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逻辑：
兼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构建
张可云1,2 孙 鹏1
（1.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72；
2.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北京100872）
摘 要：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现实问题研究导向与区域发展理论特色使这一学科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特征。传统空间经济研究领域存在地理学派与经济学派的争论，其本质是经验主义认识论与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对立。区域经济学应当吸收各学派的认识论精华，遵循“三对照”与“三并存”的研究逻辑，即与一般性对照的特殊性的逻辑、与时间性对照的空间性的逻辑以及与指导性对照的针对性的逻辑；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的逻辑、学理性与操作性并存的逻辑以及演绎性与归纳性并存的逻辑。在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逻辑下，“政策无用论”是一个伪命题。要构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应当在研究和决策两方面推动创新，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区域问题。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三对照”；“三并存”；中国气派
中图分类号：F 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3-0110-10
一、引言
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众多门类中的一个分支，其起步和发展相对较晚。在欧美，区域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兴起于50年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关注和重视这一新兴学科，随后学科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1]。当前，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对区域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之高是以往少有的。*提出了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主要举措[2]，地方政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解决自身出现的区域问题，纷纷出台相应的地方政策。除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解决区域问题的现实需求外，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与研究逻辑本身同样具有特殊的魅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区域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题区域陷入困境与区域间差距扩大等现实问题使区域经济学应运而生。在中国，如何解决区域问题与缩小区域间差距同样是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总结为区域发展与区际关系协调，前者着重于区域内部，后者聚焦于区域之间。区域经济学产生于特殊的现实背景，面临不同区域的特定问题。对应于这些特定问题，区域经济学需要相应的特定研究逻辑。如何总结区域经济学的特定研究逻辑？区域经济学与相关的学科在研究逻辑上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这些是学术界没有关注但必须回答的学科基本问题。
本文所探讨的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是指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规律或规则。区域经济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自身的特定逻辑，这种特定逻辑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也区别于其他研究空间经济问题的学科。有别于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强调空间维度的分析，并且这些经济问题直接来源于现实，学科具有极强的问题导向，其归宿是解决现实的区域问题。区域经济学吸收了来自不同经济学分支、地理学、规划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精华，构建了系统的认识论基础，丰富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框架，创造了自身的特定研究逻辑。本文尝试将区域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色逻辑归纳为“三对照”与“三并存”。所谓“三对照”，是指与一般性对照的特殊性的逻辑、与时间性对照的空间性的逻辑以及与指导性对照的针对性的逻辑；所谓“三并存”，是指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的逻辑、学理性与操作性并存的逻辑以及演绎性与归纳性并存的逻辑。根据“三对照”与“三并存”的研究逻辑并结合中国现实，本文提出构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的方向。
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空间经济研究领域的争论进行梳理，讨论这些学科的思想基础和范式差异，并据此提出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的认识论基础；第三部分对“三对照”的研究逻辑进行阐述；第四部分对“三并存”的研究逻辑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根据本文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对政策无用论进行批判性分析，并结合理论与现实提出构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的方向；第六部分是总结与讨论。
二、空间经济研究领域的经济学派与地理学派之争
