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灿金
泰戈尔说: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郑振铎译: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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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专门翻看了《飞鸟集》的郑振铎先生译本,确认“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确为郑振铎先生所译。此译被视为信达雅的典范。
我甚至认为,郑振铎的译笔,某种程度上,比泰戈尔的原作更有意境。因为,若依据原文硬译,beautiful无论如何也很难对应汉语里的“绚烂”和“静美”这样缤纷的意象和层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夏花”的意境,在古诗里似乎和“绚烂”并无直接关系。譬如,刘禹锡曾有“古岸夏花发,遥林晚蝉清”句,将“古岸夏花”和“遥林晚蝉”相对,似乎在强调“古岸夏花”的禅意,似和绚烂无涉。有时,夏花直接和莲花联系在一起,譬如在《南园杂诗》中,司马光就这样说:“岂独夏花好,仍兼秋实奇。”这里的夏花,说的就是荷花。荷花在古诗中,似乎是和“出淤泥而不染”联系在一起的,和“绚烂”关系并不紧密。品味司马光的诗句的内涵,似乎也不在于激赏荷花的美好,而在于肯定秋实的神奇。
明人蔡汝楠在《退食园亭效韦刺史》里说:“春草阶下歇,夏花树底疏。”似乎更强调夏花的落寞。
因此,从某种语言传统上说,我们很难将“夏花”和“绚烂”直接关联。郑振铎先生把泰戈尔的诗句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译为“使生如夏花之绚烂”,美则美矣,但未必和古诗中“夏花”的固有意境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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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郑振铎先生的翻译,是否符合泰戈尔的原笔原意呢?这也许很值得探讨。
从一般认识或者从常识上讲,春天百花次第盛开,勾魂摄魄,夏花无论多么绚烂,都很难赶得上春花。“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天的江花是何等绚丽、奔放?不论从生物学意义上,还是读者心理上,夏花在整体上都和春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因此,泰戈尔诗句的原意,未必是在绚烂的意思上说夏花。若强调绚烂,泰戈尔为什么不说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pring flowers?
为此,我请教同事Roshan,他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外教。他的解释是:据我所知,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鲜花通常在夏季盛开。所以,他可能是在印度的背景下写的这首诗。
Roshan的回复,解开了我的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泰戈尔会拿夏花而不是春花来说事。考虑到Roshan所说的印度的季节背景,结合中国的实际,也许译为“使生如春花之绚烂”更符合泰戈尔的原意——虽然改变了原诗中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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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以因此就断定,郑振铎的翻译就不如原诗吗?也未必。
因为中国和印度花开季节的时间差,让“生如夏花之绚烂”这样一句翻译,在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了别样的韵味。
我想,“生如夏花”的意境,也许并不完全在于其绚烂,更在于其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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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春天是大多数鲜花盛放的季节,因此,花儿属于春天,在春天开放的花儿,堪称正当其时,既然正当其时,那么,春花可以从容、舒展且灿烂。
“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秋月,代表着一种秩序。生如春花,代表了生命的当季灿烂,是一种自然的花期,所以春花可以从容开放,毕竟是当季,毕竟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因此,不会也不必有太强的紧迫感。
然而,“开到荼蘼花事了”,荼蘼的开放,意味着夏天的到来,意味着花儿已走过了怒放的季节,所以,“花事”宣告结束。
没有人规定,花儿不能在夏天开放,但夏天毕竟是“花褪残红青杏小”后的季节,即使有花,也给人以姗姗来迟之感,既然迟来,夏花才有可能更加珍惜这次错峰的机会,才有可能更加看重自己盛开的质量,也因而会更加尽力绽放。但毕竟不当其时,夏花很难和春花比绚烂,但可以和春花比紧迫感。
所以,生如夏花,是一种可怕的人生警示,这是最后的盛放机会,若再不珍惜,秋天就到了。也因此,郑振铎的翻译,仔细品味,有这样一种怪异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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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的秋天到了,叶子黄了,这是天道轮回的自然规律,我们必然要顺应。
所以,我们应该Death like autumn leaves.无疑,这样的死,是顺应,是从容,是不迫,既然已经那么紧迫地完成了在夏天开放,“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不妨就像秋天的黄叶一样,坦然面对人生的西风。没必要非“宁可枝头抱香死”,顺应天道即可。
所以,我们应该在郑振铎的那么美好的翻译之下,读出更多的人生况味。“生如夏花”,不是让我们追求绚烂,而是让我们珍惜人生的最后可能;“死如秋叶”,强调的也未必是“静美”,而可能更在于让我们学会顺应。
不同阶段呈现各自的美好,绚烂、静美,自然“美好”,自然beautiful,但在泰戈尔那里,beautiful可能包含更多的意思,我们不应该因为隽永的译文而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