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明川：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特征
从总体上看，中国长期的宏观调控实践体现出四大特点：
第一，传统意义上的总量调控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平衡、宏观控制中就已经存在，1985年引进总量调控意义上的“宏观控制”之后，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只是作为对结构性调控的一种辅助方式存在，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第二，作为针对经济结构问题进行的结构性调控从“综合平衡”过渡到“结构调整”或“结构优化”再过渡到“结构性改革”，在四十年的历程中一以贯之、贯穿始终。但是，长期的宏观调控实践都偏重于对需求结构的调控，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注重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控。第三，在中国宏观调控的长期实践中，可以看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出现了三种组合方式：(1)以结构性调控为主、总量调控为辅的调控组合。(2)以总量调控为主、结构性调控为辅的调控组合。(3)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第四，从宏观调控本身来看，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次宏观调控都是以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为目标；在市场体制初步形成阶段和市场体制完善阶段，1993-1997年和2003-2007年的宏观调控仍是应对经济过热，而1998-2002年和2008-2009年的两次宏观调控则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2013年以来宏观调控的创新和发展，则是在新常态下以应对经济下行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因此，从性质上看，表现为紧缩性的宏观调控和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两种类型；从目标上看，既包含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包含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结构优化等目标。(2)在历次宏观调控中，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行政手段等直接调控方式逐渐弱化，而经济手段等间接调控方式不断得到加强。(3)从政策工具上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策工具的运用也得到不断地丰富，除总量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外，包括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等结构性政策也得到大量的运用。
原文链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转型与理论贡献
刘银良：著作权法中的公众使用权
公众使用权就是公众成员依法通过消费、再创作或提供信息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虽然在现行著作权法下，藉由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公众使用权的部分内容已有所规定，但由于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并不能涵盖公众使用权的全部内容，且合理使用一般仅能作为侵权抗辩事由，故仍有探讨该权利并在著作权法律规范下设置该权利的必要。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是促进社会文化发展，赋予作者著作权仅是工具性措施。著作权（版权）法需在促进知识进步和保护作者著作权利益之间做出协调，前者是目标，后者是功能或工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版权制度的基本目标出发强调版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其中公共利益包括思想、信息和商业的自由流动。在传统著作权法理论和法律规范体系下，虽然“公共利益”成为防御著作权扩张的概括性理由，似乎具有无所不包的内涵，但同时它却没有坚实的著作权法律规范支撑。相应地，研究者或司法裁判者虽然习惯把公共利益作为论证利益平衡的理由，但是当公共利益与著作权对峙时却经常处于防御地位，仅能被用作侵权抗辩事由，难以全面维护公众的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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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宇：推动气候政策与生态环境政策深度融合
“十四五”时期要将“应对气候变化”打造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能源结构优化的关键动能，推动气候政策与生态环境政策的深度融合。
首先，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着眼于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目标，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完善气候变化的政策支撑体系，加强与经济发展各领域政策的结合，推动低碳转型的实现。其次，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全面融入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设计中。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全面融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顶层设计、专项规划及政策工具中，对温室气体、污染物及生态保护的协同管理进行统筹考虑，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再次，进一步推动绿色消费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市场引导作用，以疫后经济绿色复苏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推动绿色消费的制度、政策和行动。在明确推进绿色消费重点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绿色生态产品的服务和供给。发起全国性绿色消费新生活运动，依托数字时代新技术和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助推个人生活和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最后，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政策与国际社会的对接。在综合考虑中国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在环境、能源、金融等领域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的目标，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交流，推进相关政策与国际社会全面深入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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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突出的重点
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战略对策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部署。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准确把握。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和政策思路。
要充分认识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传统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转型压力。该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从供给侧来看，传统模式主要是不断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但在关键技术、设备方面还是高度依赖外部；从需求侧来看，我国企业凭借优越的要素组合优势和制度环境，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这一传统模式适应当时的条件和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传统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技术进步和对外合作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另一方面，扩大出口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充分认识新阶段和新形势下我国所具备的发展优势和潜力。虽然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无论从供给要素还是需求空间来看，我国都具有诸多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因此，仍然具有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是，增长潜力并不会自动变为实际增长，而是需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去释放潜能。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抓住“一个关键”。首先，要明确和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要明确处理好释放内部潜力与扩大开放的关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扩大对外开放并不是相互矛盾或替代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是要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我们必须加大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和集中攻关力度，必须着力改变核心技术、核心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情况，要实现充分吸收和利用国际资源的开放创新--要在充分发挥我国优势的前提下，在若干重要的关键和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优势，以形成相互制衡、互为所用的关系。
