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
读书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一种投资方式，哪怕只是每天坚持阅读几页，长期下来也会得到不小的收获与回报。从这个角度来看，读书与基金投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相信长期的力量。基于此，金融界基金推出读书类栏目“悦读”，诚邀国内外学界、投资圈有影响力的大咖们分享好书，交流读书心得。
本期分享者是“悦读”的忠实书友，笔名文心舒言，今天将由她带我们《简读中国史》。
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自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世界其他文明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并未改变中华文明的本质，反而更彰显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简读中国史》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大背景之下，理清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帮助读者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对中国史的整体概念。同时，本书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解读方式，力图全方位呈现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
舒言：“比知识和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因果和逻辑。”
为什么说“重建常识”
读历史，对于我这样以业余兴趣阅读的人来说，其意义不在于研究或者猎奇，而在于时常能够获得一些对“历史真问题”的阶段性认知，就像有时从纷纭的现象背后忽然发现市场或人生的某一条“真相”一样，然后将许多零星发现搭起来，慢慢地重建常识架构。
为什么说是“重建常识”？我二十来岁在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里读到“历史三峡论”，其中讲秦朝到清朝不是“封建王朝”，而是郡县制基础上的“帝制”；所谓“封建”指分封建邦，周朝才是封建制，但周朝不是奴隶制。那时候我开始知道，当年背得滚瓜烂熟的中学历史白学了。
2010年张承志在北大CCER毕业典礼上演讲，提出“重建常识”。后来我偶然和一位北大数学专业毕业的做投资的前同事聊天，他说他这几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就是“重塑知识体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那个演讲）。我总是看到他参加读书会、分享自己读的各种书，涉猎之广，速度之快，估算下来这些年他可能读了近千本书。
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充满了各种误读和错觉，因为生理、物理、社会、传播等各种原因。有时候我们眼中所见的世界未必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洞中人只能看到事物投射在石壁上的影子，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事物。两千多年来西方科学不断发展，物理、化学不断探究世界的本原，就是在探索投射出影子的那个世界。
比如后世科学研究实证指出，世界并不是如我们所见一样是有“颜色”的。人类所见的“颜色”来源于不同物体反射出不同波长的光，其中人眼可见光谱内的光在视网膜上形成光化学反应，通过神经元将信号传递给大脑形成“颜色”的结论。所以，颜色只是人类的一种“感觉”。在同一个环境中，老虎、蝙蝠、鱼看到的世界的颜色，和人类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到的颜色也有细微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无法知道你身边的人看到的颜色究竟是什么颜色。
人的味觉、嗅觉是类似原理，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脑对一些有害或无害的物体之形、色、味形成了条件反射，以帮助人在最短决策时间内趋利避害。我们从小被父母教导说不要吃“臭”的东西，“臭”就是基因积累下来的经验啊。
读历史也可以帮助纠偏。秦制是封建制还是什么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究这种制度对后世造成的影响以及在民族文化里留下来的基因。历史是现在的一部分，是我们探想未来的准绳。多读历史，对中国社会是怎么回事，也能获得一些认知。所谓鉴古知今、读史明智，历代讲得有点滥了，然而现代的信息积累、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科研技术皆有所更新，回头重读还是很有作用。
