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茅草地原文（望乡吟回望久别的家乡原文） - 原点资讯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尘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像我的家乡、我的母校、我的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一

中学毕业那年，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父母都以为我疯了，在几本苏联诗集里走火入魔了。照他们的意思，如果不能继续升学，考虑到家里的困难，那么我至少应该去就业赚钱，何况那个金属轧延厂已经同意我上班。我烦透了他们的唠叨。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心一横，我只身混上西去的列车，混在下乡的同学当中，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神圣而漫长。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驶过重重青山，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惊飞的野鸡，木桥下弯弯的河水，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据领队的老杨说，这里汉、侗、瑶等多民族杂居，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徙，人口日益减少，留下一片荒凉。可荒凉有什么要紧？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要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光着头的小老汉赶着马车来车站迎接我们，帮我们转运行李。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递来一只军用水壶，请我们喝米酒。

“请，请！”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节上，据说那是表示恭敬的当地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冰棍吗？有汽水吗？这里有什么水果吗？”

他显得有点为难。不知是谁，发现路边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和藕，大家一拥而去，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直到我们来到欢迎会场，领队的老杨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就是那个早有耳闻的转业上校？

他累得全身是汗，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往台前走的时候，被老杨拉了一把，才找来一件白布衫遮去赤膊。他走路的时候，有老骑兵常见的罗圈腿步态。

“说什么呢？我是个大老粗，老丘八，肚子里没词。我要说的第一点，刚才老杨已经说了，就不说了。我要说的第二点，不说你们也知道，也不说了。”

这种开场白真是逗人笑。

扩音器发出尖锐的电流声，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震出了毛病。他觉得电流碍事，索性把扩音器抹到一边去，直接向我们喊话。这就说到他的第三点了：“……茅草地现在一无所有，丑绝了。但这有什么要紧？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只要肯下力，将来这里就是聚宝盆，就是人间天堂！那个歌怎么唱来着？什么江南……江南……老杨，你机西分子呵，也晓不得？……”

后来才知道，他是指一首《江南处处好风光》的歌。他“晓不得”唱，更痛恨老杨同样“晓不得”唱——像本地很多农民，他把“知识分子”说成“机西分子”，把“不晓得”说成“晓不得”。我们再次笑得前俯后仰。

“以后我们要有洋房子，有大马路，有电影院，有运动场，有工厂和大学，还有这个这个……”他两手摇了两下，做了个拉手风琴的动作，大概就是指手风琴了。“不实现这个目标，砍掉我的脑袋，就地正法！完了！”

全场暴发出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现在不鼓掌没关系，兑现了再鼓掌。嗯？”

掌声更响了。

二

我后来才知道，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盘根错节的树蔸，就能把耙钉和锄口每天磨熔好几分，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要命的是，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还不把我们吓晕？

玉米，木薯，黄豆，甘蔗……我们的脑子里从此只有草本和木本，再加一点大粪和农药的气味。出工两头不见天，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花生壳，修补箢箕和箩筐。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累得两眼翻白喘大气了，豆苗还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要播种，开荒，播种，开荒，朝无边无际的前方抛洒汗水。场长说过，全国大干快上，我们这里也要一年自给，三年大变，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铁营盘”。

伙食慢慢变得糟糕。三菜一汤不过是接风宴，食堂里很快就只剩两个传统节目。一是黑糊糊的咸干菜，像是熬中草药，一揭锅盖就让人翻胃。二是干辣椒汤，一沾舌头就像电击，电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因此又有了“感冒发散剂”的外号。场长有时也带几个枪手去打野麂和野猪，让大家好歹闻一闻肉香。或者是搅几桶巴豆水去河里毒鱼，只是吃鱼时把鱼内脏全部丢掉。但这样的美事一个月难有三两回，润滑枯肠只在片刻。知识青年们不能不怀念城里的汤面和肉包子，不能不在地头整日期盼开餐的钟声，甚至不能不偷盗——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家伙，有一次在厨房里偷喝猪油，咕嘟咕嘟像喝开水，一碗灌下肚去，闹得自己脸色发青，肚子剧痛，往厕所里接连跑了十几趟。

好容易等到一个雨天，该休息一下了吧？该让大家睡个圆吞觉吧？可天刚蒙蒙亮，厨房那头刚有点劈柴的动静，地坪里就有惊天动地的脚步。

咚咚咚——每张门也被敲得炸响，从东往西一路雷霆万钧。“起床，起床，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啦——”这是场长的声音。

队长似乎在讨价还价：“场长，这雨还在下……”

“雨不大，不大。你们把斗笠雨衣带好。”

“有三个人请病假了……”

“他们吃了饭没有？每餐吃得下半斤米的，都是假病。不能吃饭的就关起门来睡觉！”

“可能也是太累了呵……”

“只听过病死的，没听过有累死的。后生怕什么累？力气从来用不完。越用越有，越不用越没有。知道不？”

场长喊工以后，把一杆特大号的耙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一双大套鞋在泥水里叭哒叭哒。

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在那一刻，我全身散了架，肩膀找不到胳膊，屁股接不上膝盖，腰杆与背脊两不相干，意识中的手已经伸了出去，明明是去抓耙头把，结果却抓来空气或者雨水。

我的脑子里也七零八落。场长与酸菜交错，队长与厕所重叠，被子在下雨，耙头在唱歌，厨房挤压腰杆，母亲哽在喉头……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以上这些事物重新编织出顺序和条理，弄清楚我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干什么。我明白了，我正顶风冒雨走在一棵桑树下，雨帽的一角呼啦啦拍打着脸。

赵海光在我前面扑通一声滑倒了，半天没有起来。我去拉他时，发现他已成了软软的一堆。

“猴子，你怎么啦？”

“我要睡觉，要睡觉呵……”他迷迷糊糊。

“你疯啦？这里怎么睡？你不要命呵？”

他摇摇头，算是惊醒过来，看了看四周，对风雨和泥泞恨得咬牙切齿：“催命鬼！害人精！臭阎王！我操你八辈子——”

我赶紧说：“猴子，忍着点，起来吧。”