空间经济学包括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长期忽视是其突出问题之一，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学界长期无法将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空间不可能性定理表明，均质空间中竞争价格和正的运输成本不兼容[3]，这导致许多经济学理论在纳入空间因素后失效。为了形式的完美和均衡的可解，空间因素一直被束之高阁。在可用的数学工具出现之后，经济学界开始将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的框架，形成了以Paul Krugman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NEG）学派（空间经济分析的经济学派）。Krugman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区域经济分析有些不屑一顾，认为区位理论和传统经济地理学已经被边缘化，理由是其缺乏主流经济学的统一解释范式，需要进行改造[4]。NEG以Dixit-Stiglitz模型、冰山成本、演化理论和计算机模拟为分析工具[5]，将空间因素纳入了均衡分析框架，推动了空间经济问题的分析范式向主流经济学靠拢。
但是，长期从事空间经济分析的经济地理学家（空间经济分析的地理学派）则认为Krugman的NEG既不新，也不是经济地理学，只能称作地理经济学[6]，他们认为Krugman对区域进行建模，只是在研究“模糊的区域”（nebulous region）[7]，与区域科学创始人Walter Isard所研究的“抽象的区域”（abstract region）[8]一样，都只不过是抽象的几何图形，为了一般化而忽略了实际区域的个体特征，与现实差别很大，无法获得关于空间经济的正确认识。
西方空间经济研究领域的地理学派与经济学派的争论由来已久，并且无法调和。究其根本，是由于二者在认识论层面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区别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是认识的起源和途径上的立场，经验主义认为认识必须起源于感性经验，而理性主义认为只有经过理性检验的认识才可以成为真知识，因此二者的认识途径则分别强调归纳和演绎[9]。地理学派的研究基于现实中的空间，直接对具体区域的现状进行分析，在方法上强调对现实的归纳；经济学派依据对现实抽象而来的假设，借助数理逻辑，强调由公理到结论的演绎。归纳性体现在对特殊和个别的解释上，根据大量事实综合以得到规律；而演绎性体现在统一的范式与解释上，强烈依赖逻辑的完整。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是片面的认识论，无法把握认识的完整过程。认识起源于对客观现实的感性认识，经过第一次飞跃上升为理性认识，再经过第二次飞跃指导实践，循环往复，不断深化[10]。无论是空间经济研究领域的地理学派还是经济学派，都是根据自身的侧重对空间经济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研究问题分别属于认识的不同环节。虽然在研究范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各学派的研究都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问题直接来源于现实，并根据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回归现实，指导实践，涉及完整的认识过程。由于这种学科特点，区域经济学需要借鉴与吸收相关学科与学派的精华，在方法论上采取“实用主义”，对待不同认识阶段的研究问题应用合适的研究方法，适应不同的研究情境，以完善和发展自身的理论框架并提高学科的研究水平。在研究逻辑上，区域经济学应当超越经济学派和地理学派的争论，突出自身的研究逻辑特色。
三、区域经济学的“三对照”研究逻辑
区域经济学需要解决现实中特定的区域问题并协调区域之间的关系，把握现实区域的特殊性尤为重要，即区域经济学具有与一般性对照的特殊性的逻辑；主流经济学在一定时期内忽视空间，而随后引入的空间是抽象区域，区域经济学自产生之初就给现实空间赋予了核心地位，即与时间性对照的空间性的逻辑；区域经济学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区域问题，并提出针对特定区域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与指导性对照的针对性的逻辑。
（一）与一般性对照的特殊性的逻辑
一般性是指用统一的范式与框架解释经济现象。而与之对照的是特殊性，这种研究逻辑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目前主流经济学强调统一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模型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区域经济学产生之前，古典区位理论同样崇尚这种研究方法[11]，利用统一的模型，对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等空间经济问题进行解释。但中心地理论将一般模型的演绎与特殊地理事实的归纳进行了结合[12]。
区域经济学吸取了区位理论演进过程中的经验，不仅对区域发展一般规律进行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强调对区域中的现实的具体经济事件进行分析，而这遵从了特殊性的逻辑。不同区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发展起点、思路与方向都不相同。例如，问题区域可归类为落后区域、膨胀区域和萧条区域。落后区域需要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或服务业社会，步入现代化发展轨道；膨胀区域需要防止老化，吐故纳新，永葆发展活力；萧条区域需要重振雄风，恢复往日的活力和地位[13]。不同类型区域的分析框架相对而言都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在区域之间，为了构建协调的区域经济关系，需要根据差异化的区域优势，构建区域间互补体系[14]。确定区域之间互补的类型和方式，需要用特殊性的逻辑对特定区域进行全面的社会经济分析，以保证区域关系始终处于良性的发展轨道。这些从特殊事实中总结出来的结论和通过模型推导得出理论是不同的，前者可以直接再回到具体区域发挥政策指导作用，而后者由于理论的一般性和假设的非现实性很难直接针对具体区域发挥政策指导作用。特殊性到一般性，再到特殊性，是区域经济学有别于一般经济学的突出特色之一。
在空间经济研究领域，过度强调解释统一的理论要么前提假设脱离现实，要么在学科整体层面无法自洽，这是由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问题不可能用一套理论框架得到解释。在区域尺度下的经济分析强调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而忽略对土地的分析；在城市尺度下，土地是城市体系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交通经济的研究，在区域尺度下强调“交通流”的分析，而城市尺度下强调不同交通方式的相互作用[15]，因此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研究现实区域问题时，特殊性逻辑和个别方法的实用价值远远高于一套“万能”的模型。
不同区域的发展起点、机制与动力存在差别，因此不能一味地寻求解释统一，而需要用特殊的方法或框架进行分析。追求一般性致力于删繁就简，而追求特殊性致力于因地制宜。区域经济学对不同尺度的现实区域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依靠研究结果对特定区域提出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因此，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遵从与时间性对照的空间性的逻辑，以及与指导性对照的针对性的逻辑。
（二）与时间性对照的空间性的逻辑
