画风就要一转。每一个医生又是普通人，他们要养家糊口。
关爱医生的生存环境
不能只把医生未来这种发展停留在理想、情怀、佛与普通职业之间。
他们的工作环境好不好？他们的工资可以吗？
说到工资，前两年我看到全国医生的平均工资只比普通的全国平均工资高一点点。那很多人说，都高一点点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医生学多少年？从一个家庭的投资的角度来说，性价比不好啊！
前年纽约大学率先在美国医学院的学费免费。免去医学院的学费，为什么？纽约大学说我们优秀的孩子在学费快速上涨的历程当中已经学不起医了，如果我们最优秀的人才因为学费的问题而不能学医的话，未来谁保护我们的健康呢？纽约大学率先走出了这一步。
有一天我碰见咱们卫健委的主任马晓伟，我就把这个事讲给他了。没想到马主任说：“我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谈工资的问题。说如何去全面提高我们未来的医生的这种工资。
医生最需要的是什么？
其实，工资不会排在第一位的。但是你要先去把他可能不排第一位的问题去解决了，他才可以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比如说尊严、职业的成就感、佛一般的悲悯情怀，去落实落得更好啊。
如果你又让马儿跑，马儿又吃不到多少草，你还跟他天天谈情怀。老板不要总跟员工谈情怀，老板要总跟员工谈改善你的生活，员工就跟老板谈情怀了。所以我们要给医生最需要的尊重、职业成就感，还有与这个辛苦匹配的收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患者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骂了一个点赞，我骂了一个质疑，什么质疑？
大家知道，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医生连做两台手术，累计八小时，滴水未进，凌晨四点手术结束之后喝了一瓶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水。结果有一些网友说：“谁付钱啊？”
平常的质疑大家容易点赞，平常的监督容易点赞，但是这个一定翻车。不要说八小时（做）两台手术，治病救人的医生，就是一个普通的八小时没喝到水的人，你愿不愿意为他付一瓶水的钱？
质疑这样的人生活中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医生也是人，这凌晨四点八小时没喝水之后，这瓶水绝不仅仅是水，也是救命的东西，更何况这瓶水还由他们科室出钱。社会不能无情到这种地步。
还好，大家看，总体上这个监督、质疑是翻车了的，那就很可以。所以我的一个梦想是能不能让中国的医生心无旁骛的只做好医生该做的事，把很多乱七八糟的、不该医生去牵扯太多精力的都拿走，让他专心致志地做医生，而且因为专心致志地做医生，他就可以得到他最想要的各个东西，而我们才会成真正的受益者，难道不好吗？
我觉得这是此时中国特别需要做的几件事：让老师专心致志地当老师，让医生专心致志地当医生，那就最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患者？
难道还要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患者这个问题吗？
是啊，先讲一个例外，先讲一个几乎不可复制的问题。
上个世纪的20年代，梁启超先生病了，送进北京的一家大医院，不说名字了，因为不说大家就都知道了。手术出现了事故，报纸上就开始批评西医，因为当时西医刚刚引进中国不久，“你看你看，信西医不如无医”等等，大文人写文章开始攻击西医。
没想到，医疗事故的受害者梁启超反而发文支持医生，希望大家不要再去责骂。而的确之后，过了几年，梁启超先生依然病逝在这家医院。如果要没有梁启超这么大影响力的人，即便自己成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却依然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的话，恐怕西医在中国的落地会比现在回望的时候要难一些。
这样的患者我们已经不能再指望有了，但是我相信可能也会有。那我们就要指望正常一些的。
你信任医生吗？
你可以信任医生吗？
十几年前我做骨折手术，上了手术台，医生可能觉得这是熟脸，那时候还没打麻药，“咱要做手术了，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说：“一切听您的，您是医生，一定是最棒了！”我就转身开始跟麻醉医生开始聊天了，手术非常成功。我踢球的时候骨折的，两个月后去医院里拆钉，手术五个月后跟我的球队回到医院，跟医院踢了一场汇报比赛，我的恢复速度是专业级的。
