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小说以冷峻客观的写实手法描写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以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叙写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以平朴自然的生动语言描述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俗事，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采。
1、以写实手法描写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以及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
关仁山说：“我们的大家庭，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我们的文学描绘的就是这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他谈到了文学创作应该关注平民百姓生活的描写，应该描绘这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这似乎说出了新现产主义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
刘醒龙谈到现实主义时曾经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从来都是存在的，然而不知为什么仿佛在一夜之间，‘现产主义’突然消失了。在文学的空间里，只是偶然才能见到它们沾满尘垢地塞在一处处宛如商业街精品店处所的角落里，眼明手快口齿伶俐的赏鉴者，极少光顾它们。”
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上，追求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实验，标榜先锋派与现代派，似乎成为了文学界的时尚，而现实主义却一度成为落伍的代名词，出现了刘醒龙所述的现实主义创作备受冷落的状况。九十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作家们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事小说创作，以冷峻客观的笔触描写现实生活，提示社会矛盾针砭不良风气，表现出一种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勇气。
谈歌说到他的创作时认为：“我从不反对别人写历史，写未来，写私人生活，但写直面人生的现实，也是更应该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轨期，个人的痛苦和欢乐再多再大，那也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种事情会随着你的小说而在地球消失的。而社群的痛苦和欢乐，并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消失或者溜号而消失，这应该叫做历史。”
他们的创作不去抒写自我的心灵，个人的悲欢，而是努力关注与描写社群的痛苦和欢乐，以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与困境，描写社会底层普通百姓的艰难生存状态，讲述基层干部与平民百姓的共同奋斗同甘共苦，不粉饰生活也不回避矛盾，不专注于形式而注重内容，使他们的创作在回归现实主义传统中散发出一种新的气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由鲁迅开创的，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主潮，显示出其强盛的艺术生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治运动政治思潮政治观念的干扰影响，现实主义经历了一个坎坷而曲折的历程。
五十年代初期的创作，对翻身解放的歌唱、对社会主义的礼赞、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使此时期的创作洋溢着浓郁的政治激情，而忽略了对现实生活的冷静观察深入体验，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被掩盖了、弱化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背景中展开的有关现实主义问题讨论，又以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而告终止。
在大跃进的浮夸空想背景中“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出，使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精神被掩盖于伪浪漫主义虚幻理想之下。
六十年代初邵荃麟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观点，企图匡正文艺界粉饰现实掩盖矛盾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弊端，却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主张”。“四人帮”以阴谋文艺的“三突出”、“高大全”等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传统。
文化革命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呼唤现实主义的回归，清算“四人帮”在文艺界犯下的罪行，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成为文学新时期之初的主要任务，然而，现在我们加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抑或是“改革文学”，其间都还未能真正得到恢复。进入了八十年代后，文学形式的实验与探索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现代派、先锋派得到推崇，而现实主义传统爱到冷落。
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说”、九十年代初“新体验小说”的创作的出现，真切地描写直层百姓平凡琐碎的生活，努力去切身体验平民酸甜苦辣的人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新现实主义小说延续了前者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他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帜。刘醒龙说：“现实主义的质量是充盈，用河流来概括它只能是长江。无论从天上看还是从地上看，不管是旱季还是雨季，总改不了它的博大、深沉、浩荡和向前的奔腾。”
