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法的运作机理,宏观调控三种手段的区分

首页 > 教育 > 作者:YD1662024-05-17 01:49:29

编者按:70余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直接调控阶段,二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探索阶段,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能力趋于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历史进程展现出了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性: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成功机理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改革、尊重客观规律三方面的协同。展望未来,我国贯彻宏观计划意图的宏观调控将更加现代化、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实际实现的比例更趋近于应有比例,从而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发挥更好更重要的作用。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指明了新时代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前进方向。新时代宏观调控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总结宏观调控经验,历经70余年演变而形成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总结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宏观调控演变过程,分析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性,探讨我国宏观调控取得成功的机理,展望未来我国宏观调控新趋势,对于宏观调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宏观调控法的运作机理,宏观调控三种手段的区分(1)

一、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宏观调控演变过程

  70余年来,新中国宏观调控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直接调控阶段(1949—1978)

  在1949—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以直接的计划调控为主,采用财政政策和行政指令性计划实现国家规定的经济目标。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契合:一方面,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由于缺乏现成经验,我们需要借鉴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国内外政治环境非常复杂,我们既需要发展经济,又需要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同各类敌对势力做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很快建立了起来,促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

  同时,国家对产品生产(即总供给)进行严格管控,也是为了保持物价稳定的需要,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同私商资本家进行了“粮棉之战”,由国家直接对粮食的出售价格、销售对象等进行强制管控,最终推动粮食市场走向平稳,同时解决了恶性通货膨胀问题。这段时期国民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生产力水平较低,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为了实现经济目标和维持社会秩序,国家不得不运用行政权力对产品生产(即总供给)进行计划调节。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宏观调控都是以直接调控为主,以实物作为调控对象和载体。无论是统购统销政策还是票证制度,其初衷都是国家通过直接对实物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管控,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经济目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行政指令将生产计划下达到各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按照国家分配的指标进行生产,产品生产出来后亦直接按照国家计划分配给部门和个人,只要完成这些实物管理过程,就意味着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

  经过近30年的建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工业:1978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16.9倍,从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1978年的原煤产量是1949年的19.3倍,1978年原油产量为1949年的867倍,1978年的天然气产量为1949年的1961.4倍,1978年的成品钢材产量是1949年的169.8倍。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废墟中建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推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伟大的建设奇迹。

  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成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能够腾飞的根本。这些成就的取得,彰显出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正确性。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这种体制客观上存在的“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等问题暴露出来,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再适应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宏观调控进入与之相适应的探索阶段。

宏观调控法的运作机理,宏观调控三种手段的区分(2)

  (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探索阶段(1978—20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宏观调控的方式也一步步从主要运用行政命令,转化为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政府直接进行资源配置的范围逐渐缩小,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范围逐渐扩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例如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进一步提出要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实现了由“计划调控”向“间接调控”的逐步转变。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包括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和各项法律法规建设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举措在我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宣布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综合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提升宏观调控水平。此时的“间接调控”逐渐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调控类型划分,这一阶段从总供给管理逐步转变为总需求管理。在改革开放后的探索阶段初期(1978—1992),国家仍然将行政手段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方式,和经济手段一起形成“组合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提出要抓大放小。此时,计划手段仍然占据资源配置的主体地位。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首次出现了通货紧缩、外需不振、市场疲软、物价下跌的情况。于是,我国综合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保证了国民经济企稳向好,最终走出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同样,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党和国家果断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代表举措有出台4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降准降息扩大信贷投放等,帮助我国国民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

  在调控对象上,这一阶段我国实现了由实物管理向实物管理和价值管理并重转变。在改革探索前期(1978—1992),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计划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此时的统购统销政策和票证制度依然存在,国家依然对部分商品进行直接管理。但是,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的经济手段也在逐步形成,开始对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运动进行调节。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进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阶段。宏观调控也由直接的实物调控,转向以实物调控为主,同时依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对价值运动进行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产品主要通过市场买卖实现,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调节市场价格等信号,并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间接调整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于社会总产品实现与否,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包括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两方面,这在客观上要求将实物和价值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

  总体上看,这个阶段是一个不断调整经济体制的探索阶段。宏观调控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和有效,最终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9470.1亿元,整整增加了141倍。此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好转。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12年的24564.7元,增长了70倍。

宏观调控法的运作机理,宏观调控三种手段的区分(3)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能力趋于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新阶段(2012—)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此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也更多以间接调控为主。在过去强调需求侧的强刺激政策的引导下,尽管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但也出现了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行等问题。党中央基于对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考虑到传统的需求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足,决定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相结合,于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构建了新的综合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决定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干预,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区域政策等,对经济进行间接调控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

  不过,国家并未放松需求侧的调控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既提出了“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强调了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未来我国宏观调控机制将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管理并重,既调结构,又重需求。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总供给管理和2012年后的供给侧改革虽然都针对供给端的宏观调控,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二者的手段和措施迥异。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国民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生产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强化了政府作用,集中资源发展生产为主。而2012年后的供给侧改革是建立在我国生产力较为发达,但存在结构性不足的基础上,着力于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生产结构。

  随着生产力发展,我国面临的问题不再是经济短缺问题,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经济发展质量有待提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对特定商品类别生产的鼓励和补贴,重新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助推经济质量的提升。在这个阶段,国家的宏观调控实现了实物管理和价值管理的统一,推进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实现。

  综上所述,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我国已经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取得了巨大成功。

宏观调控法的运作机理,宏观调控三种手段的区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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