主流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优化时往往注意时间分析而忽视空间研究，这是其突出问题之一，因此Krugman认为空间是主流经济学最后的前沿[16]。然而在Krugman之前，并不是没有经济领域的学者对空间问题进行研究。例如美国著名学者Isard创立了区域科学，来弥补经济学的这一重大缺失。而如前文所述，对于现实问题尤其是具体区域的规划与政策研究，不能依赖“模糊的区域”或“抽象的区域”这种删繁就简的假设。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应当是现实的区域。对现实区域的研究有利于从现实中认识问题，并将获取的知识直接应用于区域问题的解决。
现实的区域从区域管理角度来看，可以分为标准区域与问题区域[17]。这两类区域是政府区域管理具体作用的对象。前者主要服务于区域规划并为识别问题区域提供基本空间单元，后者服务于区域政策，是区域政策的具体作用对象。例如，美国的标准区域称作经济地区（EA），欧盟的标准区域称为NUTS，而问题区域是作为政策作用对象的目标区域[18]。
现实的区域从其性质来看，可被划分为匀质区域（或称均质区域）、节点区域（或称极化区域）与规划区域（或称计划区域）。匀质区域是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多个空间单元组成的区域，这些共同特征可能是自然资源禀赋或经济社会方面的。在研究匀质区域时，区域内部差异及相互作用往往不是重点，因而被忽略。节点区域是一系列与增长极保持密切联系的空间单元构成的区域，且这种联系强于与其他同等级空间单元的联系，即节点区域是由在功能上彼此紧密联系的异质单元组成的区域，其内部具有功能相互联系、等级分明和核心突出等特点。在研究节点区域时很少考虑其内部一致性。规划区域是为了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一定目标而设定的连续空间。规划区域的设定与行政调控或政治等因素有关，其主要目的是解决特定空间范围的问题，实施一系列特殊的政策与规划。
除上述分类外，还可以依照其他标准对区域进行分类。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区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区域经济学的空间性表现在其研究的是具体的现实区域，这类区域需具备原始空间性的特征，而且是动态变化的[19]。依托具体现实的区域进行经济研究，兼顾时间性与空间性是区域经济学的突出特色之一。
（三）与指导性对照的针对性的逻辑
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学科无一不寻求对特定社会问题的指导性，指导性是特定学科产生的重要现实背景。对于偏重于理论的学科而言，其指导性来源于理论的创新。但是，指导性过于原则化，则难以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在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过程中很难发挥针对性作用。Colander & Freedman认为，应用经济学学者应该具有知识与技术的综合视野与敏锐程度，这是与理论经济学不同的[20]。区域经济学作为紧密与现实联系的应用经济学分支，其产生的背景是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学科诞生之时就注定了针对性是这门学科的灵魂。如果区域经济学只提出原则性指导，则其便完全没有出现的必要。区域经济学要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并存，必然要有学科自身的特色，而这集中体现在针对性上，即寻求自身对特定区域问题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空间经济问题研究的演进过程分三个阶段，即记述阶段、解释说明阶段和规划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回答了空间经济三个层次的问题：什么地方有什么（What is where?），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分布（Why?）和在已知前两个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办（So，what to do?）。区域经济学诞生于第三个层次空间问题的研究，即区域经济学要提出针对性操作方案。区域经济学的针对性包括两大类，即针对具体的问题区域与针对区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个国家内部要一体化，即形成完整的利益共同体，必须由政府出面扶持落后与萧条区域的发展，缓解膨胀区域的城市病，并用明确的规划与政策引导不同区域之间化冲突为合作。例如著名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为美国解决了地区经济落后的问题，对于波多黎各的针对性发展建议使其脱离贫困。
针对具体区域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经济学无法触及到的，是区域经济学相对专属的研究领域。除需要掌握一般经济学理论外，区域经济学学者还需要了解不同类型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关键问题，掌握治疗区域病的一般药方和针对性疗法，掌握区域管理和规划的一般规范和具体操作程序与工具，这些十分具体的研究是区域经济学针对性逻辑的集中体现，在指导性基础上重视针对性是区域经济学的突出特色之一。
四、区域经济学的“三并存”研究逻辑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着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作用，因此区域经济学需要依靠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的逻辑来把握现实问题；区域经济学对现实本身的认识应当超越表面现象的描述，上升到学理性的高度，同时应对现实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即要把握学理性与操作性并存的逻辑；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始于对现实经济现象的直接观测，并在研究过程中吸取演绎和归纳方法的精华，即区域经济学需要遵从演绎性与归纳性并存的逻辑。
（一）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的逻辑
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地方发展的兴衰交替从未停止。有些地方在很短的时期内便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而有些地方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几乎一成不变。空间格局中的重大变化既存在偶然性，也存在必然性。在历史上，空间中心产生的重要来源是一些偶发性事件，某些事情一旦开始于某处，就不会发生于其他同样好或更好的地方，而且这一事件的发端获得了成功。随着偶然事件的发生，不断增长的内部与外部经济在牺牲其他区域的前提下，支撑并强化自身的持续经济增长，这一规律是Myrdal所揭示的循环累积因果规律[21]。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往往是一个区域步入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一旦步入现代化轨道，则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发展，这些规律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22]。因此才能认为每个区域都有成为发达区域的机会，而真正在现实中步入现代化的区域往往是由于其适时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而停滞不前或开倒车的区域往往多次与机遇失之交臂。主流经济学纯抽象的模型化分析框架无法完全刻画出这种不同区域发展差异的事实。例如，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与海南五个经济特区中，只有深圳发展成了世界级中心。这一事实既体现了区域发展的偶然性因素，即改革开放的外生政策效应，又体现了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抓住发展机遇后深圳遵循着的一般城市扩张与发展规律。