三

队长外号李瞎子，是本地农民，眼睛不太好，经常眯着眼像刚刚睡醒。他其实很有心计，补个箢箕，做张板凳，用胡琴拉一曲采茶调或西湖调，都是无师自通。但他从不当出头鸟，即算对领导不满也是阳奉阴违，即使耍奸取巧也不露痕迹，有时带着我们早早上地，却听任我们打鸟或者挖蛇洞。他装作没看见。

他的缺点是满脑子迷信，一看见坟就要绕着走，挖野坟时也决不动手，说是怕鬼来敲门，怕先人们生气。这样的人当然对科学不感兴趣，一听到我们说起分子式或者光合作用，就一个哈欠放出来，睡着了。

我们只好直接找场长建言。

“科学？”他倒显得很注意，在地头盘腿坐下来。

“种种种，土质情况也不明，肥料供应也不足，不是纯粹浪费劳力吗？这样还想赶上英国美国？”一个女知青放了头炮。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广种薄收根本是错误的方针，是好大喜功的左倾盲动主义！”另一位男知青跟上来大扣帽子。

“你们慢点讲。”场长有点慌。

我们七嘴八舌，建议缩短战线，建议注重管护，建议因地制宜，建议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养羊啦，养兔啦，养蜂啦，还有自制蜂王浆的生财之道，马尔采夫耕作法，约克夏肥猪，五零一菌肥——我们只差没说到超音速飞机和人造卫星了。

肯定是我们的渊博知识吓坏了他。他眼睛眯成缝，嗯嗯呵呵听了一会儿，最后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根烟：“你们还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呵。问题是，你们说得花一样，都搞得成器？都能吹糠见米？”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有一次从外地引进高产蚕豆种，不知为什么到头来连种子钱都没赚到，气得他直骂娘，从此对新事物总是敬而远之。

“场长，你放心吧。我舅舅是农学院教授，你不相信我，总要相信他吧？”

“场长，你不要门缝里看人呵，总得给我们机会吧？”

“场长……”

“好，考虑考虑。”他总算点头了。

不过他还是不大放心。据说他事后对别人说：几个书生还来教我种田？我当田把式的时候他们老娘还没动胎吧？他根本不同意缩短战线——当时大开荒正在他兴头上；也不同意养什么蜂——他觉得蜜糖饱不了肚子。他只是对什么菌肥稍感兴趣。理由是，茅草地太广阔了，要种的作物太多了，全场干部群众再加上牛们猪们，满打满算就五六百个屁眼，根本屙不过来。肥源问题确实一直让他很伤脑筋。

四

造菌肥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可我们连量杯和试管都没有，只能拿瓦钵和面盆来代替，更不要说什么搅拌机和恒温室了。场长破天荒让我们买了两支温度计，打了几个木头架子，就好像割了他的肝肠肚肺。他一天来看两轮，问什么时候可以出肥料。见十多天没动静，老是在试验试验，他有点沉不住气，摸摸钵子和温度计，揭一揭蒸笼盖，显得焦躁不宁。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恨不得我们今天开工，明天出货，后天就是庄稼嗖嗖嗖往上蹿，玉米棒子大得一筐只能装一个。

他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一边，说起地上功夫如何紧张，说队长们埋怨劳力抽调得太多，说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那意思很明显——要我们切实抓紧。

当然得抓紧，可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有失败的时候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得有一个过程吧？要命的是，第四次制种又是失败。偏偏在那一天，两个不争气的准牛顿上工时间溜号，去玩一把篮球，正在球场上快活，被场长撞个正着。

他黑着一张脸，气呼呼地闯过来，摇着草帽扇风，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盯住了我们这些劳动力脚上刺眼的鞋和袜。

“下午挖地，都去挖地！”他终于一扬巴掌。

我没听懂，“我们还有棉饼没有磨完……”

他背着手走了，再一次挥掌：“挖地！”

“场长，你得有点耐心，这次失败是有原因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

他冷笑一声，“你们是做粑粑呢，还是做面条？一点臭气也没有，还说是肥料？有了这么多的日子，你们就是屙也能给我屙两担了吧？”

一位女知青当场气得要哭。

场长是相信大粪的。这没有办法。他嗅了半个月，还没嗅到大粪的气味，就认定我们的菌肥完全是骗人，因此必须把骗子们轰回地上去。

五

又是挖地，播种，挖地，播种……我们咬紧牙关，捶打自己的腰背，揪出衣角的汗滴，然后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分，是这辈子过早定型的宿命。天呵，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

场长好像没有这些不安。相反，他一上地就高兴，一上地就来了气力，简直是个天生的劳动疯子。不论在哪个工区，他比年轻人更卖力，手里的耙头三抡两舞，一晃眼就把别人甩下好远。饿了，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渴了，到溪边或者塘边喝一捧生水。他的两个干儿子，据说都是抗洪时得救的孤儿，只有###岁，也被他带到地上去，一人扛一把特制的小耙头，跟着他参加生产劳动，累得哇哇大哭也不可回去。干部们更跟着他遭罪。在他的命令下，会计做账，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能在晚上加班，以至有个会计经常暗地里冲他瞪眼睛。

歇工时，他就抽燃烟，笑眯眯地说点往事，诸如新四军、汉阳造、黄桥战役、板门店谈判、扒铁路埋地雷、拿棉絮当烟丝烧什么的。

如果受到什么人邀请，他还会走腔走调地唱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

最初，即使是不太准确的音调，也能唤起我庄严神圣的情感。但肚子里越来越空洞和枯索的时候，累得一倒下去就天旋地转爬不起来的时候，武昌城还与我有什么关系？大刀与硝烟，老兵的笑脸，离我实在太远，远得模糊起来。

我很难把认真倾听的样子坚持下去。我担心自己的思想已经出了毛病。

六

猴子自称会算命看相。他解说天庭和地角，断定这个有桃花运，预告那个仕途广阔，唯独说到场长时口出恶言。照他的说法，场长耳垂短，一定是短寿；左眼角有*气，将来定有血光之灾。不可泄露的更大天机是，他说场长前世一定是老虎和猪配的种——否则今生为何又蠢又恶？

