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信用王安石等新党，让司马光非常着急，有一次他劝神宗说：“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满朝大臣和天下百姓都不满意了，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觉得新法好，陛下，您难道可以只和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北宋朝从太祖开始，就是一个皇帝和大臣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官员集团互相牵制共同为皇帝负责，也共同监督皇帝。宋朝虽然是中国古代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但是宋朝的皇帝们的生活相比其他朝代非常简朴，甚至皇帝的陵墓规制到陪葬品都远逊于其他朝代，像秦始皇那样继位就开始修陵墓的事情，宋代一个也没有，宋朝的皇帝都是驾崩之后才开始修陵墓。司马光着急了，直接拿出太祖的家法来劝说神宗，难道您为了这三几个大臣就要违背祖宗家法，把全体官员都抛弃了吗？
神宗也问过王安石，司马光是否可用。王安石回答说：“司马光的才能不足以阻挠新法，不过他是一面旗帜，您要是重用了司马光，等于告诉天下人，你们都可以来反对新法”。不过神宗还是很犹豫，过了一段时间，神宗下令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坚辞不就。司马光给的理由是：“宰执大臣是要辅助皇帝治理朝政，要解决实际问题，不是用来做荣誉头衔的。现在臣所反对的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可是这个机构还在运作，那么臣进入宰执行列又有什么用呢？如果陛下能停止青苗法、助役法，即便不做这个枢密副使，也像重赏了我一样。”神宗也是煞费苦心，要同时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一对政见完全相反的能臣，所以让司马光主管军事。可是司马光也是宁折不弯的性格，和新党势不两立，皇帝不废新法，坚决不就职。王安石也是摆出一副有我没他的态势，坚决要把司马光赶出朝廷。最终神宗还是选择了王安石，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司马光出任永兴军，即今甘肃、陕西部分地区。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司马光就改任西京洛阳，在那里一呆就是十五年，这期间他几乎不问世事，一心埋头书案，专心致志编写《资治通鉴》。
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司马光生病了，说话迟缓（语涩疾），不知道是否中风之类的疾病，他很担心自己很多话还没说就死掉，于是写好了关于朝廷政见的遗表，随时放在身边。后来身体好转，这份遗表就没有上呈神宗，司马光也继续修《资治通鉴》去了。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全书完成，神宗非常高兴，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这一年司马光已经六十六岁了。这一部史学大著让司马光达到了声望的顶点，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了。而且因为司马光反对新法，坚决不出来任职，反而得到了天下臣民更多的认可，他隐居洛阳修书的这十五年，百姓称呼他为“司马相公”。“相公”这个词，在宋朝几乎是宰相的专用名称，可是司马光并没有做过宰相，这种称呼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尊崇了。做官，得到皇帝和宰相的认可，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得到百姓的认可，就很难得了，得到天下百姓的普遍认可，那就是人中龙凤了。
司马光在西京洛阳埋首修书的时候，北宋朝经历了两次让神宗刻骨铭心的失利，这两次战争的失败让神宗彻底垮掉，最终英年早逝。
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西夏的梁太后囚禁了要和大宋讲和的夏惠宗李秉常，西夏的内乱让宋朝觉得有机可乘，于是神宗派出五路大军进攻西夏，寄希望于一次性灭掉西夏，解决这个从真宗朝开始的大宋顽疾。从纸面上看，大宋朝的实力要远胜于彼时的西夏，除了兵精粮足之外，统军的有西北名将，种氏家族大将种世衡，西北军名将刘昌祚，军功卓著的大太监李宪等。战争开始阶段非常顺利，各路大军按计划推进，李宪甚至一把大火烧光了西夏几代人修筑的西夏皇宫宫殿群。可是关键时刻，大衙内高遵裕（神宗的舅舅，哲宗高皇后的哥哥）叠出昏招，功亏一篑，大宋朝五路大军全线败退。
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神宗被毫无战争经验，只会纸上谈兵的徐禧蛊惑，在西夏境内要塞地区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西北），结果孤军深入导致西夏倾国之力围攻永乐城，大宋再一次惨败收场。
经过熙宁变法，大宋朝的经济实力再次提升到历史新高度，神宗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眼中已是最强盛的大宋，仍然不能消灭或者战胜内乱不断、实力不济的西夏。在位十九年，他殚精竭虑，就是想恢复太祖时期的军事强盛，甚至超越祖宗，达到大宋朝的新顶点，可是这一切让他心神耗尽，也心灰意懒。
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已疲惫不堪的宋神宗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八岁。神宗和王安石，如何评价，这实在是一篇太大的文章，实在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命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宋神宗、王安石都是心怀天下，心怀大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想前人所不敢想，做前人所不敢做，一切以强国富民为目标的实干家。他们不一定是大宋朝的功臣，但他们一定是大宋朝的忠臣。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争斗，只是停留在政见上，彼此水火不容。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人身攻击，更不会把对方置于某某团伙的概念之下进行羞辱和毁灭，也不会波及家人、子弟。可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仍是君子之争。王安石稍显狭隘，但并不下作，他最大的败笔，是任用奸佞、挑起党争。
司马光在洛阳著书期间，王安石并没有打扰他，更没有去迫害他。王安石是自己坚持辞职的，在南京修养，而离开朝廷之后，王安石唯一一次给宋神宗写信，是为了营救被变了味的新党迫害的苏轼，除此以外与朝廷再无瓜葛。司马光回归朝廷之后，推翻新法，大量贬斥新党成员，但是从来没有打扰王安石，更没有迫害他。王安石比司马光早过世几个月，司马光还哀婉地为王安石写了悼词，对他一生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可以说，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一对政坛的宿敌，斗了一辈子，始终都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君子之争，他们的争斗让我们见识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批谦谦君子之风。
请关注我的公众号
dayushuw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