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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结束之余，你是否仍有意犹未尽之感？让我们追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先生的脚步，再一次走近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故事。
以下内容节选自“《天工开物译注》前言”
作者：潘吉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17世纪的工艺大全
《天工开物》原著是约四百年前明代科学家宋应星（1587—约1666）写的一部优秀的插图本科技著作。当读者读到此书时，会对其中内容及插图感到格外亲切与熟悉，因为不久前人们还在南北城乡看到大体类似的生产情景。虽然因科技的进步，大部分工农业生产已用科学手段和机械进行，但手工生产仍作为辅助手段继续存在，这在外国也是如此。我们相信这部书至今还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天工开物》的成书背景
此书出现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1637），即明代末期。当时欧洲处于文艺复兴时代，封建制走向崩溃，资本主义正在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科学革命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历史大变革时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这些大变动，好像一次巨大的地壳运动，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也发生了反响。史学家把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认为该时代的思想家具有“别开生面”的特色，不无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已进入其发展的后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内部也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及工农业内部结构中。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无疑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从而使明代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天工开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明代科学巨匠李时珍（1518—1592）、徐光启（1562—1633）和宋应星等人，虽与欧洲同时的伽利略（G. Galilei 1564—1642）、维萨里乌斯（A. Vesalius 1514—1564）和阿格里柯拉（G. Agricola 1494—1555）等人相距遥远，然而中国科学界毕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全球性的科技复兴运动，并做出其力所能及的贡献。
明代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继承了前代的技术成果，又从国外引进并在国内推出不少新产品和新技术，在传统基础上有进一步充实、发展，生产技术水平全面提高。明代科学同样如此，西洋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使传统科学注入新鲜血液，技术科学也全面发展。这是在历史上集传统科技之大成的总结性阶段，但又充满着新时代的气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及《天工开物》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作者们具有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科学巨匠类似的气质，他们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有长途旅行的经历，在不同专业领域内放出异彩。他们对各种错误观念持批判态度，注重实践并基于自身观察、调查和试验从事写作，决不停留于故纸堆中。同时他们又向科学界灌输了一些新的思想和精神。这些特点都可在《天工开物》中找到。与《崇祯历书》不同，《天工开物》是道地的中土产物，是反映明代社会和科技的一面镜子。此书主要根据作者在南北各地的实地调查而写出，就像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那样，因而具有直观的生动性和真实性的特点。
《天工开物》的成书过程
近四百年前一位曾五次追求进士功名的举人宋应星，为什么居然会写出这样一部书呢？很简单，他前半生在科举方面历尽坎坷，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读书人只埋头“四书五经”而缺乏实际知识，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及织造，这才是儒者之耻。当他达到这一认识后，便毅然与科举决裂，转向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实学，向工农群众请教，及时记录下技术知识并加以提炼，从而完成这部杰作。《天工开物》是作者任江西省分宜县教谕（教师）时于崇祯九年（1636）写成的，当时他经济状况不佳，没有钱买参考书，没有地方接待同道讨论学术，只在这小县城内简陋的房间里据调查资料、参以手边仅有图书而写作。成书后又无力出资刊刻，幸而老友涂绍煃（约1582—1645，字伯聚）伸出援助之手，使该书于次年（1637）出版于南昌府。这是该书的初刻本，简称涂本。我们这次译注、校勘《天工开物》，便以此本为底本。
《天工开物》的主要内容
涂本《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卷，各装一册，印以竹纸。全书有18章，约八万五千字，插图123幅，上卷有六章，中卷七章，下卷五章。每章都从古代典籍中找出古雅的二字组成的词来命名。每章首都有“宋子曰”一段作为引言，对该章内容作提要性叙述，接下是正文，各章正文末尾附以有关插图。上卷分《乃粒》（谷物）、《乃服》（衣料）、《彰施》（染色）、《粹精》（米面）、《作咸》（食盐）、《甘嗜》（制糖）六章，中卷有《陶埏》（陶瓷）、《冶铸》（铸造）、《舟车》、《锤锻》（锻造）、《燔石》（非金属矿石烧炼）、《膏液》（油脂）及《*青》（造纸）七章，下卷有《五金》（冶金）、《佳兵》（兵器）、《丹青》（朱墨）、《曲糵》（酒曲）及《珠玉》五章，涉及工农业各生产领域，堪称技术百科全书。
