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舒怡尔 陈志芳 王亚赛 实习生 石秦一
去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而随着俄乌冲突一周年的临近，这场冲突依然持续不断。
枪火炮弹的场面已经很少如此密集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战争在不停转换形态——从冷兵器、热兵器，演变到经济制裁、信息战。对多数人而言，现代战争的影响更多是资本市场的波动、民族主义的口舌之争。直至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一些人直接被丢入战火之中，而更多继续着平静生活的人，也感受到逼近的威胁。
上述背景下，澎湃美数课推出《图解六百年战争史》上下篇，本文是第一篇稿件，带读者回顾600余年的战争史。我们会发现，“和平”是稀有之物，甚至是一个现代发明，我们能否继续持有它，以如今的眼光看，已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和平一旦被打破，过去半个多世纪竭力构建的国际秩序、不断向好的个人生活，都将在顷刻之间被摧毁。
我们生活在最和平的年代吗？
从远古时期，部落之间就冲突不断，等到国家形态的出现，文明社会的武器升级更是让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呈现几何级数的上升。据佐治亚理工学院萨姆·努恩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收集的1400年至2000年的战争数据，截至目前，二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超4000万人因此丧命。
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Henry James Sumner Maine)在一个半世纪前说过：“战争看起来和人类一样古老，和平则是一项现代发明。”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大国偃旗息鼓，有历史学家称这段时间为“长期和平”时期。有观点认为，当前，我们身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期。而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取决于看待暴力冲突伤亡情况的不同角度。
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主张，相比史前考古时期，国家形态社会时期的暴力冲突已经大大减少。他认为，要比较不同社会的暴力危害，应着重看暴力的相对比重，而不是绝对数量。其观点可以用一个问句来表述：“如果我生活在某个特定时代，成为暴力受害者的机会有多大？”
让我们想象两个场景：一是世界上只有100个人，50人因战争而亡，死亡率为50%；二是拥有100万人口的世界发生战争，10万人死亡，死亡率为10%。按照平克的观点，在前者的情境下，成为暴力受害者的机会更大，更不安全。
公元1325年，美国南达科他州乌鸦溪曾发生过一场大屠*，致死率高达60%，这意味着，当时至少一半的人因战争而亡。在狩猎-采集时期，一代人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战争的比例高达90%，所有人都拥有对过去战争的文化记忆。而按照平克的观点，身处国家形态社会的人们，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几率大大降低，据估算，整个20世纪的战争死亡率低于1%。
不只是战争看似在减少，奴隶制、酷刑、决斗等暴力形式也在消亡，很难想象会再出现这样的场景：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和数学家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因质疑地心说、否认多项天主教核心信条，被处以火刑；10万多名女性在猎巫行动中死亡；为了给市民享乐，约50万人在罗马斗兽场残忍死去。
平克将此归功于多个原因：国家形态出现，武力的垄断终结了普通人或群体之间的肆意冲突；全球化商贸结构建立，当互利互惠成为可能时，零和甚至负和收益的战争不再吸引人；女性力量崛起，有助于消除传统的男性竞争暴力；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到来，“人道主义革命”诞生，推翻酷刑、虐*动物、决斗等暴力形式；大众媒介改变了人们对外界的看法，当战争的苦难得以出版和传播，平民在战争中的声音才能被广泛听见。
这样看来，我们似乎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但有人持相反意见——我们或许只是生活在反常的、暂时的“长期和平”年代，过度注重死亡相对比重还容易忽略战争的死亡人数。
纽约大学的两名学者帕斯夸莱·西里洛(Pasquale Cirillo)和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战争往往是幂律分布的，绝大数死亡是由少数武装冲突造成的，这意味着一场重大战役就能盖过自1945年以来的和平。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持着类似观点，他指出恐怖平衡(the balance of terror)的存在，即核武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国战争的发生，一旦发生大型战役，过去几十年的和平将彻底终结。
此外，大国之间在避免直接冲突，他们将矛盾转移到代理战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叙利亚战争……乃至今天的俄乌冲突，大国身影一直在背后。
尽管全球范围内的战争死亡人数在下降，冲突和暴力次数却在增加。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UCDP)，2010年后，非国家间冲突次数显著增加，主要参与者是派系民兵、犯罪分子和国际恐怖组织等。