知青们哄堂大笑。

我却没怎么笑。说实话，场长也让我恼火，但有几招令我不得不服。他枪法精，出门打猎从不空手归。扶犁掌耙也有一手，没有什么功夫拿不下来。估猪羊的重量，估地上的产量，总是一眼准，眼睛就是一台磅秤和天平。何况——他还是小雨的父亲。

认识小雨是我的不幸。她是我们工区的猪倌，人缘好，手脚勤，却不大讲话。与男知青们接近的时候，你们讲话，她只是听；你们打球或拉琴，她只是看。你要是同这个哑巴开开玩笑，把她逼急了，逼得红了脸，她最激烈的抗议也只是朝你打一拳。

这一拳通常很重，让你明白猪司令不是白吃饭的。

有一次她在甘溪边洗衣，我们刚好从木桥上过，放下几担棉饼，望着河水打主意。甘溪的水从远山流来，绿得发蓝，清澈而冷冽。黑色、黄色以及白色的石头在水中闪动。水面跳跃着太阳的光花。

真想到水里过一把瘾，可农场有禁止下河游泳的命令。猴子鬼头鬼脑地朝我挤眼皮：“不准下河，掉下河的另当别论吧？”

我心领神会，身子晃了晃，大叫一声“不好”，便连衣带鞋跌落下水。伙伴们当然个个都高风亮节，关键时刻舍己救人，迅速脱掉衣履，一个个飞燕式滚翻式炸弹式马桶式纷纷扑向水中，在浪花中大显共产主义的身手。

小雨不知是计，在岸边大喊救人。

“再吓她一下怎么样？”我对猴子丢了个眼色。

“完全赞成！”

我和他潜下水去，故意伸手在水面挣扎，咕噜咕噜大口吐出水泡，一个惨兮兮行将灭顶的样子。

我们事后才知道，她当时吓哭了，忘了自己不大会游泳，也呜呜呜扑进水里来了。当我们把她救上岸，冲着她哈哈大笑，她情知上当，气得抓住身边的稀泥，一把把朝我们猛射。“你们可耻！可耻！可耻——”

她水淋淋地冲上岸，就找队长告状去了。这家伙！

七

小雨的告状害人不浅，让我们不得不在会上作检讨。一气之下，我们联合起来对她实行制裁，在路上遇到她，故意装作没看见。看见她劈柴劈不动，也不再帮忙。知道她夜里常到父亲那里去，我们在半路上装鬼，叫出狼嚎般的尖声，吓得她没命地狂跑。或者去她房间，在虚掩的门上放一个扫把，想象她回家时一推门，扫把打在头上的可笑情景……我们的恶毒中其实不全是恶毒，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

她猜出了扫把是谁安放的，气呼呼地来算账，用粉笔在我们每张门上写了个大大的“猪”字，一泄心头之愤。

办完了这件大事，再收走我们的脏衣。

洗衣？这倒是求之不得。

我们不会洗衣，累得不愿洗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求女知青们帮忙。后来她们也累得天昏地暗，开始批判我们的懒惰，把臭东西一把把扔回来，你叫“姐姐”叫“姑姑”叫“奶奶”也无法打动她们的铁石心肠。想想看吧，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危机深重万念俱灰的时刻，小雨还能伸出援手，向阶级兄弟奉献劳动加肥皂，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即使我们毛深皮厚，也得做做感激的样子吧？

这一天，我去她那里取衣，看见她在打扫猪圈，便假惺惺地抄起竹扫把，要助她一臂之力。

“你做什么呀？放下，放下。”

“不能让你一个人把雷锋学完了，也得留点给我们学学吧。”

“你这算什么？不扫还好，越扫越脏了！”

“你懂什么呢？你看着，看看我这示范动作……”我越是想亮一手，越是出乱子，不但把扫把戳得散了把，而且裤子被柱头上一口铁钉挂住，拉开了一条大口子。

她哈哈大笑，回到屋里取来针线，意思是要我脱下裤子，让她缝几针。

想到长裤下面只有一条短裤衩，我可能红了脸。

“想什么呀？同志！”她瞪了我一眼，转过身去等待我的破裤子，嘴里还嘟哝着：“有什么要紧呢，知识青年居然还封建……”

她背对着我开始缝补，偶尔哧哧一笑，不知想起了什么乐事。我这才看清了她盘在头顶的辫子，看清了她柔嫩的耳朵和下巴。居高临下之际，我还无意中瞥见一个女子衣领里从不示人的部位，洁白的肩膀，起伏胸脯的一角，以及隐隐可见的一颗黑痣。脑子里轰隆一声，我的纯洁性可能就在这一刻丧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当我昏头昏脑回到房间，我发现裤袋里有一个柑子。我仔细回想当天的一切，再一次在柑子面前心烦意乱。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半夜里起床，在出工时瞌睡，洗澡忘了提水桶，端着饭菜却走进了厕所，刚才还在莫名其妙地骂娘和动粗，转眼又捧着一本书豪情万丈，大谈普希金和共青团之城……猴子鬼得很，肯定察觉了蛛丝马迹，挤眉弄眼地要给我看手相，指着我手中的一条掌纹，说不得了哇，不得了哇，你正处在发情期，有遗精的嫌疑，不过很快就要当上乘龙快婿！

我恨不得一饭钵盖在他脑袋上，把他一路追打出门。笑话，我发什么情？冲着老猪婆发情么？那两条小辫子算什么呢？老实得像只羊，傻气得像只木瓜，就算额头长得宽大一些，里面不过是装了些猪菜吧。更重要的是，她那个阎王爹要是成了我的什么什么，我往后还活不活？

八

一定是我在操作方向盘时走神了。我刚换了挡位，轰了一下油门，让履带拖拉机爬上八号坡，就听到车后有隐隐约约的叫喊。

我探出头，看见小老头在车后追赶上来。

他像头发怒的狮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赶。直到停车熄火，我才听到他的大吼：“臭小子，你混账！混账！”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话，他就捡起一个大泥块朝我砸来，虽然被我闪身躲过，但砸在机窗上四处迸溅，留下一块黄泥印痕。

