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潜艇长时间埋伏在水底，我们自然就想到要解决人的生活条件保障问题。第一个就是空气保障，所以我们“七朵金花”有一朵金花叫做人工大气环境。水面上它有导航设备，通过无线电、卫星等导航。在水底下，你不可能说我浮上来导航，那不行。怎么办？你首先要能发现敌人，知道它的位置，然后你的鱼雷才能发射。其中包括一个被动的一个主动的。被动的就是敌人老远有点声音我就发觉到声音，但是光发觉声音不行，还得知晓它的距离和方向。通过主动发出一个声波，用声波回来这个时间就能计算距离和方向。这个要求很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七朵金花”就是这样一朵一朵解决的，不是无中生有。所以尖端并不神秘。综合就是创造，综合能出尖端。任何复杂的尖端技术都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常规的综合和提高。技术不发达的国家，可以由常规的基础上发展尖端。
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仅要为核潜艇的安全负责，更要为艇上170多个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
问：核潜艇是否具有战斗力，极限深潜试验是关键。1988年，64岁的您亲自登艇参与深潜试验，您为何要以身试险？
黄旭华：所有的潜艇研制完成后，都有一道严峻考验，这就是进行极限深潜试验。1963年，美国某王牌核潜艇深潜试验还未到200米就沉入海底，艇上100多人无人生还。这艘由里到外全由中国人白手起家研制的核潜艇，能否顺利闯过中国核潜艇研制史上第一次深潜试验大关，参试人员心中无底。个别人给家里写信，说万一回不来，有这样那样未了的事，请家里代为料理，其实就是遗书，宿舍里有人在唱《血染的风采》。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深潜试验，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决定同他们对话。我说，随时随地准备为国家的尊严和安全献身，这是战士的崇高品质。但这次深潜试验绝不是要我们去光荣，而是把试验数据一个不漏拿回来。我们在设计上留有足够的安全余量，试验程序是由浅到深逐步进行，下潜绝不蛮干。在万无一失情况下，也可能存在意外危险，比如我们工作中有一丝疏忽，或者存在超出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潜在危险。说句实话，我既有充分的信心，又十分地担心。怎么办？我决定跟你们一道下去，共同完成深潜试验。好心人劝我，说艇上不需要你亲自操作，你的岗位是坐镇水面，何必冒险下去？我说我下去不仅可以稳定人心，更重要的是在深潜过程中万一出现不正常的情况，可以协助艇上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故扩大。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更要为艇上170多个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听了我的决定，艇长说，总师60多岁了，能和我们一道进行深潜试验，那不是夸海口的。
我们的试验进行得很顺利，大家坚守各自岗位，只有艇长下达任务，艇员汇报操作，以及测试人员报告数据的声音。而巨大的海水压力，使艇多处发生了嘎嘎的声音，确实令人毛骨悚然。试验成功了，上浮到100米这个安全深度，艇上的快报要我题几个字。我不是诗人，但也是一时诗兴，题了一首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这个“痴”字和“乐”字，就是我们献身核潜艇的真实写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我们把这四句话归纳为核潜艇精神
问：我们为何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核潜艇这个尖端做成？
黄旭华：我国当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比美苏英法等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大概落后了半个世纪，但在艇的外形、反应堆功率、航速、下潜深度、潜一次能走多长时间等方面，我们的第一条核潜艇比美国的第一条要好。举个例子。美国核潜艇在水下密闭空间能维持多久？他们原计划120天，最后做到83天10小时，我们说它是84天，回来时有几个官兵是用担架抬出来的。我们原想，我们技术没有美国先进，艇员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美国人，美国最多是83天10小时，我们能达到80天就不错了。我们是多少？我们真正做到了90天。所以当时我很兴奋，到码头去接他们。船到码头，我们跟艇上通话：“估计你们现在比较困难，为了保证体能、安全靠岸，我们另派一批艇员来接你们，这样安全有保证。”艇上就说：“谢谢你们，我们保证能安全靠岸，不需要你们接。”那个情形确实激动人心，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跑出来，没有一个需要担架。我当时特别高兴，我说：“好啊，我们拿到金牌了！”
总结我们的工作经验，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我们把这四句话归纳为核潜艇精神。中华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只要有坚强的领导，只要下定了决心，要干什么事情，一定能够干成。两弹一星、核潜艇，哪一个不是这样！所以钱学森讲过一句话：“外国人能*，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讲了一句话：“还可能比人家干得更好！”
退下来后我给自己定位当拉拉队，给他们敲锣打鼓
问：身处核潜艇总设计师这样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岗位，您在管理上有哪些心得？
黄旭华：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既当所长，又当总设计师，还要当党委*。那时候实验任务特别重。我的做法是，要抓得起、放得下，大胆放手，让同志们干。我总是把副所长分工好，大胆放手，相信他们，这样我可以大量干我的工作。我不太主张大小事情都是领导一个人干，干不好的。对于技术上的问题，我主张多听同志们争辩，争辩越多越好。
问：从核潜艇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以后，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
黄旭华：退下来后，我给自己定位是当拉拉队，给他们撑腰，给他们敲锣打鼓，必要的时候可以当场外指导，但不当他们的教练。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忙出出点子，但是一句话，让他们放手去干。
我的父母学完医以后，就在汕尾海丰找了一个最穷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工作
问：请谈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您的影响？您和女儿们聚少离多，在对她们的教育上又有什么心得？
黄旭华：当年，我的父亲母亲在基督教会办的医院跟英国医生学医，学完后在汕尾海丰找了一个最穷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工作。他们的医德，老百姓有三句话，叫做爱心、耐心、责任心。
我九个兄弟姐妹，除了最小的一个请了奶妈，其他八个都是母亲拉扯大的。那时我们家房子很小，夏天很热，一到晚上小孩就哭闹。不管怎么哭闹，因为母亲是产科医生，只要有人叫她去接生，她立马就去了。那么多年来，她接生没有出过一次事故。海丰很穷，好多人接生交不起医药费，我母亲老是说，不要想太多，小孩儿会叫人的时候，你抱过来叫我一声干娘就好了。她到底有多少个干儿子干女儿，她自己都不晓得。我们只晓得她一百岁大寿时，来了好多人，有头发白了的，有中年人，问他们都说自己是她的干女儿干儿子。我父亲是另外一种性格，他刚毅，正直，刚强。举个例子，日本人进来，要他帮忙做事，他不同意，日本人拿着军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跪下，他就是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