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语言上的精炼。既然是短篇小说，起码在字数上就受到了严格限制，在有限字数表述的范围内，如何将故事扩展，将内容延展，将内涵拓展，这非常考研作者的功夫。前面已经说到了，作者在选题上做足了功夫，即将题目与情节之间故意制造冲突来延展故事的内涵。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内涵的拓展需要文字上的功夫。
无疑，《受戒》的文字功夫，几乎代表了汪曾祺先生最好的表达水平。我这么说，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好的文字表达？”
记得以前贾平凹先生做过一个类比，所谓好的文字表达，那就是文字的节律跟上作者说话的节律，贾先生还举了个例子，假如你肺活量足，你就说长句子，跟外国人说话一样，恨不得一句话能组成一个段落。可大多数人气力都不足，一句话只能承载几个字。
汪曾祺先生无疑是语言表达方面的专家，记得以前他有专门关于语言表达方面的散文，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四个字的句子或者词，这是《诗经》的句法，因为《诗经》里经常用到“关关雎鸠”、“窈窕淑女”等等，四个字的表达是书面性的，是正式的，是官方的；而三个字跟四个字完全不同，它将表达通俗化、世俗化，甚至还会庸俗化。比如我们启蒙读物《三字经》，它是把大道理讲的通俗和朴素。讲话的时候，四个字加三个字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四个字保证句子的节律，三个字保证句子的调子，七个字一起就保证了一句话的节律及圆润。试想一下，为什么古诗七个字为多，为什么对联以七个字为主，都暗含着这个道理。
汪曾祺先生的语言是特色的，明显能感觉到每句话的“节律”。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
——“宝刹何处?”——“荸荠庵。”
——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 穿过一个县城。
以上是从书中随意摘取的几段，假如你用心去读，感觉这不是普通的句子，仿佛可以变成台上的戏文对白，全篇几乎都是这样的句子，由此可以读出汪先生用词的弹性，造句的节律感。
语言上的特色还有一个最让我敬佩的就是，不自觉地将方言用到普通话中，这样就会形成作者个性化的语言特色。其实，写作的时候，用方言不难，难的是你的方言别人不仅要识得，且能喜欢，不然都是徒劳的。记得以前读西部一个作家的小说，他自以为成功的方言应用，被我判为最大的败笔，他大惑不解。语言确实要体现地域和人物特色，可作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的作品是给说着各种方言的人读的，如何保证别人读的懂、读的顺，这是第一要务。方言不是特色，方言在作品中得到灵活应用，这叫特色。汪先生确实用的非常高明，比如：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清亮亮、滑溜溜、格挣挣，这三个词都不是标准的书面用词，汪先生把他们当成了书面词排比着用，感觉是在强调一件事，又是在具象一件事，原本很模糊的一个修饰，用上几个方言词汇，瞬间就把角色与所有的读者拉近了，感觉每个读者似乎都熟悉了小英子娘的打扮。下面一句的动词“兴”和“顾”都是方言词，也许北方人都不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但是，整句子读，好像意思又非常清晰，这就是语言的灵活应用达到的功效。
三是情节上的留白。写短篇小说犹如下围棋，必须要保留行气，尽管空间不大，但是，一塞满就死了，必须要保留通风，且还有保留回味的空间。就像哲人说，如何以最经济的方式把一个房间填满，答案自然是在房间里点燃一束光。为什么是光呢？光似乎是存在的，但是，光又不影响别的物的存在。房间是空的，光给填满了。可有光的房间还是空的，还可以放下任何东西，除了黑暗。
《受戒》中留白很多，一是四年在寺庙生活的明海，到底在僧人业务上怎么样，作者没有说好像又说了。二是明海看到了小英子的脚印后，心里发生了变化，这是朦朦胧胧的爱，但是，这个爱到了什么程度，读者想象不到。三是明海为什么看到芦花荡就会急速地划船，最后是英子快速地将船划进了芦花荡，在那里有什么故事发生呢？还是什么都不会发生？答案留给了读者，可读者哪敢轻易做出答案呢，这就是小说结尾的高明之处！
短篇小说精彩的一是构思，二是语言，三是留白。假如把这三点做好了，短篇小说一定精彩，汪先生以精彩的语言将一段尘封的往事写活了，这是他的功力所在。
当然，《受戒》的看点还有很多，比如丰富的多领域的知识比如佛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等，这都能看出作者深厚的生活阅历及知识积累，这是让小说增加深度和厚度的资本。
客观地说，《受戒》也有硬伤，我感觉他模仿《边城》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无论是场景设计，还是人物设计及情节构思，都能看到里面有沈从文的影子，当然，也可能是我先入为主了，还请方家一起鉴别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