依据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的逻辑，研究现实区域，需要对区域的禀赋与历史进行完整且深入的梳理，了解其发展历程中偶然性的推动事件，同时对其发展符合一般规律的内外部原因进行阐释，力求更完整地研究其发展路径，并对区域未来的发展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方案。在应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情景采用合适的研究设定，而非将某一理论强行套用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上[23]。
（二）学理性与操作性并存的逻辑
学理性，即体现科学的原理或法则。对于同一问题，其原理与法则通常并不是唯一的。针对“结果的原因”的研究，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如何选择原理与法则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对于企业改革问题，有学者主张市场化，有学者主张强化政府干预，这是通过不同原理和法则推导而得出的结论。具体应用何种解释，则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不应只局限于空间经济现象的描述，更应聚焦于“原因的结果”，直面问题的因果关系，探究原因影响结果的机制，以求对现实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并根据对因果关系的识别精准地提出针对性的现实解决方案。
在不同情景下利用不同的理论与工具对问题进行研究，表面上看来区域经济学像一个“大杂货铺”，然而这并非讽刺，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区域经济学的长处。区域经济学兼容并蓄，取各家之长，在提出操作性建议时可运用的工具便极为丰富，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类型繁多。针对不同类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的问题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与政策工具，这并不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而是针对具体问题的问题导向研究，既不失学理性，又具有操作性。在学理性上，在不同尺度的空间单元上根据合适的前提假设，应用合适的理论进行解释，应用现实层面的证据（尤其是因果识别的证据）对理论进行检验，有利于更准确地认识一般与特殊的规律；在操作性上，对不同类型区域应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学的操作性并非直接作用于微观主体，而是为了帮助政府制定不同区域尺度下的政策与规划，间接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加强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方面的学理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可操作的政策含义，是区域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演绎性与归纳性并存的逻辑
如上文所述，演绎和归纳分别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两种不同的认识逻辑。主流经济学对演绎情有独钟，而经济地理学则时常对主流经济学的复杂模型嗤之以鼻，认为其不过是炫耀数学水平而已。经济地理学家认为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问题的机制不同，无法用同一套模型进行解释，而地理学的数量化革命同样促进了空间经济研究的发展。
区域经济学与一般的理论经济学相比，更加强调从事实中归纳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规律，总结、借鉴和吸收了一系列归纳而来的经济学理论，如Williamson的倒U型理论[24]、Northam关于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25]以及配第-克拉克定理[26]等都是在归纳大量事实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的区域研究中，著名的“胡焕庸线”同样是归纳而得出的结论[27]，方创琳同样基于归纳的方法发现了与“胡焕庸线”相垂直的“博台线”[28]。应用归纳方法，可以从现实中寻找特殊性与一般性的规律，发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这是演绎方法力不能及的。而在探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时，演绎方法可以更清晰且简明地说明基本问题，这种方法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纵观认识的全过程，经验的归纳和逻辑的演绎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现实特征的认识和经验研究需要归纳方法，这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现实；而在学理层面，演绎方法则具有优势，有助于理论创新，利用数学作为工具，能更加清晰简洁地表达理论逻辑。因此，采取以归纳和演绎为基础的各种方法进行区域经济学研究，可以加强区域经济学从现实到理论，再到现实操作层面的学科作用。区域经济学应当在讲好中国故事和解决现实区域问题的前提下，采用方法论上的“实用主义”，在特定研究情境下选择合适的方法论，即演绎性和归纳性并存的研究逻辑。
“三对照”与“三并存”的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是区域经济学学科与现实问题的特征决定的。而这些研究逻辑是一个互相支撑的统一体，不能割裂其内在联系，否则会将研究引向极端，无法发挥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作用。
五、政策无用论批判与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构建
区域经济学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性，解决区域问题是其最终的落脚点，政策的实施是重要手段之一，这与主流经济学一些学派所提出的“政策无用论”是针锋相对的。在区域经济学看来，政策是否有用应当以最终是否有效作为评价标准，而非一概而论。围绕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实践与未来的区域经济制度和机制的设计问题，构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学者的使命。