他疯了么？

“场长……”

“你下来！”

我手忙脚乱跳下履带。

“帽子给我戴正！”

我扶了扶帽子，仍不知天是怎么塌下来的。

他扬起手里两截树苗，“你看看，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

我明白了，一定是刚才上坡时思想溜号，不知道拖拉机轧倒了路边的柚树苗。树*断口太新鲜，我无法抵赖。

“你长没长眼睛？简直是破坏！破坏！我同你们讲过多少遍，这是从江西农科院搞来的苗子，盘得比肉价钱还贵，买都买不到。你当大少爷？当败家子？你你你，你骆驼斯基（托洛茨基）！”他一急，冒出了从军时期记下的这个洋名。

地上的人都围过来了。有人偷偷朝我伸舌头，做鬼脸。几个未能当上拖拉机手的家伙则有点幸灾乐祸，把树苗看来看去，夸张地表示痛惜。幸好副场长老杨也来了。他也是来自省城，同我们的关系较好，眼下想把场长拉开。

场长还不肯走，回过头来指着我，“你听着，你们大家都听着，哪个再破坏公家财物，我张种田一枪崩了他!”

我终于忍不住了，“你凶什么？崩呵！”

“你他娘的还嘴硬……”

“不就是几根苗吗？我赔钱！”几张钞票被我掏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

“你是这种态度？好，就凭这一条，你马上滚！从机耕队滚出去！我今天不把你整得出屎我就不姓……”他的声音终于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老杨返回来，整整我的衣领，笑着安慰了几句，大意是要我以后注意点。至于场长么，他性子急躁，把一草一木都当成命，不过发一阵火就过去了……我其实最听不得软话，心里一酸，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

“小马，你不要哭嘛……”

他越劝我不哭，我倒越是忍不住。我受不了，受不了！我跳起来鼻涕泪水四溅：“军阀！反动派！法西斯！”

九

结束了在机耕队的短暂日子，我重新扛起了耙头。这天晚上，我奉命提一根梭镖去站岗，看守工区堆放在路边的杉木，防范附近村里的小毛贼。

公路那一头有点动静，大概是来自老鼠或野兔。我刚想去看看，突然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梭镖也不知去向。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感觉两眼发花，胸中气堵，脖子剧痛，后来才知道是脖子被一条毛巾紧紧勒住。

什么人？我吓得差点尿了裤裆。

我被蒙上双眼，反捆双手，押着往什么地方走。我在黑暗中听见一些人声，但口音有南有北，不像是小毛贼说话。当蒙眼布带取下来，我发现眼前是一个山洞，就是茅草地附近常见的那种大溶洞。松明火把散出烟焦味，手电筒到处乱晃，七八个人影约隐约现。一个缠土布头巾的黑脸汉踢了我一脚，手中大马刀泻一道寒光，逼近我的喉管。“喂，晓得我们是什么人吗？”

应该表现勇敢，表现沉着，我提醒自己。

“听清楚了：我们是###救国先遣军第八纵队……”

什么？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天晚上全县暴动，有国军的飞机来增援。你们农场已经被包围了！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占领县城，要兴兵北上，改换乾坤。你这个嫩崽子识相点……”

我立刻想起了烈火、刑具和尸体，就是革命电影里的那些场面。

“说!”黑汉子眼一瞪，在火光中逼上前来，满嘴酒气喷在我脸上。“你们场里哪些是共产党？都住在什么地方？你们武装部的枪放在哪里？你们的场长、*、队长、副队长叫什么名字？统统说出来！说了就没有你的事。”

“快点！”

其他人一齐起哄，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我胸口。

“打倒反动派！打倒狗特务！打倒帝国主义……”我担心迟疑会使我胡思乱想，于是不停地高呼口号，挣扎，嘶咬，吐唾沫，不给自己留下时间。

我惹恼了他们，被他们一顿好打。拉枪栓的声音也清晰传来。这就是最后的一秒乃至半秒了吧？我头上是洞顶，是波浪般的岩石。说实话，我害怕就这样死去，求饶的话已到了嘴边。那黑森森的波浪里有茅草地，有甘溪水，有很多朋友，还有她——我怎么能就这样结束？我应该妥协和讨好吧？至少可以暂时屈服，等有了机会再传送情报或里应外合什么的……我后来没有那样做，是觉得敌人不会轻易受骗。

再见了，我所有的亲人……我忍住泪，忍住心中的悲屈，绝望地盯着洞顶，体会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奇怪的是，过了好一阵，我还活着，还能睁开眼睛吐出长气，还能咬一咬自己的嘴唇。

一只手拍拍我的肩。我回头看，发现场长变戏法一样出现了，腰扎皮带，手提驳壳枪，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辉。他捶了我一拳，“嘿嘿”两声，没说出话。

“搞什么鬼？”我大叫起来。

“不要闹，不要激动。”刚才那个拷问我的黑汉子笑了，“马小钢同志，恭喜你考查合格了。刚才没把你打得太痛吧？”

我事后才知道，刚才这一切不过是场长导演的一出戏，是一次演习，目的是配合全国阶级教育运动，抽查一下大家的革命立场和思想觉悟——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我还好，算是幸运过关的一个，在全场员工大会上登台亮相，与其他考查合格的英雄们一起，戴上了大红花，喝到了庆功酒。场长把我们一个个拉到台前介绍，如示家珍，爱不释手。“这才是共产党的好伢子呵，好妹子呵。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要靠什么人？就靠这号人……”

当然，一些没通过考查的倒了大霉，是党员的丢了党籍，是团员的丢了团籍。据说猴子一见“###救国军”的枪顶上火，吓得立即报告他父亲也是国民党员，解放前还是个戴金丝眼镜戳文明棍的人物……虽然他后来没有团籍可丢，但挨了场长一顿臭骂，受到的惩罚是担大粪，整整担了两个月。

十

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并没有使大家鼓起劲头，倒是泡病假的越来越多，擅自溜回城的也时有耳闻。场长找下面的人了解情况，也找到了我。

