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是记载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重要历史古籍，它拟《春秋》略吴、越，决意“览史记而述其事”而作，其与《吴越春秋》代代相传至今，为我国以后出现大量地方志开创了范例。
（一）
由于缺失散佚和成书时记载不明等因素，《越绝书》的真正作者尚无定论。从《越绝书》末篇隐语中推究，《越绝书》的作者是会稽人袁康和吴平，此说法影响很大，因此被清代的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用。作为古典文献，《越绝书》是一部史书，但其既不像编年体“依时而述”、国别体“依地而述”，也不像纪传体“依人而述”，这让目录学家在其分类上无所适从。《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记载，“其文奥古多奇，《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于是有人附和并直接将此书称为“地志之祖”，于是有了“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之说。
（二）
《越绝书》成书早，很多版本早已失传。据隋唐书志及《崇文总目》所载，《越绝书》原书为16卷，内纪8篇、外传17篇，共25篇，但今存《越绝书》诸版本均为15卷，19篇，有“经传”之别和“内外”之分。“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或非其事，引类以讬意。”外传12篇，内传5篇，内经2篇。各篇目内容相对独立完整，但又“一事而复见数篇”。所以，根据各篇目主题分为4个层次。
首尾两篇属序跋。首篇简单点明本书的命名缘由，阐述创作依据和创作意图，“欲以贬大吴，显弱越之功”，补史之阙，扬越之功。末篇内容比较庞杂，和首篇一样，阐述写作目的，“发愤记吴越，章句其篇，以喻后贤”，阐明篇章次序“始于《太伯》，终于《陈恒》”。
书的主体部分共17篇。5篇记述吴越两国勾践、夫差时期的征战。分别以《荆平王内传》《吴内传》《纪策考》《纪吴王占梦》《记军气》加以叙述。4篇杂记性质的文章，《吴地传》《地传》《宝剑》《春申君》，主要记载吴越的世系、地理、物产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事迹。8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叙述勾践灭吴的方略与实施。现存《越绝书》中的19篇文章，集中写计石兒的就有两篇，《计石兒内经》叙述计石兒向越王献计兴农富国之策，《计石兒》侧重讲治国用人之策道；《请籴内传》《内经九术》论述文种向勾践献计的“伐吴九术”，前篇重点谈及国计民生；《纪范伯》《枕中》记述范蠡进入越国及其论述治国理政之道；《陈成桓》记述子贡穿梭于齐、吴、越、晋之间的外交活动，最终“存鲁，乱齐，破吴，疆晋，霸越”；《德序外传记》从总结的角度探讨吴越成败兴亡之理。《越绝书》通篇“陈其本末，抽其统纪”，越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显示越王勾践“焦思苦身，克己自责，任用贤人”，体现抑吴扬越的精神。《越绝书》在美其邦族、“垂意于越”的同时，更突出以史为鉴。末篇说得也很清楚：“述吴越也，因事类，以晓后世。著善为诫，讥恶为诚。”
（三）
《越绝书》晓以富国安民之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转败为胜，灭亡吴国，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勾践具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在行动上，他与百姓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在思想上，他对“以民为本”有明确的认识，两次提到“古之贤君”，认为只有民心所向，才能无敌于天下。
民之本在什么？在于粮。越王勾践担心“谋不成而息，恐为天下咎”之时，大夫计石兒认为，兴师动众前必须要先积蓄粮食、钱币、布匹。“饥馑不可以动，神气去而万里”。他根据自己的经商理财经验，向越王勾践提出了三点建议：“省赋敛，劝农桑”，发展农业生产；“利源流”，进行商贸活动；“平粜齐物”，使“农末俱利”。范蠡也向勾践谏言，“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这既体现了“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疆”，又符合越王勾践强兵需求，被其实行于复国雪耻计划之中，使越国在短时间内达到“炽富”。勾践作为君主，能够尊重民意，依靠民力，在天道、地道、人道三者辩证关系中，更重视人道，“顺天心，终和亲”“循道顺天，富邦安民”是难能可贵的。
（四）
《越绝书》晓以任贤使能之道。君有贤愚，臣有忠奸。吴王夫差愚钝，听信奸佞伯嚭、逢同谗言，视敌为友，贼*忠臣伍子胥。吴国强盛由子胥入吴开始，破楚、厄越、霸吴，子胥死后吴国败亡。越王勾践贤明贤德，谦逊对人。范蠡在进入越国后，勾践听信石买谗言，没有重用范蠡。于是文种进言勾践，“成大功者不拘于俗，论大道者不合于众。唯大王察之。”计石兒也从治国安邦的理念出发，批评越王“置臣而不尊，使贤而不用”的错误做法，并劝导越王作出表率，“抑威权势”“谨选左右”；还提出“明主用人，不由所从，不问其先，说取一焉”的用人观。越王虚心纳谏，而且能“以学乃时而行”，以文种、范蠡为师，君臣同心，三千越甲吞吴，遂至“春秋五霸”之一。正如诸葛亮出师表所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说明了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关键在于“用人”，这也是《越绝书》反复强调的道理。
君贵有任贤使能之道，臣之进退之道亦可嘉。从“事君以道”的角度看，吴越三个忠臣伍子胥、文种、范蠡“皆贤人”，但因对进退之距、去留之间认识不同而决定了不同的人生结局。范蠡深谙知始知终，无所欲也无所累，从一布衣到上将军，却于功名利禄诱惑之中波澜不惊，清醒至极，得以善始善终。而伍子胥知道进退但为“恩情”所累，忠谏而死，为后世立了一个知恩图报、犯颜直谏的忠臣榜样；文种不知进退又为名利所累，“立休功”“厥过自伐”，而不得善终，“厥道必穷”，越王赐剑给文种，“种遂自*”。这反映了勾践“德性”的另一面，也印证了范蠡对勾践的评价——“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为复仇雪耻，勾践能“臣主同心，其利断金”，一旦灭吴成功，就猜忌、擅*功臣。正所谓“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五）
《越绝书》晓以发愤图强精神之贵。越王勾践率领小小的越国，击败了强大的吴国，洗净国耻。在此过程中，越王勾践的运筹帷幄，范蠡、文种等臣子的献计献策是主要因素外，越王勾践与越国广大民众坚韧不拔、发愤图强的精神也不容忽视。
勾践有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面对的敌手十分强大。夫差在打败越国以后的十几年中，国力处于鼎盛时期，先后出兵攻打陈、楚、鲁等国，两次执牛耳与诸侯国会盟。勾践在兵败后毫不畏惧，忍辱负重，屈辱求和，不屈不挠。他充当夫差的马前卒，低眉折腰在吴国服役长达3年之久，尤其是他卧薪尝胆、锲而不舍的精神，“躬身自苦，任用贤臣，转死为生，以败为成”。在灭强吴后，又能“尊事周室，行霸琅琊，躬自省约”，尽管“其始微”，但“终能以霸”。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精神成为古越民众最可贵的精神基因流传下来，进而融汇于中华大地的文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