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切·格瓦拉只是一个缩影，整个世界上拜读中国革命相关著作的人绝不在少数，他们都将*的战略思想奉为瑰宝。
如今，当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回看中国革命的历程时，会清晰的发现有一条战略主线贯穿始终：
农村包围城市！
为什么要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呢？
这还要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起，文中一开始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接下来详细分析了中国各阶层的现状及特点，最后得出了结论。
简而言之，文中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发现少数人占有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而绝大多数人却缺乏资源，所以就要联合绝大多数人来斗争少数的人。
那么，绝大多数人是谁呢？毫无疑问，是农民！
农民都聚集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在农村！
另一方面，这些少数人都聚集在哪里呢？很显然，在城市！
一旦将战略重心放在城市里，那无疑将失去“朋友”的资源，反而使自己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所以这条路一定是死路。
只有将战略重心放在“朋友多、敌人少”的农村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当壮大到一定程度上时，“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意图自然就达成了。
当然，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已经清晰的写在了《毛选》里，再说下去就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99%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建国后中央领导集体再次面临了相似的局面，一场规模更加宏大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部署即将展开......
如果说建国前的“农村包围城市”是整个中国的范围，那么建国后的“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整个世界的范围，形势更加严峻，涉及面更加广泛，影响更为深远！
虽然史册上并没有将这次战略部署称为“农村包围城市”，*也并没有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思路再写一篇《世界局势各地区的分析》。
但建国后我们遇到的国际局势与革命时期出奇的相似，中央领导层做出的决策也是出奇的相似。
3
让我们看看当时的世界局势：
一方面，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了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抢夺更多的世界资源，争取更多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亚非拉地区的人民都在进行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人数众多但占有资源稀少，都比较贫穷。
这像不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的情况？如果按照“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进行划分的话，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当然，二战之后任何国家都不愿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短时间内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直接用“敌人”来定义美国和苏联，但起码不能采取“依附”于两个强国的态度，绝不能受制于人。
对于“依附”所带来的后果，*比任何人都清楚：
早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时任中共*的陈独秀正是采取依附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才导致上万名共产党人丧命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血淋淋的教训换来了一个真理：
任何时候都要独立自主！
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广大民族解放者来说，更是不可能采取“依附”的政策，因为一旦依附就要仰人鼻息，唯他人马首是瞻，这不又回到殖民地时期了吗？几百年来，亚非拉地区一直沦为殖民地，人民流的血难道还不够多吗？
所以，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意愿最强，革命性最强！这像不像是革命时期“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最强”的论断呢？
既然局势与建国前出奇的相似，那么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很显然，也是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地区在哪里呢？先来看看世界局势：二战之后美苏两国形成了“冷战”的两极格局，并分别在欧洲形成了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二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对抗。
如果引入“城市”和“农村”的概念，那么欧美地区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下，属于“城市”的范畴，显然不是统一战线的重点地区；哪里才是重点地区呢？很显然，亚非拉才是“农村”的范畴。
这就是为什么，就连拉美地区的革命*切·格瓦拉这样的人物，也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革命经验；这也解释了之前所说，更大规模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到底是什么。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集体就开始着手全面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的外交划清界线，*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
1949年2月，*在西柏坡接见斯大林派来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到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政策时，*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的方针。
所谓“另起炉灶”，就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
主权独立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底线！1972年1月，*回复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基辛格的口信时说：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一切妄国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那么，中国该以什么方式处理外交关系呢？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最早由国务院总理兼外长*于1953年12月提出：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4
在建国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经过详细调查分析之后，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阶级划分；按照同样的思路，建国后*也对世界局势进行了分析，并对各个国家的属性进行了划分，那就是“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2月22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2月25日，*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通过利害分析，论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是“可争取的力量”。
1958年9月30日，*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再次通过利害分析，论断“第二世界”是“中间派”，是“可争取的力量”：
“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大家看看，思路是不是出奇的一致？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万隆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
作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几次重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