读一些靠谱的书，可以帮助我们审视、修正、建构和拓展。虽然我们最终难以获知全部真相甚至最终难免诸多谬误，但是多知道一些，还是可以让自己更有用一些、更通透一些，总比一直懵懂要好。
像读《人类简史》一样“简读中国史”
近日读到《简读中国史》这本书，是一本非常有见地、有功底的历史“科普”书，将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史和世界史的坐标之下，贯通中西历史学术研究，列举大量实证和前人研究结果，成体系地表达历史观，读起来十分过瘾。
如果有一本书，能够帮助一个非历史专业的读者：梳理卷帙浩繁的史料研究，穿透迷雾交织的历史事件，对历史因果的认识建立一个相对清晰的坐标系。那么我觉得《简读中国史》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如果是一位没有太多时间细读历史的读者，读这本书比较省事。这本书可以当作中国史领域的《人类简史》一样来读，文笔流畅、考据严谨、涉猎广泛。作者历史学者张宏杰博士，有经济学专业和从业经历，转而攻读历史学硕博，师从复旦葛剑雄教授，曾著《饥饿的盛世》、《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大众历史好书。张宏杰博士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和深厚学养，我简单数数他在书中大量引用的专业研究，估计有上百种，不完全概括包括：秦晖教授对秦制的研究、葛剑雄教授对历史地理的研究、许倬云教授对远古考古的研究、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李稻葵教授对历代经济数据的研究、拉铁摩尔的东方史研究、二十四史的部分、儒法佛的古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剑桥中国史》、《欧洲经济史》、《近代日本新观》、《枪炮、病菌与钢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看乾隆盛世》、《法国大革命》，等等，以及大量我们非专业读者并不熟知的历史专著和论文。
自然，这本书同时颠覆了大众认知里的很多“常识”（颠覆程度视读者既有颠覆程度而不同），透过现象审视本质，总结了很多“历史真问题”。对于常常陷在一大堆史实中“惘而迨”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更容易帮助我们看懂历史脉络、梳理因果、效率更高。比如：
● 今天的中国人，是土生土长的云南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北京山顶洞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的后代，还是从非洲走出的南方智人的后代？
参考其他研究结论一起说：现代基因研究已经证明，全世界人类族群都继承了同一个线粒体DNA，溯源指向非洲南方古猿的女性后代，所以有个比喻说全世界人都拥有同一个300多万年前的“非洲老祖母Lucy”。零几年的时候复旦大学在当代中国人当中做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起初是为了证明华夏文明的本土起源，第一次出来的结果却指向“非洲老祖母”，他们有点惊讶，又做了一次，结果还是指向“非洲老祖母”。
现在考古派学者还是坚持多起源说，而新一派基于基因采用单起源说：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类一样，是六万多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一部分智人在大约三万年前，抵达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而当年的元谋人、蓝田人、山顶洞人，很不幸早就灭绝了，他们的基因对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影响。
● 伴随中华大地数千年历史的牛、羊、小麦、青铜器、马车，是我们祖先自研的，还是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传至黄河流域的？
考古学家目前公认：人类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小麦、绵羊、山羊、黄牛、马，几乎都是一万年前到八千年前在中亚和中东驯化的；青铜器在大约五千年前在中亚和西亚普遍使用，大约四千年前在东亚普遍使用；5500年前两河流域发明了轮子，马和轮子结合便诞生了战车。
而中国内地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没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驯养黄牛和绵羊的遗骸，那之前用来祭祀的供品是猪（传统六畜中猪、狗、鸡是本土产生），那之后在中国的遗迹中才越来越多出现牛和羊；中国也没有出现小麦、大麦和燕麦栽培过程的考古证据。沿着考古遗迹可以发现，牛、羊、麦、青铜器、马车，都有从中亚和中东沿着新疆传到东亚的痕迹；包括十二生肖、十二地支，都可能源自古巴比伦；在中国的仰韶、良渚、三星堆、龙山、红山、二里头等早期遗迹中，还保留着青铜器和玉器在材料、形制上面的相似之处，沿着地理上从西往东能大致看出传播的轨迹。
