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1885—1956年），字遇夫，湖南长沙人，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语源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都有建树，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赢得了学界知名学者的较高评价。刘半农称：“近来研究中国文法者，当以杨树达为第一。”陈寅恪谓：“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杨树达的治学之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如下四点。
积微知著。《荀子·大略》曰：“夫尽小者大，积微者著。”杨树达治学善于积少成多。他将书斋取名为“积微居”，表明了他对于自己的治学方法有着清醒客观的认识。杨树达注重基本材料的归纳和整理，他坚持做各种卡片，做读书笔记，一点一滴进行学问的积累。他还随时把与朋友探讨或者读书而来的灵感和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做扎实的考证工作，将瞬间的灵光一闪联缀为一串珍珠。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名作，大多就是靠这样的点滴积累而成的。进而言之，这种治学方法不仅是一种量的积累，而且量变会引起质变从而实现某种飞跃或者超越，正如《荀子·劝学》篇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杨树达自己也认为这种积微的治学方法，除了可以积少成多之外，还有两个明显好处：一个是钩深致远，也就是以点带面旁及其余，收到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效果；另一个是广纳博收，也就是汇集众多成果，取其精华，从而实现整体研究水平的飞越。
温故知新。“故”是指旧学功夫和传统资料，“新”是指最新的以及外来的学术方法和思想观念。杨树达受清代乾嘉朴学影响很大，1947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在杨树达名字下注出的评语是“继承清代朴学风气，整理古书，研究古文法与古文字学”。杨树达做学问讲究证据确凿、实事求是，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这无疑是受到清代朴学风气的影响。杨树达治学又积极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关于语源学方面的思想。他在《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中说：“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我自愧功力之深邃不及段、王（段、王指清代乾嘉时期成就最大的语言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编者注），但以我的成绩论，又似乎有比段、王进步了一些的地方。这并非我的学力超过段、王，乃是受了时代的影响。”《说文解字》是训诂学的一座珠穆朗玛峰，但是由于许慎没有见到甲骨文，对于金文也没有深入思考，因此对汉字本义的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杨树达既吸收西方文字语源学成就，又引入当时考古学的最新科学方法，纠正了许慎的疏漏。这使他的文字学研究翻越过了《说文解字》这一高峰，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乾嘉学派。
学聚问辩。与朋友一起探讨争论学问、交流请益，这是杨树达最为快乐的事。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他参加知新社，始终保持着跟朋友切磋学问的热情和习惯。当时与他讨论学问的学者有章太炎、胡适、陈寅恪、黄侃、沈兼士、郭沫若、闻一多等，都是当时知名学者。他还与很多日本学者以及瑞典高本汉、美国顾利雅、苏联阿力克等汉学家广为交流。杨树达一有新作必定第一时间寄给朋友征询意见，颇为谦逊。同时他也会质疑一些文章，或面谈或笔谈，往来辩难，乐此不疲。他好胜心强且学力深厚，往往几番交手令对方心悦诚服，这些时候他就会颇为得意，在日记中详加记录，可谓童心未泯、一片赤诚。而被挑战的对手也往往不以为忤，不仅闻过则喜而且甘之如饴，这样的例子在《积微翁回忆录》当中有很多。1922年，杨树达与胡适讨论《诗经》“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中“于”字作何解释的问题。往来书信数封之后，胡适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采纳杨说，并将杨树达的书信珍而重之地保存起来。杨树达在其《积微翁回忆录》中写道：“胡君闻义则服之美，世所罕见。而辩论之有益，于此大有可见矣。”正所谓“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些鲜活的例子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赤诚坦荡的胸怀。
居仁行义。虽然一生痴迷学问，但杨树达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一生坚持民族大义，慨然有当仁不让、家国天下之志。五四运动前后，他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与湖南教育界陈润霖、徐特立等发起组织“健学会”，向国内介绍和传播世界新思潮、新观念。1919年，因张敬尧祸湘，杨树达毅然参加入京请愿驱张运动，临行时对送行友人说：“义无反顾，势在必行，吾意决矣。”此次入京，教员代表有杨树达、罗教铎，公民代表有*、熊梦飞等。1954年*视察湖南，见到杨树达时开口便问：“还记得当年我们驱逐张敬尧的事么？”可见杨树达给*留下了深刻印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多次上门笼络，他一概拒之门外，有一次还当面怒斥了日本特务头子桥川时雄。七七事变后，杨树达“愤于国难”，撰著《春秋大义述》，阐述《春秋》“复仇”“攘夷”大义，以激励军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1951年，长沙举行国庆游行，杨树达赋诗一首：“热泪纵横不自休，暮年喜见此年头。夜门兀自无人闭，谷粒都归种者收。淮水安澜歌大德，夷人授首洗前羞。平生梦想今都现，笑口频开待首丘。”他目睹国家新生，民族独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表面上似乎与治学方法无关，实际上却是真学者治学的动力源泉。
1949年某日凌晨，杨树达梦中得一诗句：“霜叶从教耐晚林。”他自觉颇有味道，于是用来命书室曰“耐林庼”，并自号耐林翁。杨树达晚年得此佳句并深爱之。该诗句似乎从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句化出，但加入了更丰富的意象。霜叶之红，并非朝夕可得，一定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在学问上就是积微的功夫。同时霜叶之美必定经历了时间的洗练，有着历史的传承，这也蕴涵温故知新的意义。霜叶之美，主要不在于单个或者个体的一片霜叶，而更加在于漫山遍野层林尽染，所以蕴涵朋友聚集讲学之义。最后，在草木凋零的深秋，霜叶之绚烂之所以格外引发文人的诗情，是因为其“傲霜”的风骨。因此，居仁行义的家国情怀，也应该是这句诗中的重要内涵。这句偶得的诗句，涵盖了杨树达一生为人为学的精要，值得认真领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