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曾在海底沉睡1200年，被打捞出来时惊艳世界。
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它兴起于唐代中晚期，1200年前，它们远涉重洋，走遍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带，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直奔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红海之滨的埃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辉煌而又坎坷的艰辛历程。
它的名字叫长沙铜官窑瓷器——长沙彩瓷，是作家纪红建报告文学新作《彩瓷帆影》里的“主人公”。1998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掘出阿拉伯沉船“黑石号”，共发现各类唐代瓷器6万多件，其中长沙窑瓷器超过56000件。文章以此为线索之一，以贯穿中西的视角讲述长沙铜官窑走向世界的辉煌盛景，展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景。
长沙彩瓷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彩瓷帆影的路上我们该如何审视历史文化？近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纪红建，《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佟鑫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的专访，讲述了长沙彩瓷在中国历史文化里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纪红建
博采众长、远销海外的长沙彩瓷
记者：长沙彩瓷有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有颜色的瓷器有什么不一样？
纪红建：中国彩瓷的发展在每个时间段都是不一样的。在唐朝，长沙窑用的是釉下彩，釉下彩有很多单色的釉彩，比如红釉、绿釉、蓝釉、黑釉、褐釉，长沙窑的最大特点是创造了釉下多彩瓷烧制技艺。南方的越窑制作的是青瓷，北方的邢窑是白瓷，都是单一的风格，长沙窑打破了当时“南青北白”的单色釉彩的风格，它是彩瓷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创新。
记者：长沙铜官窑是如何兴起的？
纪红建：长沙铜官窑的兴起是个传奇。当时铜官窑在内陆腹地，周边没有天然的出海口，长沙窑的瓷器要经过湘江往北走，经过洞庭湖、长江才能出去，它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制约。同时期的邢窑和越窑已经在全国非常有名气，掌握了非常先进的制瓷技术，而长沙窑既没有上等的制瓷原料，同时又缺乏官方的支持，北边还有个岳州窑，那么它是怎么走出去的？
文博专家和收藏界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安史之乱”后，河南的一些窑民逃难到湖南，经过了岳州窑，然后找到了一个最适宜发展陶瓷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长沙铜官窑。这个地方在汉代的时候就开始制造陶瓷，只是没那么有名气。这些窑民吸纳了岳州窑的一些做法，又结合了北方的陶瓷做法，融合成一种新的做法。
长沙铜官窑的窑民和商人经常到扬州。扬州在当时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窑民和商人经常和波斯那边做生意的人交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瓷器。由于他们的理念非常先进，能够包容、吸纳商人的想法进行改造，专门定制这种国际产品。所以长沙窑的彩瓷就跟邢窑和越窑完全不一样，它迎合了波斯那边的风格，在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这些地方销量非常大。在当时这种浓墨重彩的瓷器非常少，完全是适应国际化的风格，后来才慢慢地被国内主流所接纳，唐朝以后彩瓷的发展才有这么辉煌的历史。
“完整地呈现历史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
记者：这么久远的历史，这么丰厚的文化内涵，像您这样实打实地去采访和探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要找到证据和线索，还要把它落到实处。您为什么采用报告文学的文体来写长沙彩瓷？
纪红建：我写作有一个习惯，喜欢在采访之前和采访的同时进行大量的阅读。我把能够买到的、借到的关于长沙窑、中国瓷器甚至是世界瓷器的所有作品都看了。这些作品虽然解决了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长沙窑的制作、釉下彩的特点，更多的是一些照片配一些文字，但没有真正地去探寻和解释长沙窑的来龙去脉，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没有人完完整整地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述整个过程。我觉得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这应该是我们的一种责任，我们应该完整地表示出来，去弥补历史的一些不足。
当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去采访之后，我就发现很多故事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没有人将它记述。比如，书里写的陈万里老先生，他原来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位老陶瓷专家。这位老先生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在长沙的古玩市场淘到了带有彩色的瓷器，他当时很疑惑，觉得这不是岳州窑生产的，坚信在长沙的周边应该有一处窑厂是生产彩瓷的。1956年的时候，湖南的文物界、文管所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报告了一个消息，发现了一处窑场，陈万里老先生非常兴奋，他知道是他心目中期盼的窑场。
“报告文学要探寻历史，更要启迪当下”
记者：我们应该从长沙彩瓷的“丝路”历程当中汲取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纪红建：我觉得写作不光是简单地探寻历史、还原历史，应该对当下有一个关照，启迪当下，这才是一部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我觉得长沙彩瓷的出海之路，对我们当下有非常多的启迪。