“我没意见。”我瓮声瓮气地说。

“你还在怄气？”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这伢，那次在地上我骂你，是一时性躁，官僚作风。其实呢，我这个人是老鸦变的，只是嘴巴丑。”

我还是冷冷地摆弄着一根草。

“你大红花也戴了，庆功酒也喝了，心里还不痛快？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张种田还有哪一点对你不起？”

看他真像是不明白，我气不打一处来，随口点出几件大事：伙食太差，休息太少，缺少文化生活，两三个月没看上电影……“场长，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他摸摸头，想了想。“这些事，好办好办。”

他这一回算是真听意见了，尤其山洞考验以后，他对我高看一眼，似乎也少了一些疑心。第二天他同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宣布全场放假一天，吃豆腐煮肉，晚上看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抗美援朝的战火纷飞，兴致大发，忘乎所以，把宣教科长叫到面前说：“今晚要看个痛快，你现在吃点苦，骑我的马到县里去，找电影公司再搞两部片子来。要好看的！”科长吓了一跳，说看得太晚的话，大家会肚子饿。场长扬扬手：“叫食堂煮饭！”结果，那天看电影一直看到后半夜三点钟，几百号员工吃了夜宵以后连夜再看。一锅香气扑扑的萝卜煮鱼，是场长个人出钱请的客。

场长是老革命，工资高，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除了给自己留点烟钱，剩下的钱只要有人开口，他有多少给多少。他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没个数，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有一次猴子溜入他的住房，也摸来了一包飞马牌，在我面前洋洋得意吞云吐雾。“马儿，”他叫我的外号，“你也去搞双军鞋来吧，我看清了，他还有两双，就放在衣箱的后面。”

当时我父亲身体有病，而且怨我不孝，很少给我寄钱来。我一双胶鞋早就底面分了家，但我不愿意去场长那里揩油。没想到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我，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露出鞋面的几个红红指头上。

“你来。”他说。

“有事么？”

“你来。”

他领着我来到草市街。这是甘溪边的一个小镇，四周有残存的小城墙，是以前防土匪的工事。墙内有麻石道直通小码头，串起各种木板房，有店铺也有民居。遇到赶集，即本地人说的“赶闹子”，这里人流拥挤，热热闹闹，出售着知青们最有兴趣的柑子，柚子，板栗，西瓜，一种粉红色的酸萝卜片，由一些老太婆叫卖。

场长背着手把我带进供销社，一座破旧的观音古庙。“妹子，”他朝柜台后一个侗族姑娘点点头，“打盆热水来好不？”

本地人都认得这位大名鼎鼎的老革命，女售货员立刻照办。场长又撞开经理的房门，抽来一张椅子，随便大方得像回到了家。

“洗脚吧。”

我猜出了他的意思，不免有点慌乱。

“洗！”他蹲下去脱了我的破鞋，随手远远地扔到门外，然后几乎是压着我洗脚，“你穿好多码的？”

“场长，我自己有鞋……”

他分开指头量了一下我的脚，去柜边选了一双大胶鞋，往我脚上一套。捏捏鞋尖，看来还合适。他点了点头。

“场长，我真的不要……”

“穿!”

他满意地看看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子弹呀私章呀什么的，从中挑出两张钞票，在柜台前算是付了鞋钱。

像没发生任何事，他丢下我就走了，在庙门口同几个熟人打了打招呼，背着双手，迈开八字步，朝小码头走去。

十一

场长是不准谈恋爱的。他说过，现在是创业期间，三年内谁都不准搞对象，要是哪个把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带进来，他就要不客气地打流氓。每次看电影，他命令男女分开坐，还叫民兵四处搜查，看有成双作对的地下活动分子没有。在场长面前，我们男的就是和尚，女的就是修女，谈笑一下都有犯罪感。有次，一位女知青在床头贴了一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照，场长一见皱起眉头，咕哝了一句：“无聊！”

气得那位朱丽叶哭了一场。

场长偏偏是小雨的父亲。据我所知，小雨老家在苏北，父母是进步教师，被反动派*害。场长收养了她，解放后把她从老家带到城里读书。听说她考进了某农学院，场长不以为然，说在城里学什么农业，还不如跟我到农场去学，这就把她带到了茅草地。她是场长最重要的家庭温暖，常常在晚饭之后，不但帮助两个弟弟洗澡和做作业，还要给父亲捶捶背，或者陪他下一盘象棋，给他读一段关云长什么的。

我对他们的家事了解得越来越多，心头也越来越沉重。这样一个家庭同我有什么关系吗？会不会发生什么关系？入夜，巨大的圆月冒出茅草地，一片宁静随着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隐隐约约的甘溪像一抹水银，发出蓝宝石的光芒，像童话中的一个梦境。天地间一片无边的神秘的柔软的流动的蓝，像有支蓝色的无字之歌在天边飘荡，融入了草丛，浸染着星空。

知青们坐在溪边上谈天说地，唱歌唱戏，背诵诗句，或者为一个有关苏德战争或物理公式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偷偷看一眼，我看到身旁的一些女知青，虽然没看见我要寻找的身影，但我能想象那镶上了月色的两只小辫，就在桑树下，就在堰石上，就在机用铧犁车上，反正不管摆在哪里都艺术。

“你说，马克思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猴子突然问我。

“小雨……”我糊糊涂涂脱口而出。

“什么？”他们哄堂大笑了。

我这才醒过来，费了好多口舌，一口咬定张种田最马克思，才使大家相信我不过是来了句幽默。

我想摆脱胡思乱想，就发狠读书，但书本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气——看，这是马克思的爱！看，这是伏契克的爱！看，这是巴金、茅盾、柔石……呵呵呵，我在爱情前辈们的鼓舞之下决心孤注一掷决战决胜。行动就这样开始了。我把她约到晚上在甘蔗地东头，事先背记了几首诗，几十句格言，预谋了主动牵手的位置和姿态。我的暗暗算计是，等走到前面第三棵桑树，就开始第一个动作……