小麦提升了主食来源，牛、羊提升了肉食来源，小麦需要灌溉从而提升了公共系统管理能力，牛和马促进了生产力，青铜器和车促进了文明的成熟，并且通过改变战力而改变了历史格局。华夏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已经繁荣，并不能说是外来起源，本土文明一直是连续发展的，同时外来物种刺激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交汇融合形成了成熟的农耕文化。
● 中华文明的地理特征具有地理隔绝、农耕自足的特点，这对中国历史、民族文化，在根源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结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国西面南面环山脉、东面临太平洋、北向是大草原和大沙漠，天堑保护挡住了很多外敌入侵；然而内部斗争也尤为激烈，因为成王败寇逃无可逃，所以总是你死我活赶尽*绝，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所以乱世总是渴望统一，各邦博弈最后会走向统一；不像地中海文明，失败者可亡于海外，不必生死之斗，所以多少保留一点贵族血脉，所以统一不是刚需。
黄河长江两条大河形成冲积平原，土质松软且肥沃，非常适合农耕，比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更容易生存繁衍，比地中海沿岸更容易自给自足、对通商的需求更少；农耕文明天然倾向于崇尚经验和权威、追求保守和稳定，而且因为太容易自给自足，所以也就缺乏一些创新的动力（也算是低烈度的“资源诅咒”）。
古希腊神话讲俄狄浦斯王“弑父”，而中古二十四孝故事讲“*子”以饲母，这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信号？海洋文明需要年轻血液和挑战权威，农耕文明需要前人经验和维护旧例。
● 孔子心心念念的“复礼”，想要恢复的是什么？“周秦之变”，是古代中国影响最深远的变化，周秦之变实质是什么？
——在几百年乱世的阴影下，各诸侯国对外争霸逐鹿、对内加强集权，孔子感觉到危机，比如“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述而不作”，主张全盘恢复周礼，本质上是希望恢复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比如，主张恢复“天子之礼”实质是要恢复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和贵族精神，主张恢复“小国寡民”实质是要回到熟人社会使“民德归厚”。薛涌：“孔子可以说是最早看到了专制将腐蚀了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先知。”
周秦之变的直接变化是社会从一个个小共同体变成一个大共同体。周朝是分封制，周天子对诸侯国并没有生*予夺权，人们生活在一个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有点像西欧的封建城邦。秦朝用郡县制打破了分封制，国家直接控制到每一个小自耕农，秦朝还打散宗族令其分散迁徙、强迫老百姓分家。秦晖先生研究：从内地到边疆、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全都是非宗族化的乡村，没有一例聚族而居的，说明秦制为了打散家族的控制，花了很大的力气。现今很多村子只有一个姓，基本都是宋代之后宗族复兴的结果。
所以，周制的社会结构就像是大船中有一个又一个隔水舱，周秦之变的内容，就是国家权力打破层层限制，把小隔水舱全部打通，把一个个小共同体连接成了一个大共同体。由此，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古代皇帝对民间的汲取往往缺乏制衡，又形成后世兴衰治乱的一条重要脉络。
秦制有集中的好处，集中力量好办大事，所以秦始皇能修长城，汉武帝能远逐匈奴，盛唐能万国来朝，乾隆时期能达世界GDP第一。国家强大不容易被欺负，秦制以来古代有一半时间是统一的，人心思统一而非分裂，所以中华文明能够历经五千年绵延不绝。
● 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迄今存在，汉字是世界上迄今唯一在用的古文字，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延续不绝？西方史断代很重视蛮族入侵，古罗马帝国亡于蛮族入侵（公元5世纪），一经解体之后西罗马再未统一。而几乎同一时期（4世纪），西晋亡于五胡乱华，经历南北朝之后隋朝再度统一。为什么同样是蛮族入侵，在西方和东方的结果不一样呢？
结合阅读谈我自己的体会。华夏文明延续的重要原因：统一的文字是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农耕文化对外侵略扩张性不强；汉文化基于农耕文化表现出强大的融合功能；地理特征相对封闭且自给自足；大一统的帝国疆域辽阔，国家强大不容易被灭绝。