（一）区域经济学视角的政策无用论批判
如果只从理论和原则性方面做出指导，那么区域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或者推而广之，应用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区域经济学的价值所在，区域政策的实施是应用的一种重要的手段，这意味着如果“政策无用论”成立，则区域经济学便和主流经济学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根据“三对照”与“三并存”的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政策无用论”是一个伪命题。
“政策无用论”来源于主流经济学，建立在古典或新古典的框架下。其特征在于理论的一般性和指导性，规律研究的必然性，以及研究方法的演绎性。对于具体的区域问题，一般性的研究结论并不能直接套用到现实区域上，而指导性的原则并不能代替对具体事件的针对性研究。对于具体政策的有用性评价，应当运用系统并完整的科学方法，以循证标准（based on evidence）进行效果评估，直面政策变量的因果效应，而非依据某一理论直接做出判断。在效果评估的过程中，应用因果识别的方法尤为重要，仅凭直接经验、现实描述或新颖的数据方法并不能解释政策的因果效应[29]。同时，“政策无用论”极端地强调必然性，忽略了历史演进中的偶然性，不同偶然的混杂因素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同样应当在具体事件的分析中加以考虑，而非武断地得出宿命论式的结论，陷入实在论的世界观之中。在方法论层面，“政策无用论”的演绎性建立在诸多过于抽象的前提假设之上，忽略实际中的一些重要因素，而这些结论是否可以有效地评价政策有用性，同样需要现实的证据支撑。此外，主流经济学忽略空间，或利用一般化的几何空间，对区域政策直接进行抽象化的模型阐释，其对政策有效性的评估效力同样存在疑问。具体政策有用性的理论推演应当考虑目标主体所处的环境，更全面地考虑问题才能更精准地进行政策评价。
（二）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构建
中国国情决定了区域经济学的重要性。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0]。而“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表现之一[31]。解决区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区域政策上，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关系协调。区域经济学的繁荣发展即源于对这两类问题的研究。然而，在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隐忧，这体现在研究与决策两个方面。在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重决策解读，轻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和理论方法创新；在决策方面，以往的决策重区域战略与规划，轻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与区域政策。构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需要从研究和决策两方面入手，更好地解决中国区域经济问题。
目前，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明显分化为两条平行线：一条线专注于现实问题分析，一条线专注于模型构建。专注于现实问题分析者忽视理论与模型，或者是由于对模型没有兴趣，或者是由于学者缺乏基本的数学功底；专注于模型构建者往往忽视对现实地理分布状况及动态变化过程的关注，只注重模型的演绎。数学模型的应用无疑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其表达的简洁和清晰使得理论更加易于理解和传播，这需要区域经济学加以更好地利用。然而数学演绎并非唯一的研究方法，且不能直接加深对具体现实问题的认识，过度沉溺于数学模型的演绎而对事实不闻不问，与区域经济学甚至经济学产生的初衷不符。对于现实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和区域经济政策效果的评价，可以借助模型说明其依据的理论和机制，但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则需要通过现实数据计算出区域政策与项目的具体效应(包括产出、结果与影响)与效益（包括适用性、效率、效果、效能与持续能力）。在研究层面，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是今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三对照”与“三并存”的研究逻辑为指导，推进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构建，并将研究成果落脚于区域经济决策。
在决策层面，在区域经济热点不断出现的同时，一个问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即热衷于提出各种区域战略与制定各类区域规划，而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与区域政策完善受到忽视。这一问题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区域战略与规划接二连三地出台，但这些战略或规划的执行主体与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去监督和评价这些战略与规划的执行过程与结果？用何种区域政策工具去支持这些战略或规划目标的实现？此类问题并没有明确，导致区域经济学目前难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中国区域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在“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是推动区域经济管理创新、构建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在决策和操作层面推动区域管理机构的设置与政策程序安排、政策作用对象识别、政策工具使用程序与选择和政策执行监督与评价（即“谁管”“管谁”“咋管”和“管效”）[32]。
区域经济学不能单纯地依靠模型化强行融入主流经济学，同样不能仅停留于描述层面。构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要能解释中国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并推动中国发展，必须围绕学科自身的逻辑发展，在理论和方法层面推动创新，并在研究区域经济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对政策与规划等现实工具进行研究，在决策层面上推动中国区域管理创新。
六、结论与讨论