她显然注意到我的粗重呼吸，还有手不是手脚不是脚的全身尴尬。“你不要说了……”她低下头去，“你要说的事，根本不可能……”

我两眼一黑，“为……为什么？”

“爸爸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搞对象。”

“什么叫搞对象？”

“说恋爱也行，反正是一个意思。”

“那你的柑子……”我话一出口就自觉很傻。

“什么柑子？”

“上次你给我的柑子，你忘记了？”

她知道怎么回事以后，还是眨眨眼，“我给过吗？再说，就算给了，就是给你吃么，这有什么错？”

这一下活该我无地自容。我一直拿来自鸣得意的柑子，一直以为含义无穷重若千钧的宝贝，原来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把驴粪蛋错当金元宝的傻财主。

“小雨，你听我说，我这一段睡不好觉，总是有点……”

“你不要说了。爸爸说过的，我们现在应该一心一意创业。”

创业，创业，一提这个创业就让人憋气。小雨呵小雨，爱情是风雨中的火把，是航途上的风帆——我差一点要开始背诗了。

“你不要生气。爸爸说……”

“总是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

“不，你不要这样说他，我求你。”她知道我的意思，眼角有月光的闪动，“他是好人，我最心疼的人……”

完了，一个父亲的崇拜者，一条父亲的尾巴。希望已经风一样无影无踪。看来我所有的话都白准备了，都纯属自作多情。我不记得后来还说了些什么，突然，远处有一束手电筒的射光朝这边一晃。小雨一把抓住我，声音有些发抖：“他来了。是他。你快走吧。”

没怎么细想，没有像样的告别，我拔腿就往坡下逃窜。我听到身后有场长的声音，是大骂小雨的声音，又听到他朝我大喊：“站住！站住——”

他追上来了，追过甘蔗地，追过花生地和粪棚子，追过那台山上的拖拉机，一直追到公路上……足足追了两里来路，还在后面穷追不舍。我像风箱一样出粗气，鞋子掉了一只，脚上又被什么扎了一下。我在剧痛中突然醒悟：我好糊涂！为什么要跑？我是*人了还是放火了？居然要跑得这样狼狈？不站住老子就开枪了——他把我当成什么人？

“混账！”他追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一猜就知道是你这臭小子。你还要不要前途？还要不要脑袋？小小年纪，学会耍流氓？”

“我没有耍流氓！”

“胡说！”

“我没有错！”

他脚一跺大吼一声：“举起手来！”

如果不是手电筒照得我眼花，我肯定能看见他气歪了的脸，还有那冲着我脑门的驳壳枪。

十二

我被捕之后受到禁闭——关进了化肥保管室，满嘴子都是刺鼻的氨气。这是场长新近实行的家法，只差没配上老虎凳和辣椒水了。同我一起受难的还有几个伙计。有的是偷了场里的西瓜，有的是违反禁令下河游泳，大炮他们几个是私自去闯溶洞，想看看洞里是否藏了空投特务。听农民说那个洞一直通到四川峨嵋山，他们还想去探探险。

“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我们唱着革命囚歌取乐，但每天被扣掉三两米，还得去修渠，日子不好受。

场长决定召开批斗大会，整一整我们这些害群之马。这天派人送了个亲笔条子来工区，但他的字太差，差不多是甲骨文，没人能看懂。李瞎子横看竖看忙了半天，把字条往衣袋一塞，还是带我们去修渠。

不知什么时候，嘀嘀哒哒，大路上溅起一线黄泥水，是场长骑马一阵风赶来了。他手执马鞭，脸色铁青，怒气冲冲，耳下方一道伤疤涨得红红的。“全体集合！”他大喊了一声。

我们赶快排列成两行。他在队列前走来走去，气得好一阵没说话，最后拿队长是问：“你好大胆子，目无领导，不听指挥！”

“我哪里目无领导？”

“叫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晓不得呵。”

“没看见我的通知？”

“你那号天书，恐怕只有神仙才认得。”

“不认得？你胡说！我在扫盲班里拿了奖状的，军区司令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你他娘的敢说不认得？”

“我是没文化，他们知青也说不认得呵。”

“不认得就不能派人去问？你晓得这是什么通知？军机要事，十万火急，你以为是好玩？”

我记起来了。他的字条上有三个红手指印。他以前说过，当年他们打游击的时候，信上打一个红指印表示紧急，两个表示加急，三个表示特急。

没等我们笑出声，他又冲大家一瞪眼睛：“活见鬼，这么多喝墨水的人，字都不认得，读了书有什么用？读到屁眼里去了？还戴着眼镜片子，装猫头鹰吓老鼠？听好了：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我仍然是又臭又硬的石头，蹲在地上不肯走，始终扭着脑袋。我以为这会把场长惹怒。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一事态后策马返回，既没打，也没骂，态度倒是出奇的耐心。“你想逼我发火是不？你想让我犯错误？臭小子，我今天偏不。你贼胆包天勾引我丫头，我张种田今天还偏要同你慢慢来。你等着。”

这天的批斗大会以后，他把我留在办公室，搬来一大堆学习资料重重地砸在桌上，叫秘书挑出一些文章开读。他自己闭上眼睛也陪着我一起听。

我急了，“你有话就直说，别来这一套！”

“你不是骂我阎王爷吗？我今天要当一回观音娘娘。”他得意地冲我点点头。

学习资料一直读到深夜，读得我招架不住哈欠滚滚，在他面前的英雄相荡然无存。我只能自认倒霉，再大的罪名也先认下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早晨醒来以后，发现是在他的床上，而他不知道已经去了哪里。

十三

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号人没被刀枪吓住，倒会被糖衣炮弹打中。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对全场进一步严加管理。在生病吐血的日子里，他还来我们工区抓整风。知青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书刊都要接受审查。女宿舍窗前的玫瑰也被拔掉，改种场长觉得顺眼的蔬菜。他可以容忍唢呐和胡琴，但对“下巴琴”疑虑重重——这是指小提琴——只是后来听说北京也有下巴琴，才没有真下手收缴。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他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封面上有新月图案，立刻发现敌情，跳起来大叫：“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战场遭遇过土耳其军队，对方的旗帜标有新月。

