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提起边塞，人们多会哼出几句著名的唐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唐诗自然属于中华文化圈里的文学精华，不过在茫茫漠北，当地原本的文化格调难道不应是“羌笛杨柳、胡马阴山”那样的异域风情么？
遥想昔日张骞自西域归来时，长安以西的荒漠地区尚属“春风不度”的蛮荒异域；当唐代诗人在诗中描画出令人神往的塞上风情时，那样的意境又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完美融合、完全不存在“异域”的突兀感。于是我们就想：“到底是怎样的过程、让遥远的西域风情与我们的唐诗合二为一呢？”
边塞，本来指的是我国东西南北各方位的边疆戍卫之地；由于唐代边塞诗的崛起，“塞北”就几乎等同于人们印象中的边塞。这自然跟北方频繁的战争与长期的戍守有关。尤其是汉唐两代，有关塞北的历史是占了很大篇幅的，边塞诗的崛起，恰好就跟这两个朝代密不可分。
边塞的发展，源自汉代的军屯与“徙民实边”秦末汉初时的西北边疆原本荒无人烟，汉文帝及汉武帝时有晁错和赵充国提议“徙民实边”，迁徙的都是些罪人和农民，纯粹是为了开发边塞。这些人迁徙得再多，他们也不会有歌赋抒怀的心情，一旦战火燃起，不少边塞之地就会出现“有户无口”的现象：官府处依旧登记有户籍、但人都没了。
古时的军屯戍边都是拖家带口迁移过去的
边塞人口里的壮丁在战时多被编入部队，万一战败了，其家眷或死或逃、或被匈奴人虏去，故而初时的“徙民实边”仅为边塞开发打下了基础，尚不具备形成市镇的条件。直到汉匈战争取得局部胜利后、河西走廊一带设了郡治，在玉门关等关隘的拱卫之下，边塞地区这才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
汉宣帝时候(前61年)羌人频袭塞北，宣帝问年逾七十的赵充国：“你提出的以兵屯田之策很不错，不过既要屯田又要抵御羌人，当下该派谁到塞上好呢？”赵充国二话不说就主动领樱，在青海湟中一带实施威信招降、逐一分化和解散羌人部落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显著效果。
作为长久之计，赵充国向汉宣帝建议说：“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就会坐得必胜之道”，于是这种“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边塞军屯方式就被汉朝长期沿用了下去，为后来的班超“平伏西域五十余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赵孟頫书汉后将军赵充国颂
北宋时对西北边塞无能为力，王禹偁感叹说：“自古画策安边，铭功绝域者，赵充国班定远称为名将”，然而倘若没有汉初数代人的屯田西北，班超也成不了“班定远”。王禹偁对此也说：“(赵充国)而后能著其效。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明策虽有，但北宋显然是难以复制的。
屯田制与兵制演变相辅相成，催生出唐代的“方镇”兵制在唐代之前，采用何种兵制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能有效解决当时的战争需求就行。正如今人所熟悉的，唐朝正是毁于节度使的藩镇之兵，因而自《新唐书》开始，历代国史都开始有了兵制专述，“以为后世戒云”。
汉唐两代都是我国能有效统治西北边塞的朝代，汉代实施了几百年军屯后，到东汉末年时，曹操又将军屯与民屯结合，形成了“屯田制”这样的国策。曹魏的屯田制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但归根结底还是为兵制服务，当时的枣祗、邓艾等人都在屯田治军上政绩卓越，为后世安抚流动人口提供了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