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定义一个族群从蛮荒走向文明的标志，就是开始使用铜器。
铜器不仅被用于战争、生产、祭祀、邦交等场合，其恒定、重而不奢的特质，也天然地承载了传承文明道统的使命——古人就将最值得铭记的文字“刻于金石，以垂后世”。
古罗马将代表其文明高度的法治思想——“国家的精神目的是维护正义，物质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铭刻于“十二铜表”之上。美国也把追求独立、反对暴政、争取自由与公正的国家精神刻于铜铸的“自由钟”之上。
而“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就铭刻于一件西周铜器何尊之上。以铜器为代表的礼器，更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精神承载——在祭祀中沟通天地、神祇、祖先；于现实中铭记过去、传承未来，通往永恒。
有哲人曾说，历史真正的教训，就是人类总会忘记历史的教-训。因此，将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文字刻于铜器上，是唤醒历史记忆，保持文明精进的重要标识——
不仅因为这些文字历史意义重大，更因为文明极其脆弱，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生活方式，正面临着阿克顿勋爵所说的四大威胁：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无知者和迷信者对乌托邦的向往，缺乏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将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文字刻于铜器上铭记，有助于我们守护文明底线，督促自己为思想精进，日拱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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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我无知”
当下值得被铭记的文字，苏格拉底的“我知我无知”，当为首选。
追溯人类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是现象级的存在，而苏格拉底和他那句“我知我无知”（也常被译为“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则是古希腊文明的标志。
在古希腊的雅典，苏格拉底被公认为“最有智慧的人”，甚至诸神都通过女祭司告诉世人，世上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然而这位哲学家却冷静地回应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可谓苏格拉底的座右铭。苏格拉底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求教，对各色人物穷根究底地发问，到最后苏格拉底突然明白，为何承认自己无知才是一切智慧的开端：
只有意识到自己很无知，才会不断去追问、学习，最后变得智慧。而其他人虽然也和自己一样无知，但却常常自负满满，结果只能距智慧越来越远。
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人是配不上它的，只有神才配得上。但是人类有理性能力，通过认识自己认识神、积累智慧，但这一切都始于”我知我无知“。
因此，“无知我无知”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诚实；不是廉价的自我贬抑，而是自知之明的自然表露；不是一个人的美德，而是起码的教养。
然而二千多年过去了，苏格拉底的智慧，少有人理解；而苏格拉底的美德，同样鲜见后继者。
针对自知无知的态度，人们往往浅薄地赞叹其谦虚，或以为这是为了博得谦虚的美誉而廉价的自我贬抑。
但事实上，“我知我无知”，不是对“我”之否定，而是以“我”为初，认识世界、累积智慧的开端。
人类历史上，总有人站出来，宣称自已彻底揭示了宇宙和人类的奥秘，发现了真正的“规律”，甚至有狂妄之徒，乐此不疲地人类设计一个个乌托邦，然而这种浅薄无知，除了带来一次次的悲剧和灾难，徒增笑柄而已。
人类看似无所不能的今天，以“我知我无知”为铭，可帮助我们汲取更多的智慧，更可时时警醒：勿被致命的自负所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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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
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思想成就了人的伟大。纵观人类文明史，关于“思”，最值得被铭记的文字，首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
苏格拉底曾说：“我知我无知”，然而，现代哲学奠基者笛卡尔却发现，世界上的“知”，没有一个不在争辩之中，没有一件不是可疑的。
笛卡尔说，阿基米德只要找到一个靠得住的固定支点，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哪怕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就可以像"2 2=4"一样，建立一门所有科目都统一于哲学的科学观。
而他的“支点”正是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发现他在做梦的时候，梦境中的真实，竟让他丝毫无法接受自己的梦境竟是一场虚幻。于是他追问道：“我又如何知道，我醒来之时不是在另一重梦境之中呢？”
这一故事与“庄周梦蝶”何其相似，然而，庄周梦蝶之问虽远早于笛卡尔，但遗憾的是，却长期停留在哲学思辨甚至“玄学讨论”，而笛卡尔则展开了更深层的追问——既然一个人的存在不可感知，唯一能够确证的只有“我思故我在”。
可见，“我思故我在”的意思，并非顾名思义的”用精神世界的思考，证明客观之我的存在“。在笛卡尔看来，“我”唯一能够确证的“存在”，只有“我思”——就是我的思想在，我在，即人的本质在于思想，而非肉身。
我们知道，笛卡尔不仅是近代哲学之父，还是伟大的数学家，“我思故我在”除了哲学史上的开创性贡献，在科学维度，还有一层意思：
“唯一不能被怀疑的，只有怀疑本身”，这种怀疑精神，将轴心时代苏格拉底、孔子等东西先贤们早已破题的诸多关于价值、意义的大问题，推向了纵深追问和精密逻辑求证，为现代文明的裂变拉开序幕。
万马齐喑，亦或众声喧哗的时代，可与之对抗的，正是疑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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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传统中国思想所能抵达的最高峰，那么，从传统向现代文明转型，最应被铭记的警句，当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7年6月2日，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效法屈子投水自沉。一年之后，王国维先生忌日，清华为之立碑，碑文由陈寅恪撰写。碑文的最后一句，是：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这句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墓志铭，是陈寅恪一生的写照，更是传统中国思想与文化中缺失最严重的基因。
一百年前，鲁迅等“五四”一代人痛彻地发现，传统中国历史基因中，独立之“人”长期缺失，而”吃人“文化却缺充斥史书。
和平时期，”人“是给官府交粮纳税的工具；战争年代，”人“是改朝换代、一将功成的代价。所谓”兴亡百姓皆苦“。因此，五四先贤们大声疾呼人的觉醒。但如何觉醒？
鲁迅给出的路径是”立人"，通过改造国民性，来唤起国人“人”的自觉。胡适则致力于呼唤以怀疑精神，推动“人”的觉醒，“再造文明”。而陈寅恪给出的答案则更加直白与精炼：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于普通人，这是文明意义下人的应当；于知识精英，这是发现真理，寻找光明的前置条件。
乱世烽火中，无数知识分子彷徨绝望、弃义变节。陈寅恪的超然与知行合一，让他成为无可争议的”为中国文化续命之人“。
在晚年，目盲足蹇的陈寅恪曾在书信中反复提及他为王国维撰写的挽词，他说不知道清华校园里的纪念碑是否还在，如果有人嫌那个碑文做得不好，打掉再做新的也没关系，因为：“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今天，文明与文化的交错博弈，让我们同时面临个体的觉醒与集体的理性、精神的自治与行动的利他；既要警惕被强力奴役，又要避免人的自我异化，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疑是破解所有问题的“元问题”。
……
铭记思想，终会照进现实。在人类文明史上，那些承载了思想的器物，打通了思想与现实的隔阂——让文明中那些恒定不变的思想，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隔阂，依旧回响于历史与现实之下，激荡于江湖与庙堂之中。
如果要选择一种最适合的器物，来承载上述三句文明史上最值得铭刻的思想，有“最后的文房贵族”之称的“黄铜镇尺”当为首选，先知书店打磨近两年的”先知文房·黄铜镇尺“系列，正是为此而作。
”铜“为君子之金，是金属的正色。时间的流逝，斑驳的历史感，只能增加它的内涵，而不失其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