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被诬反叛与武帝官僚争斗，任安在两派中，持中立，被小人诬陷为两面派，终被猜疑的武帝下狱问斩，狱中写信向“太史公”司马迁求救，请他以皇帝身边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为他游说。数年前，司马迁曾为败降匈奴的李陵仗义执言，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按律当斩，司马迁选择更屈辱的以腐刑赎身死，监禁3年后遇大赦又为武帝起用为中书令。司马迁多年在武帝旁当史令的经历，深知武帝刚愎自用又多疑，而己有前科，为其游说固无用，更可能再次激怒武帝而丧命。当此两难，司马迁写下《报任安书》这封回信，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乞任安体谅自己无法援手之苦衷，也以大量篇幅阐述士大夫价值取向，生死的看法，及自己创作完成《史记》的傲气与欣慰。
太史公 司马迁
《报任安书》开篇，司马迁叙述对接到任安书信所暗示的“推贤进士”，非不想做，而是无法做到的惭愧之情。慨叹因自己受刑之后，自感屈辱，而人微言轻，又无法影响武帝，言多反损，甚至招来祸害的无奈。
司马迁开篇先抛血泪，尽数强权面前，人力有时而穷的无奈与悲愤，一诉遭受中年危机人生困境的男人的衷肠——好朋友遇到困难，而自己看似风光，实则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睁睁看着志同道合的好友即将遭罪，心内如焚。
接下来，司马迁用了长篇大论讲述，自古以来，受了“宫刑”的宦官是如何被世人看不起，何等的卑微屈辱，自己无才无德，让自己去“ 推贤荐士”，不啻“轻视朝廷、羞辱君子”，悲愤激荡之情溢于言表。
笔锋一转，司马迁开始叙述自己的成长与职业经历。其重点讲述了自己因受父荫而得为太史令，于是全力以赴，摒绝友朋，专心供职。然而，在官场的经历，据他观察，李陵是有节操，守信用，尽孝道，廉洁有礼之人。李陵以寡敌众，对抗匈奴大军，最终不敌被俘而投降。这时，朝廷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对李陵落井下石。自己仗义执言，认为李陵只是蛰伏等待时机罢了，不料，反被皇帝认为是攻击贰师将军，为降将辩解，下狱待死服罪。而自己家贫又无钱赎罪，也没有结交的好友为自己开脱，内心的孤独与痛苦无人知。
司马迁接下来，又开始详述太史令，这祖传的职业，其实是皇帝身边卑微的工作，也为世俗所轻。自己死了，跟死一只蚂蚁差不多，而且，人一旦遭厄，长期受困于挫折与逆境，其意志与气节也会怯懦，像猛虎被囚般，摇尾求食，再谈不上勇敢。人大多是贪生怕死的，但自己还能分清屈辱，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何况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就死的原因，是遗憾内心志愿未达到，平庸而死，文章不能在后世展露。
接下来，司马迁笔锋突转，借古贤的故事，写出自己忍辱负重的原因。这些故事不但对司马迁起着“续命药”，“强心针”一样的作用，千百年来，对所有受过挫折的中国人来说，也具有无比振奋的强大精神力量。
报任安书节选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对所有的人来说，不论遇到多大的危机、挫折与屈辱，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有很多——家人，亲友或未完成的事业，对读书人来说，支撑自己的千古留名，期诸后世流芳，这大概是中华民族如此之多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创作动机。古往今来，大抵如此。且不论司马迁所述的倜傥非常之人，就他所创作《史记》，其辛酸与困苦不足为外人道，而《史记》的广泛流传，大约也要待近百年后；陶渊明的诗文，都是在乡间所作；李白杜甫的诗大多是在颠沛流离的艰苦旅程中所悟所感；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则是在不断被朝廷贬谪的僻野之地所写；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的诗词文章，又何尝不是在宦海浮沉的岁月中的逆境所苦思出来的呢，就更不要说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曹雪芹在赊酒吃粥的穷困中，历经十年多次修订而创作的。这些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人，从没从自己的著作中获得过一分钱的稿费，却为千千万万中国人留下无价的民族文化瑰宝，支撑他们的，大约也不过就是——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