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难以反映真实战争的残酷。
2001年阿富汗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和今天的俄乌冲突，都在告诉我们，战争从未彻底远离普通人的生活。
在乌克兰留学的微博网友阿睡从来没想过战争的爆发会离他这么近。越来越多的乌克兰适龄男子，加入战争的序列。阿睡的乌克兰好友和同学也身在其中。他只能在社交软件上与他们一一道别。再次相遇的日子难以想象。
“地面在摇晃，楼房在摇晃，一股股看不见的冲击波刮过你的心肝脾胃肾，你知道危险要来了，你身上每条神经每个细胞都知道危险要来了，大脑一直在告诉你要跑。”阿睡在经历31个小时跋涉，到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与撤侨行动后，发了这样的微博。
战争留下了什么？
1937年11月24日，日机对长沙第一次轰炸，地点选在位于小吴门的长沙火车东站。这天来了4架敌机，在火车站落下6枚炸弹，死伤民众300余人。
车站旁有个礼堂正办喜事，未能幸免。一群啼哭的人说：“新郎未死，而新娘只存了一条腿，还穿着绣花鞋哩。”那时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为躲避战火，南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蔡孝敏在校外租房，平时防空警报响起，都去火车站的公共防空洞躲避。但那日警报未响。只有两声巨响，两道冲天而起的黑烟，报告空袭来临。而那天防空洞被击中，所有入内躲避者，无一活命。
四十年后，蔡孝敏感叹，“本人幸逃劫数，应该感谢谁？四十年来，仍未想出答案。”
1938年，闻一多离开家，奔赴学校，随学校去大后方。出门前，他到母亲那儿去，说了几句话，后来他在家书中写道：“不记得说了些什么话，我难过极了。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这一走，就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了。
战争留下了什么？死去的士兵不再变老。商铺不再喧闹。房屋外墙布满弹壳，或是干脆变为废墟。还有留下了一群失去很多的人。他们失去故国，失去家园，失去亲友，失去安全感。这些流离失所的人，有时候被称为“难民”。
虽然尚未确定全貌，但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到2021年年中，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已超过8400万，其中难民署授权保护的难民超过2660万人，持续内战的叙利亚成为最大难民输出国。
据联合国，难民的定义是“所有因担心受到迫害、冲突、普遍暴力或其他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情况而离开原籍国的人”，因此需要国际保护。
哈希姆曾是一名小镇公务员——周末会和家人到当地的公园游玩、在松树底下烧烤的普通公务员。2012年4月15日，持续蔓延的叙利亚内战终于侵扰他的生活。哈希姆被政府人员登门拜访，和邻居们一起被投入地下牢房，受酷刑折磨。直到六个月后，他才被放出来。伴随着自由而来的还有一个悲痛的消息，他妻子的两个兄弟在同一天内被同一位狙击手打死了。她的第二个兄弟是在给第一个兄弟收尸时被射*的。
为活命，哈希姆一家决定前往埃及避难。出发前的几次见面，他的父亲焦躁不安，问道：“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如果哈希姆不在他身边，将来又有谁来照顾他呢？
可在埃及的生活也并不如意。哈希姆和妻子哈雅姆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到镇上的食品厂包装蔬菜，后来又去巧克力加工厂工作。2013年初秋，他父亲去世。埃及对叙利亚人也愈发不友好。他决定冒险前往欧洲，目的地是瑞典。2013年底，瑞典政府公开承诺给予任何一位在瑞典申请庇护的叙利亚人以永久居住权。
记者帕特里克·金斯利在《我未尽的苦难》一书中介绍了难民离开祖国的两种极端残酷的方法。一是穿越沙漠，他们被塞上卡车，每辆车上都挤了几百号人，“人们像沙丁鱼一样紧紧挤在车斗里，几乎每次旅程都有人因脱水或从车上摔下来而死去”。他遇到的一个厄立特里亚人告诉他，他所乘坐的车上有8个人被热死了。二是乘船渡海，这些船通常会承载几倍于其运载人数的难民，“这么多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可能导致翻船。由于无法动弹，那些坐在船中间的人只能在自己的裤子里大便，小便则会淌到旁边人的身上”。而这种难民船发生海难的新闻并不少见，2015年，500多人在试图渡过爱琴海时被淹死。
据难民署估计，截至2020年底，在8240万被迫流离失所者中，有3500万（42%）是18岁以下的儿童。一名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护士曾遇到过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儿子渡海而来，孩子们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但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船获救之后，离意大利越来越近，孩子们逐渐明白过来，然后他们便问她：“你可以当我们的妈妈吗？”
而在帕特里克采访当日，医疗队救下的那条难民船上，就一共有70个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其中一些孩子只有十一二岁。
波兰母亲将婴儿车留在火车站，供带着婴儿逃离战争但无法随身携带婴儿车的乌克兰母亲使用（来源：Francesco Malavolta/ Twitter ）
徐雪晴、谢瑞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期编辑 邹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