停留于一般性、时间性与指导性而忽视特殊性、空间性与针对性的研究并非完整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在把握一般性、时间性与指导性的同时，强调特殊性、空间性与针对性是区域经济学的真正特色。“三对照”与“三并存”的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揭示的是区域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独特性，而这一独特性是区域经济学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立足之本，“政策无用论”在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的框架下是站不住脚的。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在当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学理来源之一。依据“三对照”与“三并存”的逻辑，从现实中发现问题，上升到学理层面形成指导性的理论，并回到现实解决问题，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与决策层面的创新，构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是中国区域经济学人应当担负起的责任。早在没有经济学的古代，中国的往圣先贤就给出了许多原则性的指导。例如，孟子指出了分工的必要性，“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33]墨子曾经提出朴素的比较优势思想，“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34]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诸如此类闪耀不朽光辉的思想比比皆是，即使按现代经济学范式分析，其明晰的概念、严密的推论与明确的立论也无懈可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应当在世界范围占有一席之地，其理论与现实意义并不逊于现代经济学。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经典论述值得总结，将其与现代经济学进行衔接，并结合当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实，充分挖掘其蕴含的学理性与应用性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不失为构建有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的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有“经济之学”一说，指经邦济世之学，涵盖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许多社会学科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明确的学以致用的目的，不仅要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还应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区域经济学要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利用现代方法研究现实问题，而且要将中国先贤的经济学思想系统化，以达到促进区域发展平衡充分而经世济用的目的。目前，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应对外部环境的一次战略调整，必将对国内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路径与各级政府的区域协调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会推动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构建。
The Research Logic of 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Style
Zhang Keyun1,2, SunPeng1
(1.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2.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Regional economics i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of applied economics.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realistic problems and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e this discipline from other economic disciplines in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re has been a debate between the Geography School and Economics School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spatial economic research,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empiricist epistemology and rationalist epistemology. Regional economics should absorb the epistemological quintessence from various schools, following the research logic of “three contrasts” , that is, the logic of particularity in contrast with generality, the logic of spatiality contrast with temporality, and the logic of pertinence incontrast with guidance; and also following the research logic of the “three coexistences”, that is, the logic of necessity in coexistence with contingency, the logic of operatability in coexistence with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the logic of induction in coexistence with deduction. With the research logic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view that policies are useless” is a pseudo-proposi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reg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style, we should promote innovation in both research and decision-making, do a good job of telling Chinesestories, and solve China's regional problems.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logic, “three contrasts”, “three coexistences”, Chinese style
