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大运河，人们总是会首先想到至今部分河道还在通航的京杭大运河，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条湮没在历史与黄土之中的隋唐大运河。今日人们说起隋炀帝杨广的功过是非，也总是会提到他所下令修建的那条大运河，但许多人并不清楚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运河，且经常误认为那是京杭大运河。
其实，这两条运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时间不同，地理不同，修建的目的也不同。隋唐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年，隋朝始兴，唐宋鼎盛，南宋以后逐渐衰败。而京杭大运河在元朝修建，明清时清理疏通，至今仍在部分通航。前者以洛阳为中心，整体呈一个“人”字。后者以北京为重心，裁弯取直，不再经过洛阳，大体呈一条直线。虽然都是自北京起，至杭州终，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甚至有些航段重叠，但是它们确确实实是不同的。
我们如今谈到的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三个系统。
有学者认为，宋代以前的社会形态是内陆中心时代，宋代开始成为“运河中心”时代。而这个转变是由隋唐大运河完成的。和京杭大运河相比，隋唐大运河对中国人文地理等诸多面貌的形成有着更为重要的初始意义，至今，在隋唐大运河沿岸的许多地区，仍然保留着“运河时代”的重要物质和精神遗存。
鉴于隋唐大运河在现代逐渐模糊不明的状况，以及它对挖掘中原文化的独特意义，张秉政和他的考察团队花了3年时间，从2013年9月到2016年10月，走访了运河沿岸的30多个地县市，以古运河时的通济渠、永济渠为中心，记述了两渠的渊源和演变，考察了沿岸古代风貌（如水流、变迁、设施和漕运管理等）和沿岸风物（如民风民俗、古代陶瓷等），以及两渠沿岸各个城市的特殊风貌，最终整理成了一本近千页的文集。在这本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书中，集中了大量考古研究成果、历史资料，以及沿岸口口相传的故事和作者研究的心得体会，既有考镜源流、条分缕析的考证文章，又有不同风格的散文札记、采访实录，以及大量鲜明丰富的图片。
在日前举办的座谈会上，杨庆祥谈到：这本书不仅仅属于淮北，属于大运河，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中国，在更开阔的意义上属于世界。它不是一部冰冷的知识的编纂，而是带有切身的生命温度的、身体力行的书。这很重要，特别是在当下学术八股盛行和教育畸形发展的状况下。尤其是，它有着特殊的文化地理意义。以西方为例，西方史学最重要的开山之作是色诺芬的《远征记》（《长征记》），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行走”很关键，它呈现的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文化面向。而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长征才深刻地认知了中国。对隋唐大运河的考察也可以说是一次“远征”。
今年也是五四百年，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一个最核心的命题就是如何在西方的精神力中找到中国的自主性，一百年来我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学者酒井直树在1930年考察中国长江流域时，得出一个偏见性的结论：长江中下游的地域非常单调、非常贫瘠，这说明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单调的、没有生机的、面目模糊的，是要被现代淘汰的人。他认为中国的元气在秦汉，而继承这一元气的是日本大和民族，由此，他建立起了侵略中国的理论根基。而另外一位法国学者谢阁兰却持不同的看法，他曾多次来到中国考察西安，写下了许多重要的中国著述，他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要在人文地理学的层面上去寻找中国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我们应该从一草一木、一地一城、一山一河中去建构现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不过，随着张秉政一行人漫长的考察，他们也见到了许多令人失望的灰败场景，发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围绕古建筑过度开发，一方面存在轻文物管理保护，重旅游开发，把运河当作摇钱树，大造豪华仿古建筑，打造假民俗文化一条街的问题；另一方面存在重申遗轻管理的问题。2014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官方承诺给予最好保护。但如今，许多文物遗址都面临着几近破坏的现状。所以张秉政特别提了一笔：“有人提出要让‘运河活得有尊严’，但至今尚未有一部法规和条例保护运河，谈何活得有尊严。”在这个意义上，此书对于反省当下的现实，也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其实早在1984年，也曾有团队考察过隋唐大运河的沿岸状况，并有相关成书出版，但那时主要是从政治经济考量着手，对文化方面的考察寥寥，反响也并不大。如今张秉政的《运河·中国》在文化考察上发力，突破了不少前人的意识观念窠臼，尤其具有文化地理学的意义。经时代华文书局授权，我们选摘了《运河·中国》一书的部分内容。
《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作者：张秉政，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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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风物考
沿岸的许多风俗可上溯到人类初期，有的虽被后世改造，但依然有原始风俗的影子。
如祭祀民俗，《诗经·豳风·七月》就记载了西周此类活动。人们到了十月，便结束了田野农活，从临时居住在田野中的“庐舍”回到家中，用火烘暖房，用烟熏走老鼠，用泥巴把阴面北向窗户堵住以避风寒，一家男女老幼围在一起准备过新年。新年之际，取出用枣、稷谷酿造的美酒，抬上宰*的羔羊，围着火炉聚坐一起，高举牛角杯，一边感谢祖宗和神灵的保佑，一边祈愿来年有好收成，在热烈和欢乐的气氛中度过年节。农业的丰收与气候、土地有关，人们为了风调雨顺祈求神灵，遂产生祭社神、稷神、风神、雨神的习俗，千年相沿。至今一些地方在祭祀时还供上整猪、整羊，以及鸡、酒。
黄河入海口一带（今渤海沿岸），渔民下海前，除敬龙王和海神外，还有许多禁忌，出海日期讲究“三九”，渔民忌讳“翻、停、破、漏”字眼，初一、十五，家属要到海边为亲人祈福。煤矿要祭窑神，窑工抬着整猪整羊，一路放鞭炮，来到窑神庙祈福。至今下井时还用到祭窑神的字语，如推车下料称“搡”下去，塌方叫“冒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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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陶瓷考
运河自开通后，从隋至元初，六百多年的通航，曾经几度兴衰，浚而塞、塞而疏，大量的陶瓷经过这条黄金水道运输，从北方的海河到黄河、准河、长江、钱塘江直到出海口，沿途多少州县、郡府、城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期间因各种变故而散落、遗弃在河道里的瓷器包括完整的、残破的，数量相当惊人，淮北和宿州的运河考古已证实，运河就像一条大展示带，它把六百多年间我国东西南北中的各个大小窑口的各个时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
1999年，在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埋没千年的隋唐古运河码头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沉船和石构建筑等文物。从这些出土的陶瓷器看，多为日用品，但也有相当部分属于高档次的贡品级别，造型之精美十分罕见，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一段辉煌。它们不仅是隋唐大运河文明史的见证，也为人们研究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