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党史文苑，作者：顾育豹。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使得幼年的李四光就萌怀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祖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来到省城武汉，顺利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尚未毕业的他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李四光抵达东京，入宏文书院学习日语。
李四光
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5年8月，李四光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中山先生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更加坚定了李四光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李四光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他参加清政府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清政府被推翻，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1913年7月，李四光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他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从此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先后邀请了全国各大学教授及各界领袖举行谈话会，名曰交换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意见。李四光作为首批邀请对象到了庐山。李四光也想了解一下国民政府对抗战的态度，所以，上山后他先是拜访了曾经与其在日本、南京有过交往的汪精卫。一见面，李四光就提出“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的观点，而汪精卫却大谈不能打的道理，使得李四光非常失望。当蒋介石、汪精卫正式举行谈话会时，李四光断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由于李四光不买蒋介石的账，加上他一贯反蒋，当传来蒋介石要抓他的消息后，为了家人的安全，李四光全家搬到了农村。农村幽静的环境，更让李四光静下心来从事科学研究。在煤油灯下，他完成了《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型构造实验和理论研究》等论文和著作的初稿。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却从未中断过自己的科学研究。1941年，李四光获得“丁文江先生纪念基金委员会”奖金。
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地质研究所也迁回南京。1946年11月，李四光乘船由重庆准备回南京。这时，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已经打响半年，使得他对蒋介石彻底绝望。抵达南京时，尽管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码头迎接，但李四光却不下船，直接去了上海。1948年2月，李四光应邀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年会后，没有立即回国，而暂时移居海外。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国民政府要员开始纷纷南逃，地处南京的地质研究所也被通知搬到广州中山大学。在国外的李四光得知消息后，连续写信给地质研究所的同事，希望同事们设法阻止地质研究所南迁。由于李四光的强烈反对和研究所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研究所最终留在南京，解放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指示郭沫若一定要同仍在国外的李四光联系上，邀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郭沫若遵嘱，给李四光写了请他回国的信。南京解放后没几天，陈毅司令员到地质研究所视察时，询问李四光的有关情况后，明确告诉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欢迎李四光回国。
正当李四光在焦急中等待起程的时候，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策划了阻挠李四光回国的阴谋。他们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如果不办，就要扣留他。李四光当机立断离开了英国。当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派员来找李四光时，他已经到了法国。1950年4月6日，李四光携家人安全回到国内。他接受*的安排，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四光对“中国贫油”论提出挑战
旧中国有三个全国性的地质机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矿产测勘处。通过调查和征求地质工作者的意见，新中国政务院批准建立“一会、二所、一局”的方案：一会，即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后改为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二所，即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一局，即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
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后，我国地质工作和地质研究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随着经济建设形势的进一步发展，1952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又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从此，李四光走上了领导全国地质工作的重要岗位。
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部长之前，国外的所谓地质权威们根据他们对中国的肤浅研究，曾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总之，中国是一个贫油国。这个结论当时为整个中国地质界所相信，唯独李四光对此持有异议。
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中国贫油”的定论提出了挑战。1935年他再次提出中国可能找到石油。但是，要推翻权威的定论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石油生产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严重瓶颈。*主席曾亲自把李四光叫到中南海，十分担心地问：“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新中国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李四光非常明白主席此话的分量，他要为领袖分忧，而领袖的信任，更成为他努力向前的不懈动力。李四光一直不同意“中国贫油论”。一次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报告时，根据自己的地质理论，扳着指头说，中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三个：第一，青、康、滇、缅大地槽；第二，阿拉善——陕北盆地；第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李四光的报告给人们以鼓舞。他在详细地分析这三大含油远景区域的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黑河地区、四川盆地、伊陕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寻找石油的对象。1956年3月，他出任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在他的指导下，全国石油普查工作开始了。通过普查，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含油远景区。
根据李四光的理论，中国石油大军开进了松辽平原，开始了大庆石油会战。事实证明，李四光的分析是科学的。1960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一年。然而就在这一年，大庆油田会战却取得了重大胜利。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大量能源的时候，由于广大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努力，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1964年12月20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人民代表，李四光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期间，*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一见面，*就亲切而幽默地对他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正在练太极拳的李四光还真的以为*问他打太极拳的事，就连忙解释说：“前几年动手术，身体不太好，在杭州学过一阵太极拳，但打得不好。”其实，*所说的打太极拳是指找石油，是对李四光为中国找到石油所作出的贡献的充分肯定。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出席会议的李四光听到这里，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李四光青春焕发，扬眉吐气，感到腰板硬了，信心足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他说：“就一个世纪来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