那信任才会让你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前不久跟朋友在一个北京的蒙古族的餐厅里吃饭，然后中间有那个请小的乐队过来演出。最后说请马提琴手帮我们拉一首曲子吧，马提琴手下意识的就：“啊，你们想听什么点什么？”因为他到每个屋都是别人点，没想到那天我跟他说的是：“拉您最想拉的那一首。”他突然一愣，应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他。他非常出乎意料地用了一段时间去思考，然后拉了一首曲子，水平极高。
因为他不再是为你拉，而是突然觉得受到了信任和尊重。您知道最后的结果吗？在临走的时候他说：“我能为你们再拉一首吗？”这句话的意思是免费。而且又是一首水平极高的曲子。
我总是成为信任的受益者。于是在跟学生，在跟平常很多人沟通的时候就常说，信任是一种能力，信任也是一种力量。不信任和信任都可能有风险，以我五十多年的人生生涯来说，信任的风险远远小于不信任的风险。不信你去信任试试。
患者赋权运动
接下来患者在整个诊疗的过程当中，这几十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叫患者赋权运动。
过去，几十年之前，在一个治疗的过程中，患者没有权利参与意见的，都是医生定。如果没治好，比如说倒退七八十年，医生来了，请郎中治没治好，“哎呦，这孩子命不好。这人命不好，老天不开眼呐”，你看他要么怨老天爷要么怨命，从来不会怨郎中怨医生，虽然所有的决定权全是医生和郎中做的。
但是过去这五十年全世界的患者赋权运动，愈演愈烈。
现在的医疗已经明确的要求在治疗方案的选择和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有权利参与决策。可是问题就来了，医生都会说我告诉你什么病，然后有A 方案、B 方案、C 方案，你选择哪一个？
这患者就比较难干了。
患者一点儿不懂，好办；特别懂，也好办；最怕的就是懂一点不全懂，这就麻烦了。
一点不懂您说了办，大部分医生绝对会选择最优化的方案。彻底懂，好商量，同行。
懂一点又不全懂，四处看，自己还拿主意呢，但是一知半解，医生最痛苦。
由于现在在这种患者赋权的背景下，医生承担着相当大的责任和法律责任，所以医生，即便是你动个阑尾手术也会把你最糟糕的结果全提前告诉你。我要不告诉你，后果就很糟糕。而且医生越来越谨慎的开始用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术语讲给患者你的问题，因为如果我要把它翻译成普通话就可能有漏洞，将来有可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承担责任，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还有，当这样的问题愈演愈烈，当不信任越来愈演愈烈的时候，你要知道医学相当多的诊疗过程是需要一定的冒险的，用这种方案百分之五十治疗的可能，还有百分之五十可能不好，但是如果不选择这种方案，你百分之百不好。
可是现在的医生在这种巨大的责任压力的面前，您觉得他敢冒险吗？换你，你会不会冒险？如果没有保障的话。除非医院拍着胸脯，任何非道德性的医疗责任医院为你兜底，那也要鼓鼓勇气。倒霉的是谁呢？倒霉的是患者。
这就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个层面要去思考的是，在如何做医生，如何做一个患者的时候，我们该不该去思考今后怎么样去做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更好的这种平台和工作呢？
我觉得的确要去思考。比如说当患者开始有权利参与决策的时候，我们的医学系统和科普系统有没有为他做决策的辅助系统？
我们有没有搭建网站让他去了解其他患者的感受？你要知道，对于一个迷茫的患者，最有效的沟通者是同样的治疗过的患者。可是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平台吗？
医生一定要跟患者有一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了解的过程，这一点我认为医生应该提前迈出一步，因为你是专业的。
关注患者心理
比如说，我们的医生了解患者心理吗？我们的医学院有患者心理研究这门课吗？
有一个大夫确诊了一个哥们，癌症，坐那了，很理智，告诉了他事实。“知道了吗？”“知道了。”“那咱们谈一下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来我选择的治疗方案。”“好的。”“一，行不行？”“好的。”“二，行不行？”“好的。”“”三，好不好？”“行。”“好，那你回去吧，一个礼拜之后见。”
一个礼拜之后患者回来了，医生：“就按咱们上回说的办。”那患者都蒙了：“您上回说的什么？”“啊？我上回都跟你说，你都答应了，你都可以了。”“上回自打听您说我是癌症之后脑海中一片空白。”这就是患者心理跟医生，如果你不去研究患者心理，会产生之间那种巨大的反差。
比如说患者最怕什么话：“你怎么才来呢？你要再晚来五分钟，我们就下班了。”但是患者那一瞬间就被击溃了。
患者的心理，请注意，任何一个患者都是肉体疾病和它所牵连的精神开始发生改变的综合病症。
没有多少疾病仅仅是肉体病症，它一定会带来相关的这种改变。那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要不要在我们的医学院将来去开患者心理研究？甚至在将来的将来，我们的医院都应该开医生心理研究。