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也对其有所发展与有所革新。新现实主义小说在继承传统中形成了其新现实主义的特征。
（1）他们强调创作源于生活贴近生活。
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都有着扎实的生活根基，他们大多长期在基层生活。何申就说：“塞北山川辽阔，道路不便，二百多个乡镇遍布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果想走一遍，绝不是容易的事。十多年里，结合本职工作，每年去一些乡镇，我就走个差不多了。于是，闭上眼睛，我就能想起哪个乡镇的大门朝哪开，大门里的房子是啥样，房子里的人这时节大概正在忙什么……
当然，还能想起县城里、山村里、农户家里的人和事……这无疑是我小说创作的源泉。”他们的创作强调源于生活，强调贴近生活，却并不提倡高于生活。虽然，他们各有各熟悉的生活面，创作也各有各的兴奋点，何申好写乡镇干部、村长、村民组长的生活，关仁山关心农民、渔民、乡镇企业的世界，谈歌熟悉厂长、工人、车间主任的人生，刘醒龙描写县文化局、文化馆、文联的故事，他们都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真实地写出，反对创作编造的虚假，强调创作贴近生活的真实，强调创作不离开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2）他们的创作关注当下生活直面社会问题。
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大多不去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他们把关注与描写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他们并不能反映生活本质方面为由而忽视创作对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揭露。在他们的笔下，诸多的社会现实问题得到了反映：大中型企业的的困境、三角债的难堪、股份制的试行、企业的*与兼并；乡镇农村的贫困落魄、村镇干部的霸道、交公粮打白条的无奈、名目繁多税款的重负、农村人口的外流、乡村田地的荒芜；官场的人事纠葛不良风气、长官意志的草菅人命、争权夺利与勾心斗角、贪污受贿的腐败风气……
虽然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深信“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他们赞同“对于小说家来说，今天的写作，应该是出于对当下的历史和生活的敏捷的应对”。
（3）他们的创作注重内容的丰厚真实。
刘醒龙谈到小说创作时认为：“无论是乡村小说还是都市小说，我觉得好的都是有实实在在生活内容的作品。”何申谈到他的创作时也认为：“我是在这片山区插过队的人，我深知穷困年月过年的情景，我深知人们是多么珍惜来之不易的富裕生活。当然，我亦知道在奔向新生活的过程中，还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还需要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共为之。
于是，我就愿意让这些事走进我的小说里，又迫切希望通过小说把这些生活呈现在更多人的面前。”在他们的创作中，他们努力将自己生活过感受过的真实生活写进作品里，他们似乎不在意情节的曲折跌宕，而注重所描写生活的真实感人，他们似乎不在意结构的精心设置，而注重所叙写内容的丰富充实，他们似乎不在意对叙述内容的评判，而注重对丰厚真实生活的展示。
以至于刘醒龙说：“我不在乎生活的形式和技巧，我只内容”，这正如文学理论家华莱士·马丁所说：“就阅读而言，‘现实主义’显示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叙事作品叙事领域，这里没有任何可以辨认出来的成规，这里文学技巧无影无踪，每一件事都像它在生活中那样地发生。”
（4）他们的创作注重通过事件写活人手。
何申在谈到其创作的历程时说：他最初的创作“喜欢寻些曲折动人的情节来写”，但自己觉得创作“明显地欠着火候”。“欠的地方挺多。但我突然就想到一篇作品要达到像戏园子里满堂喊好的地步，作品里也非得有名角不可。……关键就是人了。
我试着去写，当然还要有事件，但事件是为着写活小说中的人物。”新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注重对下生活的描述，注重对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叙写，在他们的创作中在事件的叙烈军属中写活了不少生动的人物形象，已形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系列：县乡镇干部形象系列（何申《穷县》中的副县长郑德海，《年前年后》中的乡长李得林，《乡镇干部》中的镇临时党委*杜满仓，《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中的县长傅桂英；刘醒龙《去老地方》中的县文化局长杨一，《路上有雪》中的乡党委*安乐，《分享艰难》中的镇*孔太平；关仁山《大雪无乡》中的潘老五，何申《年前年后》中的刘大肚子，谈歌的《大忙年》中的冯占奎）。
在新现实主义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形象身上，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
2．新现实主义小说以客观冷静的写实笔法叙写故事，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一种特性，它们大多以全知的视角，以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叙写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创作大多采取全聚焦客观型的叙事模式。珀西·卢伯克将小说创作中的叙事视点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点（叙述者与他所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起着决定的作用。”
小说叙事学将叙事分为全聚焦模式、内聚焦模式和外聚焦模式三种，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则大多以全聚焦模式叙写故事，在叙述故事时又不常采取以第一人称的主现型的叙事，而常常以全知全能的客观型的方式叙写故事，他们“把生活中发生过一切都精确地表现给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复杂的解释和一切关于动机的议论，而限于使人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通过”新现实主义小说很少取以第一人称直接叙述故事的方式，而是用叙事者的作聚焦视角叙写作品。
