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单独的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只不过难以说有农村问题，因为古代整体上是以乡村为本位，为主体的，城市一般只是政治、军事与商贸物流中心，而不是经济特别是生产制造中心，农村问题是近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产物，就中国而论，跟现代(1949年)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也有关。但是，“三农”的确是一个当代的新词，产生并流行于新世纪前后，最核心的意涵要求是：要整体系统地理解认识乡村问题，它不是孤立的农民问题或农业问题，从此角度看，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三农”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都永远没错。但是，时过境迁，今天的“三农”问题已经不是新世纪初的那样了。
二十年前，学者们呼吁重视“三农”问题，李昌平老师更是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个时候，整体上还是维持着城乡二元体制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只是 ，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后的急剧城市化与工业化中，第一，“三农”被忽视，至少是被孤立片面地认识，只认为存在农业问题，且是个微观问题，通过技术推广等就能解决，同时，依然徜徉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制度创新红利中，殊不知，制度创新的边际效用已经为零甚至为负，在市场化、城市化与国际化（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农业问题的宏观性越来越强，风险增加；第二，“三农”被榨取，主要是越来越高的农业税赋，加上日益货币化与商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的压力越来越重。结果，中央越是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越重，已经陷进“黄宗羲定理”中；第三，“三农”被不公平对待，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等“三要素”净流出农村，而农民得不到同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农村各个方面的基础设施日益落后乃至荒废，以致农村成为贫穷的代名词。幸甚的是：不久，国家调整“三农”政策，废除农业税（且实施种粮补贴），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战略，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逐步地改善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现在的“三农”问题呢?老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新问题，以致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与农村问题都跟之前不一样了。
第一，农业问题中粮食安全问题，耕地保护问题等凸显，但是，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种地，撂荒抛荒的现象增多，而农民特别是新型经营主体种地越来越不赚钱，包括：在土地流转中，作为承包者的农民与所有者的村集体都想得到更多的租金，而新型经营主体面临越来越大的租金压力，以致雪上加霜，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未来一定时期内农业发展的关键症结，破解起来似乎很难，在社会市场化与农业商品化的时代，粮食安全保障需要建立在种地赚钱的基础上才扎实；
第二，农村加速衰落，不可否认，到了乡村振兴时代，国家对每个村庄的投入都是更多更大的，少数的村庄借此得到振兴（人口保留下来甚至增多），但是，在城市化的大潮下，农村人口整体外流加剧，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空心村”，甚至逐步消亡，有学者坦言，六成的村庄消亡是必然的，一成的村庄被城市化，只有三成的村庄可能有未来，由此，出现乡村振兴时代乡村加速衰落的尴尬局面，所以，今天的“三农”政策与其说是在振兴乡村，不如说是在挽救乡村或在阻止乡村衰亡；
第三，农民的就业与生存越来越远离土地或农业，大部分人到城市打工，少部分人在当地从事非农业已经成为主流，在城市化与工业化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改善与提升，也享受到一些城市化的红利，包括不少人在城市里买房居住，一些人成为市民，但是，农民基本上不可能完全融进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还不可能惠及全体农民，甚至就业政策也不平等公正，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不再种地，也不会种地，有的连耕地都没了，土地承担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功能已经成为过去，种地也满足不了农民早已经彻底货币化的生活需要，更可怕的是；最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加大，国际形势越来越微妙，各个方面的风险陡增，不排除城市排斥农民的可能。由此看，农民的未来在哪里？至少两三代农民的希望与前途在哪里？
综上，新世纪初即便“三农”呈现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样的局面，但是，乡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压仓石、稳定器、调节器、蓄水池的功能依然存在，而现在，在“农村真在消亡、农业真不赚钱，农民真没未来”的局面下，这些功能真的可能就不存在了。
来源：“竹莲居士杨洲”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洲
编辑：汪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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