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本质都是兵制的一种辅助
不过，流动荒民毕竟仅在战乱时期才会出现，当他们成为固定的屯田民后，新的社会矛盾也就产生了！针对过去的屯田兵制弊端，唐代的府兵制就有了很大改善：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新唐书》卷五十)。
府兵制无分边塞腹地，也是唐代立国的根本。“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唐太宗时期天下兵分十道(平卢道、范阳道、河西道、陇右道……岭南道等等)，对从军者来说，“十道”仅是地域不同而已，升迁之路和待遇都是一样。
府兵“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而在太平时期，唐朝军队的治理无需大将军长期驻守，普通的行政官员亦可，这就为唐代文人奔赴各地边塞创造了兵制上的许可条件。
若在往时，不会打仗的他们跑边疆去是凑啥热闹呀！
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
“方镇”为唐代文人从军塞上创造了便利条件，边塞诗由此而生《新唐书》言：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开始时候，唐代各道由大都督(将军)和大总管(持使节的遣官)组成管理体系，大都督治军、大总管治政。唐高宗永徽年之后，大都督也有了持节权力，就成了节度使。
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唐代“方镇”具有很大权力，在地方为政上，各地也积极从社会上招募人员从军从政，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就将“立功边塞”当成了自己的新出路，唐代边塞诗正是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比如“四大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中的高适原本就是小混混出身，若非唐代的这种“方镇”兵制，他哪有资格晋身军中高层？
大量边塞诗产生于唐永徽到天宝年间，是因为那时期年景尚属太平、藩镇节度使尚未出现割据之风，文人们游历于塞上就成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历练时光。
王维与“大漠孤烟直”
我们阅读这些边塞诗时会发现，这些诗歌的内容多数都是借古(汉代为主)喻今(自己的理想和遭遇)，在格调和意境上充满着“唐诗之美”、在艺术成就上更是史上“独树一帜”！因为除唐代之外，再无其他朝代诞生过体量如此巨大的“边塞诗”了。
我们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说的就是卫青李广的故事；“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说的就是窦宪登燕然山的故事。边塞诗除了重现大量汉代历史典故之外，对塞外风光及人的豪情壮志描述更是一绝，故而历为后世所传诵，读起来绝不是一句“豪迈大气“可概括的！
“方镇”带来的藩镇之殇与“边塞诗”的绝唱节度使的始作俑者虽为唐高宗，但“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却由唐玄宗一手造成，“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成了唐天宝年间一种奇怪的兵制悖论，及到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作乱后，唐代的藩镇之殇一发不能收拾，就连高适这样的昔日“小混混”也成了封疆一方的节度使。
边塞方镇，最终酿成了藩镇之祸
这时期起，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中也没了昔日的“塞上豪迈之风”，更多的是悲天悯人的家国慨叹。
以岑参为例，天宝十年(751年)到十三年(754年)间他曾两度出塞，先后辅助过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和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安史之乱(755年)后，岑参就先是仕途反复、再是客死他乡，《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就成了他的边塞诗绝唱。从此，唐军再也无复岑参诗中“万箭千刀一夜*，平明流血浸空城”般夺人心魄的高效与*气。
边塞诗曾这样描述漠北风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曾这样描述戍塞理想：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杜甫)；还有壮志凌云的军旅生涯描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