难道不觉得在目前我们医生们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也非常该值得关注了吗？压力非常大的医生很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换成下一个问题，叫大医治未病。
大医治未病
我们应该更开阔的一点去思考将来的问题。
这两年健康中国的战略提出一个重要的基准就是以治疗为中心全面向以预防为中心转变。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整个的医学教学和医学实践来说，包括每个医生的职业生涯来说，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调整。
你如何成为大医呢？还是只做一个小医？
很多年前神医扁鹊遇到了魏文公，魏文公问他：“哟，你哥仨都行医，谁水平最高？”他说：“我大哥。”“为什么呀？”“他在别人还没病的时候就感觉他可能会发现什么问题，想想方法就给他排解掉了。”“中医是谁呀？”“我二哥。”“他怎么牛啊？”“他在病初起的时候就能够对症下药，让他小病化了，恢复健康。”“那怎么你最有名了？”“因为我都是疑难杂症，到我这来偶尔治好的，所以大家都说我很神。其实要从医生的角度我排第三。”
大家就可以思考一下，扁鹊很有名，你要扁鹊呢？还是做他的大哥呢？
一个国家是不是也该去思考什么是大医？什么是中医？什么是“扁鹊”？
今年的新冠肺炎的战疫，中国就是在大哥层面和二哥层面加上三哥做得特别好。
大哥*是什么呢？口罩、隔离。
在我采访钟南山的一月二十号当天就是戴口罩，接下来我采访高福，口罩文化。二十三号武汉封城，我们是中国节目当中第一个写出来“隔离病毒，但不要隔离爱”。这是我们那天第一个写出来，后来我又把它写到了春晚当中去。
大家想想，口罩和隔离就是大医！
在一个人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就让他不得病。接下来就是二哥*事，方舱医院。方舱医院在二月五号正式开舱，可以引进病人，是武汉战疫或者说湖北战疫或者说中国战疫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他迈出了应收尽收的最关键的这一步。这是一个伟大的、建立在科学体系当中的创造改变成实践。
王辰院士二月一号到武汉，二月三号提出方案。经过二十四小时努力，三个九百张床位的方舱医院建立起来。这不就是二哥吗？病初起的轻症的患者让他应收尽收，阻断传染源的再次传染。传染病的特点是乘法，那就是几何效应，但是你应收尽收了。大哥，口罩和隔离；二哥，方舱医院；加上三哥。
我并不是说是小医，从大的抗疫战略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么多个医生所起到的作用，其实要感谢全民配合戴口罩，完成隔离，方舱医院的应收尽收，最后使这场整体战疫在三兄弟的帮助之下，或者三姐妹的帮助之下活干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加理解“大医治未病”这概念。
传播健康知识
今天能站到这里，可能其中有很多个缘分。其中有一个，我知道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也有一个以传播健康知识为主的蝴蝶学院。
什么叫健康知识？
最近半年我经常在做健康知识宣传的时候强调，一定要记住健康知识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与健康有关的知识；第二个，知识一定得是健康的。缺一不可。您看我们现在互联网自媒体关于健康知识的各种普及非常多。一边是欣喜，哎呦，健康越来越引起关注，到处是这样的这个。痛苦的是悲伤的是，这里骗子太多了。
我一看要按我们自媒体上很多人的说法来说，诺贝尔医学奖咱拿无数了。张嘴就敢说高血压简单，几副药治好。谁能把高血压治好（能拿）诺贝尔医学奖。我觉得只有在我们的互联网上能治好。
这是健康知识吗？
还有我们平常的这种伪健康知识四处传递，于是甚至形成了大家习惯性的印象。我跑步，只要一说跑步，旁边有人说哎呦伤膝盖，别跑了。医学的报告早已经显示，非常科学的跑步会提升保护膝盖的能力。跑步伤膝盖？膝盖的敌人，其中一个最大的敌人是体重嘛。我体重在跑步的过程降下来，难道不也是对膝盖的保护吗？另外，你干嘛不科学跑步？
就像有人，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宣传管住嘴、迈开腿，就也有这个个别专家跳出来：“你们误导了很多人，‘管住嘴、迈开腿’，有的人就不好好管嘴，不健康和科学地迈开腿。”我那是说了六个字，在阐述六个字当中天天在强调的是如何更科学地管住嘴，如何更科学地迈开腿。各种伪知识无处不在。