除非家里病人和死人，知青们一般不得请假回城。在场长眼里，城里灯红酒绿，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在那样的鬼地方多混些时日，一个人的骨头不轻几斤才怪，不成“骆驼斯基”才怪。他还经常发牢*，埋怨中央不把机关学校统统迁到乡下来。

大家都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干活。只要干部不在场，好些人就撑着锄头把磨蹭。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去驱赶。机耕队两台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生锈，都成了老鼠窝。这一年加上旱情严重，花生豆子什么的大多只有一堆空壳。直到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还发不出，每人只领得两斤霉花生过年。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他带着一些人截了三辆粮车，凭着一张蛮不讲理的欠条，算是把大家的度荒粮食保住了。他又带着几个干部出外四处“接头”，就是找关系求助，也不管什么组织程序，冲到县政府的这个局那个局，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就安营扎寨。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也让他几分，一见他就头大。结果，靠了这点老资格的权威，他还真募来两车半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反正每人有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无尽的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除夕之夜就在这样忧郁的歌声中到来。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甚至没有像样的年饭。大家烧着棉花秆，敲打着铝饭盒和洋瓷缸，目光里一片茫然。

场长带着几个干部来工区拜年。他带来了一壶酒，还有几包好烟，想让大家高兴和活跃一点。他见人就分烟，见人就敬上酒壶，讲了些笑话，什么李瞎子掉到了粪坑里，什么猪八戒到高老庄做女婿。

有个干部听出笑声太勉强，提起另一个话题：“张胡子，你经常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打气功，可以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怕是吹牛吧？”

“胡说，我张种田吹牛？”场长喝了口酒，有意逗个趣，“不信我就来两手给你看看。”说着把棉衣一脱，一个马步，全身运气，额上青筋直暴，脸盘子涨出了紫红色，然后是青色，然后是黑色，十个粗短的手指头随之痉挛颤抖。“嘿！”他大喝一声，脚一跺，一掌劈下去，果然劈断了砖块，劈得粉末飞溅桌椅颤抖。

好哇——有人鼓掌喝彩。

掌声一落，场长又来了个节目，挑两个气力最大的后生，一人抱住他的一条腿，看他们能不能把他掀翻。

几个节目下来，他已忙得一身老汗，可惜气氛还是不够热烈。有人不辞而别，火堆边的空座位越来越多。有人不再喝彩，只是搂住双膝瞌睡。李瞎子其实并不瞎，一看这场面就故意闹腾，又是添柴又是添茶，还装装酒疯开口骂人：“李建国你这个王八蛋，我喝一口你怎么只喝半口？看不起我乡下人是么？”

“唔……”场长其实心里明白，偷偷往左右看了一眼，沮丧地穿上棉衣，摸到了手电筒。“哦，我们也该走了……”

像个不讨好的演员，他筋疲力尽地退场，轻轻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出门去，佝偻的身子闪入风雪之中。

这一夜我没有怎么睡着。不知为什么，总想起那个佝偻的背影。唉，场长，太刺伤他也许是不公正的，他的汗水并不比我们少流。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缺乏手茧，但只得到几把霉花生。我们也不缺乏先进工具，但拖拉机在山头生锈。我们也不缺乏热情，但最终眼前都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那么怪谁？

好大一场雪呀。

十四

小雨调到另一个工区以后，我还是经常到猪场边去，好像那里还有她的余音和气息，她还有可能从哪个猪圈里冒出来。我遥望另一个工区的灯火，想象她现在的景况。她在做什么呢？会不会想念一个什么人？不会是一个劲地在油灯下写思想汇报吧？

有一位女知青的肚子大起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是医生先把消息告诉场领导的。生米既已煮成熟饭，场里只得赶快揪出孩子他爹，命令这家伙与孩子他娘火速结婚。场长在婚礼上讲了些祝贺的话，还赠给新婚之家两个热水瓶。可以想象，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使恋爱禁令不了了之。不过有意思的是，知青们眼下都认为茅草地非久待之地，不愿背上婚姻的包袱，见到异性反而谨言慎行起来。

“见鬼，让他们搞对象吧，他们都像阉了似的！”场长经常一见到队长们就打听恋爱动态，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都当媒婆，还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些青年女职工，平衡场里的男女比例。听队长说，他就是想让大家安心农场，在这里成家立业落地生根，包括给他生出一窝窝小劳动力。

这天晚上，猴子突然来告诉我，说小雨来找我，在老地方等我。

“找我干什么？我要睡觉了。”其实我心里已咚咚跳。

“你就这样对待妇女？就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情？”

“你讨打么？”

事情有点可笑。她父亲的号令枪一响，她就开始起跑了，要完成爱情指标了，最近又是找我借书又是向我讨教什么，但我一想到号令枪反而腿软。

我还是去了，看见她消瘦的身体，还有稍显突出的颧骨。她似乎没什么事，只是说说她去参加州团代会的感受，说茅草地对比兄弟农场的差距，什么三个“不如”，四个“不一样”，五个“没想到”……说到兴致勃勃之际，差一点吓得我抱头就跑。我的团代会大代表，居然要在花前月下给我再上一堂团课！

“你还没说完？”我伸了个懒腰，喷出哈欠。

“你累了？那……去休息吧。”

“再见。”

我向宿舍走去，但刚起步就听到她呜呜呜，回头一看，是她捂住了脸。天边一道闪电，亮一下又赶紧藏进云里。山坡上有几堆没有烧尽的火土灰，发出忽明忽暗的红色。萤火虫在游动，有时扑到了我的脸上。

她一直哭着，哭得背脊剧烈地起伏，一拳拳捶打着桑树干。“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要找你……”

“为什么事？”

“你知道。”

“我能知道什么？”

“你装蒜！装蒜！”

“不就是场部墙报的事？你已经说过了……”

她失神地睁大眼：“不，你就没听说？就没听说那个姓袁的……”

