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在学习。（资料照片）
每逢入学季，来自天南海北的浙江大学新生，总会在紫金港校区东大门南侧的一块巨石前驻足片刻。石上篆刻的，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浙大人的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是老校长竺可桢在1936年首次参加新生入学典礼时提出的。
彼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位刚刚担任浙大校长、面容和蔼学问精深的留美博士，即将陪伴全校师生13年艰难的岁月。他的名字，也因这段历史而与浙大密不可分。
毅然回国 科学报国
2018年11月，一部由浙大黑白剧社创作的校史大戏《求是魂》，在紫金港小剧场重磅开演。整部话剧共分四幕九场，围绕竺可桢一生中的典型片段，反映他对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讲起这位浙大老校长的故事，一个绕不开的年份就是1918年。那时，28岁的绍兴小伙竺可桢，正在面临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抉择。
竺可桢曾经在美留学8年。他先进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毕业后又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当时新兴的气象学。倘若留在国外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可他却选择在1918年获取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
“虽然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我们的农业与高度商品化的美国农业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而与农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气象。”原来，竺可桢从“转专业”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科学救国”的打算。回国后，他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和首批气象台站、第一个地学系，并在国内建立了拥有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
西迁办学 坚守育人
今年暑假，来自浙大的6支社会实践团队的近百名学生奔赴贵州湄潭，实地重温浙大西迁办学的历史。
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时光。任凭历史的巨轮驶来，作为校长的竺可桢却无所畏惧。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浙大被迫举校搬迁。家国危亡，该迁向何处？“浙大决不搬迁到武汉、长沙或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而是要搬迁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相结合。”9月，竺可桢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途中为保护师生，竺可桢不顾个人安危，总是走在队伍最前列。
西迁途中，竺可桢提出了“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沿途不忘造福乡里。在湄潭时，看到当地气候土壤很适合茶树，竺可桢就请浙大的茶叶专家教老百姓种茶和炒茶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质量。浙大前教务长苏步青教授曾回忆：“我们到了泰和以后，见江水经常泛滥为患。江西的老百姓，受的苦真是说不完。竺先生知此情况后，就让土木系的师生考察并设计解决方案，最后由县政府组织施工，在赣江边建造了一条长堤，终于把千年水患给制服了。”这条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长堤，在当地被称作“浙大堤”。
竺可桢曾把师生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各行业的领袖。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刚强果敢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求是精神 薪火相传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如今，每位浙大学子吟唱起这首校歌时，都不会忘记这段西迁历史，以及诞生于西迁途中的“求是”校训。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在他的倡议下，会议确定了“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竺可桢经常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
正是这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求是”精神，支撑着竺可桢在物资匮乏、居无定所的困境里，依旧坚持办学、坚持科研，千方百计提高全校的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使浙大在烽火中发展壮大，崛起为全国著名的学府；同时也为国家保护和培养了李政道、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在纪念竺可桢诞辰一百周年的集会上，作出这样的评价：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名忠诚战士。
抛开这诸多头衔，竺可桢更是一名学者。竺可桢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从1918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始终保持着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习惯。
迁校跋涉的过程中，竺可桢对个人的科研事业也毫不松懈，他先后发表了近40篇文章，其中特别重要的有《杭州之气候》《中国之温度》《徐霞客之时代》等论文。1941年前后，竺可桢因公到重庆，看到一家书店陈列着一些西文书籍，便进去如饥似渴地翻阅起来，一口气便看了3个多小时。
竺可桢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可这位大科学家，还是认为“自己知道得太少了。”1974年1月23日，84岁的竺可桢生命已处于垂危之中。夫人看他咳得厉害，把来探望的亲戚、朋友留在房外。猛然间，竺可桢听到了外孙女婿的声音，便迫不及待地叫他进来。竺可桢强作精神，艰难地坐在书桌旁边。夫人心疼他，可他却很“执拗”——原来，竺可桢对自己缺乏“基本粒子”的知识感到着急，而外孙女婿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竺可桢自然很想把握这个求教机会。
竺可桢对于自己提出的“两问”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
跨越两个世纪，竺可桢一直保持着学者特有的坚韧和单纯，他不停地学习、工作，不断追求科学和生命的真理，并将这份追求真理的精神无私地播撒给身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