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个朋友议事，几个来回，我总感觉他像一个人或者说某类人，于是去搜索了一下，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嘿嘿。
非常巧合，厚朴筑基班的文课，最近正在学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
我这个朋友，性格就有一点像拗相公——王安石。
历朝历代都有一段“理想高光”时期。放到个人身上，大多数人的一生也都会有一段“理想高光”的岁月。
王安石提出的“不加赋而国用足”，让我想起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那个高翰文提的“以改兼赈，两难自解”。
都是初心可贵，却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
朋友是我益者三友中的友直和友谅，性格执拗，人品却贵重，我自当珍惜。
北宋中后期，宋神宗在位期间，王安石变法是当时的第一大事，赞成和反对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司马光的《與王介甫書》和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
司马光给王安石写的《與王介甫書》，四千多字，却不繁冗拖沓，其言辞恳切，态势低调，引经据典，苦口婆心，表达很委婉，但意思很严厉。
而王安石回复《答司馬諫議書》，四百多字（可能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在之前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都已经详细阐明了，懒得再啰嗦），劲峭简洁，刚柔有节，理足气盛，坦荡无畏，充满了斗志精神。
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读，典型的道相同，而术不谋，都是据自己的实，言自己的理。
《與王介甫書》司马光，原文抄录如下：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媿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
曏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緻，生民鹹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
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三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争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鹹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公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緻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
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閒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産毀鄉校。子産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于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之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酇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唯董幼宰参书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顒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盅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余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则艴然如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也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释。”《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专欲违众，而能有济者也。使《诗》、《书》、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若犹可信，岂得尽弃而不顾哉？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
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引疾卧家。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窃闻介甫不相识察，颇督过之，上书自辩，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乃出视事。出视事诚是也，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报天子之盛德，今则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诘责使之分析；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苗钱，劾奏乞行取勘。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
光近蒙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于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日前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
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云：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倘未赐弃掷，幸与忠信之士，谋其可否，不可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狥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犹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答司馬諫議書》王安石
某启：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则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天还没亮，王安石起的太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