此书从《乃粒》开始，而以《珠玉》殿后，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前者与民食有关，至为重要，故列于全书之首，后者无关国计民生，故置于书尾。作者解释说：“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这体现了他写此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六世纪中叶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也有类似提法，可见这种优良传统由来已久。宋应星赞赏这种思想，还表现在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家食之问堂”上。“家食之问”典出《易经·大畜》，意思是研究在家自食其力的学问，而不以官禄为生，转义为研究实用技术。从书的内容来看，与食衣有关的章节描述得最为详细，篇幅占全书一半有余，其次是金工、陶瓷、造纸、车船部分，而制曲、珠玉等均居末位，篇幅不大。按理说还应有一章讲漆器，也许作者因其不切实用，故略而不提。书中所述均以某种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为对象，如景德镇的白瓷、闽广蔗糖、嘉兴与湖州的养蚕、江西的水稻、淮安盐场的海盐、苏杭的丝织、福建的竹纸等。作者必身临其境，否则无从写起，插图也非杜撰可成。宋应星放眼祖国大地，胸怀南北河山，对国民经济各领域都有所触及。从东北林区捕貂到两广南海采珠，从华东盐场晒盐到新疆和田采玉，广阔神州一幅幅壮观生产图景尽收书中。如比全面的技术著作，为中国有史以来至有明一代所仅见。
《天工开物》的科技成就
《天工开物》不但含有丰富的科技材料，还含有不少社会经济材料，是具体了解明代社会经济实况的第一手文献，其中不少内容不见于其他史书。书中对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技术这个侧面给以描述，阅读此书时，脑中就会浮现一幅当时社会经济实况的生动景象。例如关于明末国内市场贸易情况，《曲糵》章告诉我们：“凡燕、齐黄酒曲，多从淮郡造成，载于舟车北市。”书中又指出新疆和田美玉和两广南海的珍珠，都要行经数万里运到北京予以加工成器，有时再贩运到苏州作精细加工，而解玉沙则来自河北。介绍浙江三吴浪船时，指出从浙西起航，沿钱塘江行七百里，经过镇江横渡长江再至清江浦，溯黄河浅水舟行二百里至大运河闸口，然后直抵北京通县、天津，把客商行船路线讲得一清二楚。关于手工业中心的地理分布，书中指出棉布“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景德镇是制瓷中心，而“开矿煎银，唯滇中（云南）可永行也”。炼锡以广西南丹、河池为最盛，“居其十八”。养蚕则首推湖州、嘉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蔗糖也以闽、广为集中地，而烧砒则“独盛衡阳，一厂有造至万钧者”。关于手工业生产分工，《陶埏》章写道：“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书中在叙及图示铸造巨钟时告诉我们，有人鼓风、熔铜，有人将赤热铜水浇进槽道再入铸模，“甲炉既顷，乙炉疾继之，丙炉又疾继之”，不但分工明确，而且要求动作迅捷、衔接不可中断。《乃粒》章还指出“今天下育民者，稻居十七”，而麦及杂粮居十三，反映了当时人民的食物构成及粮食分布比例。总之，《天工开物》被称为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天工开物》在科学文化史中的地位
自从福建书商杨素卿在清初顺治年刊刻第二版《天工开物》后，又促进此书在整个清代（1644—1911）二百多年间的流传，并为社会提供了一部标准的科技读物，成为获得有关工农业技术知识的渊薮。康熙年间由进士出身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1651一1741）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初又由蒋廷锡（1669—1732）续编，1725年告成，全书共万卷，比狄德罗在巴黎主编的《百科全书》规模更大，这是清代官修的一部空前的大百科全书，印成后颁行全国各省。该书中的《考工》、《食货》等典中，大量转引《天工开物》各章的内容和插图，但插图由内府画师重绘。乾隆二年（1737），大学士张廷玉（1672—1755）又奉敕编写大型农书《授时通考》，1742年告成，全书78卷，有内府殿板及各省刻本。此书也同样有许多地方引用《天工开物》。这是入清后此书第二次被大规模引用，从而流传于国内各地，甚至国外。顺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和雍正（1723—1735）三朝，甚至乾隆（1736—1795）前期，《天工开物》还在南北各地流通，而且成为向国外出口的书籍之一。它在这段长期间内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
目前《天工开物》已成为世界科技名著而在各国流传，凡是要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无不引用此书，而且都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实态和传统科技的一把钥匙。法国的儒莲和巴参（M．Bazin l799—1863）分别将此书称为“技术百科全书”或“实用小百科全书”。日本的三枝博音和薮内清分别把《天工开物》视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和“足以与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相匹敌的书籍”。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将《天工开物》与西方文艺复兴的技术经典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相比，称宋应星为“中国的阿格里柯拉”。我们中国学者也同样高度评价此书。丁文江谈到《天工开物》作者时认为：“其识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凡此种种，都说明《天工开物》无论在中国或世界的科学文化史中，都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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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辑：徐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