文字是文明的最重要的载体。文字统一，文化就容易统一；文字延续，文化就容易延续。汉字是世界上迄今唯一在用的古文字，非常了不起。秦始皇第一次统一时发明了“书同文、车同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即使我们现在用的简体字，也不是建国后才发明的，是来自于秦朝“书同文”时弃用的列国文字，在建国后推行简化字时选用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在音不能传的古代，即使互相听不懂，写的字却能看懂，古代因为书写材料金贵，书面语和口语是两条线发展，即使今天很多古音改变，但我们依然能够看懂作为古语的文言文。
农耕文化依赖农业，喜欢固守农耕疆域。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为标准，对外扩张性不强，因此免了很多兵戈祸患。当外来文化进入农耕区域时，则需要适应这片土地固有的自然规律、社会经验、人群，才能长久生存，因此汉文化表现出强大的融合功能。
人心思统一是这块土地的文化特性。夏商周合计两千年，秦制以来两千年，周秦之变是民族能否延续的重要节点。在两千年帝制的历史中，统一的时间占了一半以上。改朝换代时期人口大起大落非常惊人，经常损失一半以上乃至1/10（概要见本书第154-156页，数据研究见《中国人口史》）。古人皆知“离乱人不如太平犬”，大乱之世总是渴望统一。
在统一疆域、统一文化的基础上，加上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强大，给民族存续提供了有效的集中和保护。因此千年一统的大帝国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总能绵延不绝。
反观欧洲，欧洲历史没有统一的传统。人口发展曲线不是大起大落，战争带来的人口减少不如灾荒和传染病。欧洲各国文字不同、文化有差异，虽然彼此交融，但自治、独立的观念深入人心。再者，黄河长江都是自西向东流向，形成冲积平原，容易集中人口；而欧洲被的四面八方的河流和山脉分隔成支离破碎的地理单元，从地理上讲就没有内聚力。因此，蛮族入侵灭掉古罗马帝国以后，欧洲不再出现大一统的强大帝国。
●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不是西北的少数民族（匈奴、契丹、柔然，在冷兵时代游牧民族明明最能打），而是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鲜卑、辽、金、蒙元、满清）最后能够统一北方及至入主中原？
东北与西北的地理条件不同，东北不像西北只以游牧为主，而是兼具游牧、渔猎、农耕三种特征，因此东北民族能够熟练地将游牧者的军队与汉式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所谓的游牧人征服，主体并不是纯粹的游牧人，而是混合文化人群。”
有稳定的农耕为基础，经济上汉化了，这样的国家能够给作战提供强大的保障；军事上不汉化，保持了马上民族的军事能力，能“理解游牧民族的联盟如何构成以及他们的弱点在哪儿”。比如起自陇西、有鲜卑混血的李唐王朝，在初唐时能够同时对中原和草原进行有效控制；满清对于蒙古草原且拉且削弱的办法，说明深刻理解游牧制度的根基。
纯汉人政权建立的朝代，统治区域通常都局限在胡焕庸线以南，或者说，通常只在农耕区内，无法对草原进行有效的控制。
●有秦以来直至清末，两千年间王朝更替，在漫长的循环之中，我们看政治演变的因果，可以主要看什么脉络？
细述起来太长，这里记录一下思路。
（1）中原与草原的角逐：汉唐的疆域奠基、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纷争、游牧血液促进历史进化、元明清的制度倒退。
（2）皇权与周边权力的博弈：相权、官僚、豪族。
（3）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郡县制下的吏治、地方治理、税收、军事等等，本书观点，最终表现为皇权对民间的汲取如何达到以及达到何种程度。
● 夏商周约两千年，秦制以来又两千年间，后两千年间王朝更替仿佛循环一般。我们看王朝覆灭的原因，为什么每隔二三百年，大一统的王朝总是出现周期性的崩溃？
本书的主线是研究古代王朝的周期性崩溃、对比东西方发展路径以及近代的差距，展望历史发展方向但不得出结论。
直接原因：灾荒、土地兼并、吏治腐败、政局不稳，导致农民起义或政变；内乱容易导致外敌入侵。
底层规律：秦朝以来的帝制是一元刚性结构，主要通过对内盘剥来支撑开支；农业税表面上看起来税率不高，但农民上缴的税收95%都流失在各级官员的征收过程中（现代社会透明得多），所以国家实际收到的并不多；在不多的农业税之外，有一些变相的税收或者对工商业的变相抽佣，比如汉武帝的“告缗令”、历代的专营制度，宋代一度工商业税收占到历朝最高比例，但因为历代重农抑商，所以税收来源主要还是靠农业税；
在总量有天花板的财政收入基础上，王朝的开支却越来越大，每到王朝末年，官僚冗员、繁衍的皇族、皇帝各种作的庞大开支，常常让国家财政左支右绌。每当皇权对农民的压榨到了一定程度，就超过了社会能够承受的临界值，这个时候就会面临周期性崩溃。
“周期性崩溃”是本书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及至后来，科技和民生发展缓慢，英国马戛尔尼出访乾隆朝，如何发现“饥饿的盛世”，从而用坚船利炮撬开了古中国的大门，都是一系列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