我当然听说了，知道有个姓袁的转业兵在向她求婚，还知道媒人是一位场党委委员，州里某领导的亲戚。我得抓住机会表现一下清高和大度。我用一种特别诚恳的腔调，夸奖那个姓袁的——他嘛，相貌，才干，家庭背景，各方面都好，一定有远大前途……我说得自己全身暗颤。

她眼睛越睁越大，眸子里透出惊讶、失望以及愤怒。五秒、十秒、十五秒……我们在对视中交流着一切询问、回答以及倾诉——这里面包含着多少词汇和语法！要是在两年以前，我一定会抓住她大声说：跟我走吧，你什么也不要问，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怕。可我已经是两年后的我了。我已经没有勇气向一位团干部，向一位老革命的孝顺女儿，伸出自己的手。

“你，回去吧……”我费了很大的劲把这句话说完。

“你说完了？”

“好困呀……”我假装再喷出一个哈欠。

“你——你去死！”她一咬嘴唇，扭头跑了，消逝在一道闪电里。

美丽的小雨就这样去了。她的心我明白了，我的心她也该明白了吧。她走了，没有告别，只有暗夜里的放声诅咒“你去死——”。

十五

小雨最终死于一次烧荒，一同遇难的还有三女一男。最可悲的是，场长对这次事故负有重大责任。他不知道南线隔离带还没砍好，仓促下令按时点火。结果没料到风势突然转强，荒火呼啦啦轻易越过了隔离带，扑向林木丰茂的另一片山坡，也扑向了前来打火的一些青年……

各个工区几天来死一般寂静，食堂里总是剩下很多饭菜，没法让人咽下去。连油嘴滑舌的猴子也揪着自己的头发嚎啕大哭，扑到我身上，在我肩头狠狠咬了一口。我后来才知道，他也一直暗暗喜欢小雨，在梦中还喊出她的名字。

可怜的朋友。我没有同他说什么，也流不出泪来。悲伤使我反常地平静，只是独自朝外面走去。前面是蒙蒙细雨，亮滑滑的路。我不知道哪里是她走过的路，哪里是她锄过的地，眼下到哪里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小辫子和宽大光洁的额头。说起来，我算不上她的什么人，只是几页诗撕碎了，雪片般飘落甘溪——这是关于她的诗，最终应该交还给她。我希望它变成白色的蝴蝶，去追赶匆匆离去的身影；或者变成白色的玫瑰，永远开放在一个人的心里。

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用白色花朵埋葬？天地是这样广阔，好像使劲喊你也听不到回声。远山看起来是一座座巨大坟墓，随着你的前行而一步步远退，好像要与你永远分隔，不让你走近它们的秘密。

场长一下子老得白发飘飘。有人看见他傍晚时骑马狂奔，顺着甘溪跑过去，又顺着甘溪跑回来，朝着天边静静的红霞大喊：“丫头——你回来——丫头——”

叭叭叭，驳壳枪朝天响了。

枪声像破竹之声，惊飞几只野鸟，尖锐地升入寒冷的高空，最后消逝在一抹暗紫色的晚霞中。

谁也不敢去劝他，只有他两个儿子追着马屁股喊：

爸爸——

十六

场长很快病倒了，农场乱得更加没有头绪，到第二年只好作为长期亏损单位解散。省农垦局一个工作组来了。中央一个副部长也来了，据说就是当年给场长取名“张种田”的某位老首长。场党委开了七天会，会后又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了全面整顿精神，在肯定了全场员工几年来的功绩以后，宣布农场将由附近几个公社分区接管。清理财产和安置人员也马上开始，大部分知青将转到一个铁路工地去筑路。

据说可望转为铁路建设公司的职工，大家当然高兴。我们*鸡，打狗，吃掉种籽，劈掉板凳和箱架烧火，连门板有时也难幸免。一些附近农民先下手为强，来偷铁丝，偷砖瓦，偷锄头粪桶。菜地上吃不完的菜，我们就把猪和牛赶去吃。大家要离开了，也不再怕场长，场部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意见五花八门。群众说他瞎指挥。干部说他独断专行。一个会计说他那次募来寒衣是破坏财经制度，截粮车更是耍特权，目无法纪，土匪作风。

人们吃饱肚子以后就可以骂他“土匪”了。

我清理书籍和行李，发现那双已经破了的胶鞋，不觉心里一动——场长呢？这个茅草地王国的酋长，已经四面楚歌的“土匪”，这些天来在哪里?

听人说，几天来他经常在地里走走，到天黑也不回家。那匹马被人们开枪打死。他将要调到某个农业学校去当*，不需要马了，不能骑马了。食堂里吃马肉那天，人们看见他没尝一片，只喝了整整一壶酒。

我去看过他。房里乱糟糟的，人不知在何处。他可能还在地里游走？还在雨雾中寻找自己的女儿？他将要去领导一个学校了，是否还将重复茅草地的欢乐和痛苦？

雨滴泼打在窗子上，拉出了很多流痕，模糊了窗外的一切。我等了好一阵，扫净了地，抹净了桌子，给主人铺好了被子。发现墙角有一双沾满泥灰的皮鞋，我取来一点一点擦拭，好容易擦出了黑色，然后整齐地摆放在床边……我终于走了，轻轻地拉上门，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动身离场的那一天，我去买点绳子和面包，在草市街看见了场长。他在冷清清的供销社里，靠着水泥柜台，端一只酒碗，喉结在滚动。他显得老多了，背有点驼，左眼充血发红，没有女儿在身边，衣服显得还有些脏乱破旧。要不是那两道虎生生的目光，我真怀疑他是哪个瑶寨里来的贫困老汉。

他朝我点点头，勉强一笑：“喝酒不？”

我摇摇头。

庙门外熙熙攘攘，一些农民赶着农场的牛走过，拖拉机喷着黑烟摇摇摆摆，拖着农场一些财物不知要到哪里去。再看过去，又一队汽车停在城墙边，知识青年把行李挑到这里，正往车上码放。人语喧哗之中，球鞋与运动衫在晃动，让人看得有些眼熟。

场长眼里掠过一丝凄凉，喝了口酒，“你们到这里有几年了？”

“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