[1]张可云：《区域科学的兴衰、新经济地理学争论与区域经济学的未来方向》，《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3期，第9—22页。
[2]*：《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第4—9页。
[3] David Starrett, Market allocations of location choice in a model with free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8,17(1), pp. 21-37.
[4] Paul Krugman, Geography and Trade, MIT Press, 1991. Paul Krugman,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998, 14(2),pp.7-17.
[5] Paul Krugman,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Journal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12(2), pp.161-174.
[6] Uskali Mäki and Caterina Marchionni, Is geographical economics imperializing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11(4),pp.645-665.
[7] Joshua Olsen, On the units of geographical economics, Geoforum, 2002,33(2),pp. 153-164.
[8] Ron Martin, The new ‘geographical turn’ in economics: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23(1), pp. 65-91.
[9]陈修斋主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200页。
[10]《*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98页。
[11]Johann H. von Thünen, The Isolated State, Pergamon, 1826. Alfred Weber,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9.
[12]Walte Christaller,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Fischer, 1933. August Lösch,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Fischer, 1940.
[13] Andy Pike, Andrés Rodríguez-Pose and John Tomaney, 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2ed), Routledge, 2017.
[14]蔡之兵：《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形成路径：基于区域优势互补的视角》，《改革》2020年第8期，第132—146页。
[15]Stef Proost and Jacques-FrançoisThisse,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Spat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57(3), pp.575-643.
[16]Paul Krugman, Space：the Final Frontier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12(2), pp. 161-174.
[17]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5—200页。
[18]蔡之兵、张可云：《中国标准区域体系划分研究》，《学术界》2014年第12期，第63—83、326页。
[19]蔡之兵、张可云：《区域的概念、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与学科体系》，《区域经济评论》2014第6期，第5—12页.
[20]David Colander and Craig Freedman, Where Economics Went Wro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19.
[21]Gunnar Myrd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Duckworth, 1957.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9页。
[23]A. W. Carus and Sheilagh Ogilvie, Turning qualitative into quantitative evidence: a well‐used method made explicit,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09,62(4), pp.893-925.
[24]Jeffrey G. Williams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1965,13(4,Part 2) pp.3-84.
[25]Ray M. Northam, Urban Geography, J. Wiley Sons, 1975.
[26]Colin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Macmillan Company, 1940.
[27]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第33—74页。
[28]方创琳：《博台线——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的重要功能与建设构想》，《地理学报》2020年第2期，第211—225页。
[29]Judea Pearl and Dana Mackenzie, The Book of Why：The New Science of Cause and Effect, Basic Books, 2018,pp.1-20.
[30]《*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3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新华社2020年11月3日电，2020年10月29日。
[32]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第492—508页。
[33]《孟子·滕文公下》。
[34]《墨子·大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