1958年12月，党组织根据李四光的申请和表现，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李四光就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了。那一刻，这位身经两个时代和坎坷旅程的老科学家陶醉了，他感觉有莫大的幸福拥抱着他。当时已临近古稀之年的李四光，竟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他似乎浑身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
提起新中国的核工业，很多人能说出一串科学家的名字，但里面如果没有李四光，这份名单至少是不完整的。李四光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把“原子裂变”作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他认为铀矿是稀有放射性矿床，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20世纪30年代他曾派学生去广西调查铀矿，首次发现了磷酸铀矿、脂状铅铀矿和沥青铀矿。这项工作，后因战乱暂时提不到实际利用日程而中断。
1953年夏天，李四光到北戴河疗养，朱德、李富春等也在那里。李四光平时走路有观察地质的习惯。有一天，在北戴河海滩边，他散步时发现了一堆黑砂。当地渔民告诉他，日本人占领时期，曾挖走不少这种黑砂。当夜，李四光就派人带信到北京，找钱三强借仪器测试，并随即向朱德反映此事。朱德提出，应及早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研。
第二年，李四光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设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调查，这等于延续了他20年前想做而未能展开的工作。他在地质学会第二十九届学术年会上敏锐地提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
1955年1月15日，*主席亲自主持中央*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在会上问李四光：“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的铀矿石？”
李四光拿出随身带来的铀矿石标本，答道：“有。但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几，因此需要大量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李四光他们当着中央*的面对矿石标本进行了一次现场测量，探测器刚一接近矿石，就产生了信号。
*见状非常高兴，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此后，李四光一直身居领导中国核工业事业的核心位置，曾任1956年成立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1958年成立的中科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主任。他不仅直接领导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的经常性工作，还亲自给来自基层的地质工作者进行讲解和部署。在他提出的三条东西构造带上，陆续发现了储量丰富、品位高的铀矿床。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李四光的贡献有多大，是不难推想的。
晚年潜心地震研究
李四光回国后，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20世纪60年代，有关方面曾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他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在紫竹院北面的小楼。这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点缀。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择地而居，必然捎带关及“水土”，选象鼻子沟是如此，选此地也是如此。从周围的一些历史遗迹看，这里不失为一处“风水宝地”：门前有一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有人测量过，这棵树干周长9.8米，树高约27米，树冠荫地面积约400平方米。传说当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曾在这棵树上拴过马。李宅正南是紫竹院，西面是万寿寺，北面是法华寺，还有几座历代名人的墓安在附近，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兵部尚书甘文、明朝大太监刘瑾等。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这块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李四光对于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员会时，他就亲任主任委员。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七级以上地震。灾区牵动着党和国家*的心，周总理几次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事情，李四光都参加了。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李四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受总理两次到邢台视察的强烈感召，李四光也到了邢台地区考察，取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李四光提出，地震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地震这个地下“敌人”的潜伏场所，并监视它的活动，为保卫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服务。
1968年，盛传北京将发生强烈地震。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当他赶到会议厅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请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这次会议是研究国务院接到的有关方面的报告，说当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居住。事关重大，总理把李四光请来，就是想听听李四光的意见。
李四光仔细听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又给北京地区的一些观测站打电话询问是否出现异常现象，各地都回答尚无异常现象。这时，李四光才对总理说，根据邢台等地区地应力的长期观察，有大震，一般都会有变化。根据北京各观测站观察的结果，今天晚上不一定要发出警报，当然要密切注意。
周总理觉得李四光的分析很有道理，就同意了李四光的意见，当晚没有发出警报。事实证明李四光的判断是正确的，北京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行动。
李四光的科研成果为党中央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引起了*主席的注意。1969年5月的一天，李四光被*找去谈话。他们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临别时，主席对李四光说，我很想看你写的书，能不能送几本书给我。他请李四光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
李四光问：“您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
*用手画了一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的资料。”
李四光非常感动，认为这是*对科学事业的关心。因此，李四光亲自选编了七项科学资料送给*和其他*。
李四光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院士(原称学部委员)，全国科联主席、中国科协第一届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副主席。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1920年，他在巴黎曾用随身携带的一张8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在近80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这首小提琴曲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李四光待人和蔼、慈祥，不摆架子，无论对下属，对身边工作人员，对保姆，都一视同仁。因而，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也都愿意当面向他提出来，无所顾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任大家，只不过不用训人的方式而已。这也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所具有的胸襟和涵养。
李四光晚年仍在密切关注着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给儿女留下遗嘱，谈的是他最后几年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和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总理在李四光追悼会上含泪读了他的这封遗嘱，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在追悼会结束时，周总理指示李四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出来，一定要继承李四光的科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