所以你传递什么样的健康知识？你的知识是健康的吗？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另外，刚才为什么要谈到大医治未病的时候，都说要跟你们的职业生涯紧密相连？你们将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一方面在做临床各方面的那种治疗，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最伟大的医生是逐渐不通过治疗就能减少让你治疗的患者的人数，因为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他对健康知识认识的不足的这种局面，让他他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地控制，健康生活。
前几年我作为政协委员提了一个提案：请将医务工作者的优秀科普文章纳入到专业职称的评定范围内。这就要从根子上去解决问题，要产生一种驱动力和激励机制。好的科普文章，也就是说健康的健康知识，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你的患者在减少，那不就是最大的大医吗？所以我们需要方方面面一起去做这方面的这种工作。
迎接老龄化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我们未来的挑战，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我们将如何去迎接老龄化。
老龄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2019年，中国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二点五三亿。什么概念？如果它单独是一个国家的话，全世界排第五。再过个六七年，我们将进一步的可能上升，超过三个亿这个整数关口。单论我们的六十岁以上的人口，现在占比百分之十八点一，但是放到这个总数上，现在就已经二点五三亿多。
我们的“镜子”是什么？日本。日本今年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占比总人口超过百分之二十八。什么概念？一百个人当中有二十八个六十五岁以上的人。中国现在还只是一百个人当中有十八个六十岁以上的人。
上海老龄化很重，百分之三十五，六十岁以上的。而且还有一个趋势，我前两年就在讲，我们还有五到七年左右的年轻老龄化的时间窗口要赶紧去利用。
什么叫年轻化？我们六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的，八九千万，但是现在已经快速的到去年这个人数六十五以下的六十岁以上的减到了八千万以下了，七千多万了，还会进一步减少。
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在快速增长，八十岁以上的人口在快速增长，失能失智的人越来越多，对社会资源的这种挤占消耗、痛苦程度都会加剧。
正好借这个环节我们讲讲目前中国相当大的健康方面的短板。
我们在康复方面极其弱。我们现在正在建第一所与康复有关的大学，在青岛。但是现在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点晚。我们有很多的中风的人，其实如果有效的康复，他是可以不用人照顾，迅速回到能够自理的状态之中，但是我们现在的康复跟不上，他就需要人照顾。想想社会的消耗会多大。
第二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天天在谈论芯片哪，自主啊等等。您觉得芯片是我们在自主方面最大的问题吗？中国在新药研制和医疗器械的自主化方面，短板远远大于芯片。
我非常希望未来各位不仅出现很多好大夫，也能出现很多新药的研发者，新的医疗器械的研发者，尤其是现代医学发展关键节点当中，就像发明了止血、无菌手术，然后这个麻醉、疫苗、抗生素等等关键节点的这种为人类带来的伟大创造。
在现代医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做的真不够多。但是未来一百年，我希望中国人多做一些，因为我们也是现代人。所以，涉及到养老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方方面面的。
还有很多人特别悲观地说：“这个养老不挣钱，这个……”等等。我们这群打算花钱养老的人正在老啊！我脑海中从来没有想过过去让孩子帮我们养老啊。我们一定是通过购买服务或者各个方面，希望整个社会体制快速跃进。在座的六零后们，你们想过让孩子养老吗？那为了养老愿意付钱的这一代人不正在老吗？看看我们，看看在座的有几位。
所以社会应该抓紧这样的时间去面对它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养老绝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是一个综合社会的问题。
医学不是神学和玄学
这就回到咱们今天的最后的一段：医学到底是什么学？医学是科学，没问题。医学不是神学，不是玄学，不能给允诺，告诉大家这个什么都能治，那是玄学，那是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