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军事题材在新中国成立前占绝对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占很大比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中，军旅出身的不乏其人，如刘白羽、穆青、魏巍等。
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门类不同，不但不可以虚构，而且不能脱离当代的社会实践而纯粹表现自我。比如：诗歌可以有鸳鸯蝴蝶派，有朦胧诗，可以脱离时空，尽情发挥作者的想象，报告文学就不可以。具体到军旅报告文学的审美特点，我想结合我的创作实践，说点一孔之见。
军旅报告文学之美，美在它直面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实问题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反映的是时代风云。它是以现实矛盾、现实人物为写作对象，回答读者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报告文学之美，首先美在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能直面现实问题上。军旅报告文学的题材是多样性的，但主要写作对象应该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热点问题。这并非“题材决定论”，而是“体裁决定论”和“时代决定论”。反映时代、干预生活是报告文学这一体裁的本质要求。每个时代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果不去写群众关心的问题，写出来也不会有人关心。
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是与钱钢合作的《蓝军司令》。第一次写，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但既然受到多方关注，就必有原因。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搅动了以往演习中一厢情愿的一团死水，“制造”了一个热点问题。严格地说，上述效果首先是由“蓝军司令”的新闻报道引发的，报告文学把新闻的影响进一步放大了，把新闻人物变成了文学形象。这说明，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和记者一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事实上，我国许多老一代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都是记者出身，范长江、刘白羽、穆青、魏巍等无一例外。在战争年代，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是不分家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二者分家了，乃至有“浅薄的记者，深沉的作家”之说。其实，深浅与职业无关，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没有记者的新闻敏感是断然写不出名作来的。
在《蓝军司令》之后，我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是先写新闻报道，然后写报告文学。凡是有点影响的作品，写的都是现实中的热点问题。如写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头》(与钱钢合作)、写装备与人才建设的《好梦将圆时》等。
军旅报告文学之美，美在其人物是军中典型的“这一个”
报告文学是用文学的形式来写报告，自然就得遵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物的个性化、典型化，即黑格尔所说又被恩格斯强调的“这一个”。金圣叹在评《水浒传》对杨志和鲁智深两个人物典型性格的刻画时说：“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杨志和鲁智深都是有几分粗鲁的英雄人物，只有在高手的笔下，才不至于写成一个模样。一般来说，军旅报告文学中的人物应该是阳刚的，但弄得不好，就可能“千人一面”了。一篇好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品，即使是以写事件为主的，也必须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支撑。因为事是人做的，没有人就没有事。稍有文学修养的人，一般不会犯见事不见人的低级错误，但因为写不出典型的“这一个”，致使人物“千人一面”的毛病比较普遍。要避免“千人一面”，唯有深入采访和提高文学写作能力。
报告文学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全靠采访来挖掘个性化的材料，包括个性化的动作、思维和语言。新闻写作课强调“七分采访，三分写作”，对报告文学来说，七分采访还不够，要八分、九分。细节体现个性，而细节是再聪明的作者也编不出来的，而采访对象往往不愿谈及细节，这就更需要作者耐心地仔细挖掘。蓝军司令王聚生在一次回老家探亲时，曾被人武部门聘请当教练。他认为这件事“没啥意思”，不想谈，我就问：“人家怎么想起请你当教练？是因为认识你吗？”他一笑，说：“那是因为我闯了祸才找我的。”于是他给我讲了两个“闯祸”的故事。第一，当地一段黄河从未有人泅渡，他不顾劝阻，跳下去游了个来回。第二，有一天，他戴着草帽，穿着背心、裤衩与几个哥们闲逛，见一个战士带着民兵在练刺*。他看动作要领不对，便上前纠正。谁知人家不买账，要与他比试。他对那个战士说：“我先让你三枪，你要三枪刺不到我，我才还击。”结果，按此规则战了三个回合，他三次叫对手仰面朝天……这两件事生动地表现了他独特的性格，正是写报告文学所需要的。再如，他长期在野外训练非常艰苦，怎么个苦法？没有细节就不生动。最后他不好意思地讲出了一个细节：演习结束回到家里，妻子为他洗换下来的衣服，发现裤腰上有很多虱子，刚开始用火烤，怕把衣服烤焦，又改为用开水烫……虱子这个细节让“艰苦”两个字可触可感了。
语言的个性化是人物性格个性化的重要表现。只要留意，就会发现每个人的语言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采访时不仅要挖掘个性化细节，还要记录个性化语言。须知，文学的全称是语言文学。语言不过关，没特色，就入不了文学的堂奥。
军旅报告文学之美，美在它表达的思想能引起共鸣
小说中最好不要有一句评论，纯粹讲故事，报告文学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很多时候要靠评论来提高它的思想性和导向性。这是报告文学与小说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报告文学与新闻一样，不论西方如何标榜其独立性，它的党性和功利性其实是明摆着的。写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想要表达什么思想？达到什么目的？这是作者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比如，我写《奔涌的潮头》是要促进干部制度改革；写《好梦将圆时》是为了消除那种“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是装备落后于人才”的误解，唤醒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们……报告文学之美，美在它表达的思想能引起共鸣。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获了奖也谈不上成功。
但是，报告文学不能像写评论和论文那样来表达思想，而应该是情理交融的。《蓝军司令》发表后，我和钱钢应复旦大学《中文自修》杂志之邀，写了题为《气昌则辞达》的创作体会。其中说：“我们所以要写《蓝军司令》，是因为久憋在心中的一股气不吐不快，或者说是一种爱憎的情感非要宣泄不可。”作者的情感宣泄应该是理性的，议论是应该带情感的，理性与情感应该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对作者的理论功底是一个考验。如果是写诗，产生创作冲动后就应立即动笔，而报告文学则不可以，还要对素材好好地消化，进行理性的思考。写这件事或这个人物究竟有什么意义(即为什么要写)？能表达我想表达的思想吗？思考过程中最好要看看相关的理论、历史书籍，来一点理论升华。比如在写《中国蓝军》之前，尽管我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但仍然要认真用理论武装自己，认真读了数十篇相关论文，包括军科翻译的美军论文，最后把蓝军的作用归纳成两句话：“蓝军的地位和强弱其实是一支军队训练是否贴近实战的标志，是一支军队训练水平高低的标志。”
报告文学中的议论可以由作者直抒胸臆，但最好是“借”文中人物的嘴巴讲出来。如《奔涌的潮头》中对旧的干部制度弊端的批判，就是由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讲出来的。
江永红
来源：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