首先，湖南人从古代就有这种吃苦耐劳的“霸得蛮”精神。在唐朝，长沙铜官窑在邢窑、越窑、岳州窑面前真的不算什么，但是我们古代的这些窑民没有气馁，而是迎难而上，灵敏地看到市场的变化，所以它能够在当时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走出来。我们先民能够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积极应对社会的需求，开发新产品，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点是创新，创新是我们能在千年历史长河里看到长沙铜官窑的非凡的一个重要支点。我们的先民另辟蹊径，走上彩瓷之路，并在装饰风格上独树一帜，将大量的市井诗文、题记和商业铭文融入瓷器的制作工艺中。它最突出的创新点是，以文化手段来经营品牌，在品牌经营中提升文化品位。
还有一点是包容，包容是长沙铜官窑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广大包容的胸怀，才能取他人之所长，使其融入到自己的创新之中。固步自封只会停滞不前。我们在长沙窑能够看到南北方瓷器的痕迹，同时又整合西亚和南亚的各种文化因素。正是因为包含多种多元的文化因素，长沙窑的产品才能够为各族人民所接受。长沙铜官窑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本着开放的心态，产品才具有世界性。
如果说回到现在对长沙铜官窑进行反思，我觉得不只是回顾辉煌、重温历史，而是为了更好地再次出发，找到自己的路，哪怕这条路是曲折迂回的，我觉得能够找到这条路就是一种成功。
创作历时五年，依托行走探寻历史
记者：报告文学既要纪实，又要保证文学性，其实是非常难的。这么多年您辛勤笔耕，在这部作品当中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包容、创新、对自我的寻找和回归呢？
纪红建：是的。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了5年的时间，采访很慢，思考很慢，写作也很慢，是慢慢熬出来的。因为这部作品的信息量和知识点太大了，所以我选择用报告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即使是历史题材，我觉得也要写命运，写那个时代的命运，写人的命运。我们要写长沙铜官窑的辉煌，更要写辉煌背后的悲壮。实际上我也记述了唐朝长沙铜官窑窑民几代人的努力，经湘江、洞庭湖，进入长江，甚至是海上的艰辛历程。我沿着这条路走过去，哪怕有一点点长沙窑的产品痕迹，与此相关的故事，历史记载，都会让我欣喜。一路走来，实际上找到的都是他们的悲壮，在希望中死去，又在绝望中重生的那种悲壮。
“黑石号”是当时阿拉伯的船只，来中国采购彩瓷，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沉没了。采访的时候，我问了很多专家，了解到在南海那片海域，像这样中途沉没的船只有2000多艘，在古代航海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的先民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为传播文明而不断努力。
这部作品中我是以一种贯穿中西的视角，依托行走探寻历史、讲述史料记载、追溯长沙彩瓷走向世界的历程。我觉得一部作品要有趣味性，要好读，这是起码的。好读就要写故事、写人的命运、时代的命运，还要有自己的思考。这部作品一直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不断地思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整的、悲壮的故事，可读性非常强，有温度有反思，思辨色彩很强，同时知识点和信息量很大。当然，这对于我自己的创作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和突破。我采访的范围比较大，不光是在国内长沙彩瓷到达的地方，还追溯到了海上，到了东南亚、南亚、西亚，跨度非常大，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成长的过程。
《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佟鑫
报告文学的时代特征与精神向度
记者：《彩瓷帆影》的信息量可以说是超出一般读者的知识储备范围的，但看过之后又觉得很有趣，这和纪红建注重写作的文学性有关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纪红建的写作特点。
佟鑫：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可以从中获得关于瓷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量历史文化知识，这样具有专业性和知识性的写作是具有一定写作难度的。但是纪红建通过对众多专业人士的访谈，对《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中国陶瓷史》《长沙窑》等著作的研读，他获得了大量的专业知识和历史知识。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特别是它的人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报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学，这一点在纪红建身上体现的很充分。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中，除了《彩瓷帆影》，《乡村国是》也是这样，这部作品是他花了三年时间采访创作的，他研究了157本扶贫理论书籍和扶贫文学作品，接着又用两年多的时间走过14个省39个县的202个村庄，收集整理了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100多万的采访文字，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地勘察，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不负众望地获得了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纪红建提出：“报告文学写作最终还是要回到文本上来，‘文学’才是报告文学的根本，或者说本质。但这并不是说不要‘报告’了，‘报告’同样重要，它要求报告文学作品具备强烈的使命感和时代特征。‘报告’是对写作者思想、哲学等知识的考量，‘文学’同样是对写作者文学修养的考量。”他还认为精神向度才是报告文学价值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这都是他创作理念的结晶。
在这部《彩瓷帆影》中，他同样很注重精神向度的呈现，注重文学性的表达，精心设计结构，力图以独特的文字传达对人性、历史与现实的关注和思考，给读者带来既深刻又愉快的阅读体验。
监制：郭静 白中华
主持：苏扬
编辑：吴晓炜 刘红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