无论是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还是充分利用我国的优势条件、挖掘内需潜力，都必须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关键。新时代通过改革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突出三个重点：一是要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和要素活力；二是要进一步优化创新的生态环境；三是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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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中国经验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中国社会学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的到来，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经验”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学多年来基于深入调查积累的研究成果，都密切相关。同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诸多理论和经验领域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二是如何回答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理论。有些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来思考。比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可操作的层面都还没有完全讲清楚，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和深化认识。
原文链接：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是无法回避重大现实问题的-- 中国经验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吕德文：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事务越来越多。一些过去不存在的，或是原属于家庭功能的事情，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公共治理变革，成了社会问题，如空巢老人的养老、儿童4点半课堂等问题，给不少家庭带来了困扰。这催生了庞大的社会服务市场，也催生了不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满足了部分群众的诉求，大多数社会组织依靠政府购买服务体系，在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获得生存空间。然而，市场主体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一些市场主体反而加剧了社会问题；而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具有寄生性，其服务效果也堪忧。这些现象说明，社会治理在丧失活力。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在一定意义上，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目标不是对社会治理事务的包办代替，而是要通过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以及政府主导的强大统筹协调能力，把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旦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实践，社会就会有无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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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松、牟坚：文化强国的核心是文明内聚力
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以中国传统的“体用”论观之，“文化强国”之“体”是文化价值观所形成的文明内聚力。要深刻理解“文化强国”，就离不开对于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以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双重理解。就五千多年文明史而言，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在历史上曾屡次遭逢类似如2600年前存亡接续般的危机与挑战，春秋之后则有南北朝、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等，但中华文明每次都能克服危机与挑战，使得文明传统保持延续性，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内聚力。国家对于考古学的高度重视，中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文明内聚力的信史支撑。“十四五”规划对于“四史教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的重视，同时“四史”与中国文明史又构成连续与发展、创新的全体贯通的一体关系。这也是在中华文明史的纵深中把握作为中华文明自觉继承与创新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士大夫精神及其“日新其德”精神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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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和军：加强海南长臂猿法律保护的思考
海南长臂猿系全球目前20个长臂猿物种之一，目前仅在海南霸王岭存活有33只，其濒危程度远远高于国宝大熊猫、朱鹮等物种，被我国列为国家I级保护物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列为“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作为海南热带雨林环境的生态指示种，海南长臂猿的生存状况不仅反映海南热带雨林的健康状况，而且关系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成败，还是检验海南生态保护成效的重要指标。海南长臂猿保护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虽然取得了重要成效，但大多属于政策性措施，没有转化成法律制度，难以行稳致远。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并没有针对海南长臂猿保护的专门法律规定，已有的相关法律规定比较零散，尚不能对海南长臂猿实施全面有效的保护，一些规定甚至对保护海南长臂猿造成了一定的妨碍，与海南长臂猿保护的重视程度不相称，与社会各界的预期差距较大。为此，建议加强海南长臂猿的法律保护，特别是建议制订海南长臂猿保护管理条例，充分发挥法治在海南长臂猿保护管理方面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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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振华：推动应急管理智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全方位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多维度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应急管理智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外脑”作用。应急管理智库既可以为党委政府提供强有力的应急思想支撑和应急策略支持，是党委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思想库”“智囊团”；也可以为应急产业发展升级找准方向和关键突破口，是应急产业链优化的“定位器”“导航仪”；又可以为人民群众宣传准确有益的应急法律政策和应急救助知识，是人民群众提高应急认识的“讲解员”“启蒙师”。要以构建“多层级互动、多主体参与、多链条发力”协同共享格局为目标，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推动应急管理智库建设，为实现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有深度、有精度、有力度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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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推广荒野式管理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城市绿地基本采用高强度管理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环境教育和公众科学普及宣传与推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意识到，除了需要单调统一的栽培景观外，也需要活力四射、生物多元化的荒野景观。对于城市绿地来说，高强度管理模式不仅使得生物栖息地消失，生物种群面临困境，也使得城市居民丧失亲近自然、感受生命、体会大自然奥妙的“精神之旅”。相反，荒野式管理是一种尽量减少人类管控、生物群落自由生长的理想管理模式。地域性生物得以回流、繁衍和壮大，阳光雨露、绿叶鲜花、鸟兽虫鸣等生命共同体，让人类眼鼻耳肌肤等多个器官感受到大自然生命力的顽强与神奇。与传统栽培式景观“被动得到”相比较，荒野式景观缺乏人为干涉，生物群落的出现、发展和消亡均表现出高度的未知性，人类只有主动探索才能获得答案。因此，荒野式景观能提供一种更高级的参与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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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