无论是谈歌的《大厂》，还是何申的《年前年后》；无论是关仁山的《大雪无乡》，还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作家者以全聚焦客观型的叙事模式叙写作品，采取这种叙事模式的益处正如美学家塞米利安所说：“它能够更加广阔的生活领域，较人物角度更能开阔我们的生活视野。如果说它使故事情节显得松散，但与此同时却又赋予作品以变化、多彩的特点”。
其次，创作以叙事的情节模式谋篇布局。现代叙事学从小说叙事的功能角度出发，将叙述的叙事分为以人物为中心的情态模式，以情绪性体验为中心的情调模式和情节故事为中心的情节模式，新现实主义小说常常采用情节模式叙写作品。有人有谈到小说的情态模式与情节模式的区别时说：“后者以行动发展线索的结束而结束，前者则以对某种性格的塑造或心态的透视完毕而告终。
换言之，在情节模式中，叙事主体所关注的主要是故事本身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波涌浪卷的转变和发展；而在情态模式中，叙事主体的聚焦镜头始终对着人物。”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虽然也在故事的叙事中刻画了少生动的人物形象，但从总体上看来，他们的创作并不以对人物的性格和心态透视为中心，“关注的主要是故事本身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波涌浪卷的转变和发展”。
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设置了一个主要的事件，往往按事件的发展变化顺时序地结构作品，人物的性格心态的透视塑造并不成左右小说的核心，而事件原发展变化制约着整个的作品的进程。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有的以人物调动的努力为主要事件（刘醒龙《伤心苹果》、何申《年前年后》），有的以工厂的*过程为主要故事（谈歌《雪崩》、关仁山《*》），有的以乡长的嫖妓事发为重要情节（阙迪伟《新闻》、彭瑞高《本乡有案》），有的以基层干部与百姓分享艰难的过程为主要事件的发生发展为主线构思作品，事件发展变化的逻辑脉络构成了作品的叙事结构。
再次，作品大多采取枝桠式的叙事结构。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大多以一件与经济相关的事件为关，在此主事叙写的主杆上延伸众多的事件与人物的枝桠，展示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以福镇女镇长陈凤珍在镇企业实施股份制为主事，也叙写了废塑料进口污染草场赔偿官司、潘经理打伤了前来讨债的山西客人、陈凤珍劝说三姑停止跳大神、陈凤珍去救出被山西客人绑架的潘经理、老百姓催讨存在镇基金会的钱款等事件，写出了主人公陈凤珍在艰难状况下坚持股份制试点的执著精神。
何申的《年前年后》以从县委办下到偏僻的七家乡当乡长的李德林千方百计努力设法调回县城为主要事件，也描述了李德林看望受灾户强调计划生育，请县上头脑们的客谈小流域治理项目，送饺子给县医院住院的乡里的病人，过年去岳母家拜年吃饭讲笑话等等事情，从工作与个人生活等方面写出了李德林的尴尬处境。谈歌的《雪崩》以东风啤酒厂的*为主要事件，也描写了退体工人上法院要求厂里归还集资款、厂长向大跃的曲折婚姻故事、副厂长谢光无爱情的婚姻、材人向谢光催付100万元借贷款、谢大山的病势和谢光的自尽等事件，写出了厂长向大跃的难堪境遇。
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以村长石得宝为完成丁镇长布置的采摘冬茶的任务而努力为主要事件，也描述了石得宝送媳妇上镇医院看病、去中学看女儿亚秋、与媳妇一起采摘木梓籽、与女会计一起学舞、以瘌痢婆撵走文化馆的调查者等，写出了村长石得宝的生存状态。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叙事模式，作品大多以叙写一个事件为主，在主事的叙写中串结着众多的人物与事件，并展示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3．以平朴自然的生动语言描述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俗事。
高尔基指出：“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语言来作雕型描写的艺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坚持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追求，这使其创作的语言具有独特之处。
何申在谈及他的小说《乡镇干部》时说：“这对我不仅是个鼓舞，更重要的是启示，我开始真正地体会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句说了多少年的话的真正意义，当然我也通过这一篇使自己的创作技巧有了新的变化，比如我的小说语言就是从这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放下文章的腔来说话，说得流畅，效果阳是不曾想到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小说创作注重语言的生活化，新现实主义作家注重创作的贴近生活，注重创作的真实性，他们的创作完全放下文章腔，以生活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不雕琢不粉饰，不拿腔拿调，而以活脱脱的出自生活的语言叙写，使创作呈现浓郁的生活气息。
何申的《年前年后》中描写在七家乡当乡长的李德林回县进家门，与新婚妻子久别，一进门就拉着妻子小梅上床。小说写道：于小梅说：“等会儿，让我再看你两眼再干。”李德林笑道：“咋啦？怕弄错啦？于小梅说：“嗯，现在都打假，回头来的是假老爷们我不就窝囊了。”李德林摸摸胡茬子，指着墙上的照片：“对着看清楚啊，可能瘦点了，这阵子太累。”于小梅进了里屋，说：“太累还忙着干这事？”
李德林忙说：“脑子累，这儿不累，这儿累就麻烦了。”过了一会儿把事办完，于小梅说：“看来还没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李德林笑道：“你咋样？也一直闲着吧。”于小梅给李德林一拳，说：“你快成从威虎山上下来的人了，见面就是这点事，怪不得我爸瞧不上你。”
小说中李德林的妻子遭车祸而死，后朋友撮后他与离了婚于小梅结了婚，因乡下发水灾，李德林没度啥蜜月就回乡下忙活去了，“偶尔来县开会办事在家住上一两宿，俩人上床看着也像夫妻，但彼此都有点生不愣的感觉”。这一段叙写生活气息十分浓郁，久别重逢的夫妻之间的打情骂俏戏谑亲情，他们俩虽亲密却有点生不愣的感觉，他们俩之间的互相猜忌疑惑的内心，都非常自然逼真地写了出来。
谈歌的《雪崩》中的厂长向大跃与妻子阎太梅离了婚，后与记者许雁结婚，许雁又与摄影记者贺加东去了海南，她从海南回来要与向大跃离婚。小说描写他们俩的一段对话：许雁昨天回来，一进门就告诉他，她是回来离婚的。如果向大跃不同意，她马上就去法院，如果同意，明天她就他去民政局办手续。
向大跃笑道：“你跟我离了去找贺加东啊？”
许雁笑笑：“不，我俩已经散伙了。”
向大跃笑了：“这还差不多，我俩应该在一条起跑线上，不然你是有目标的离，我则成了被丢弃的旧衣服了。”
许雁笑道：“那难道不想对我说几和好的话，再争取一下吗？”
向大跃摇头：“你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被说动的女人。明天上民政局。”
小说中的向大跃比许雁长10岁，婚后，向大跃的传统的务实精神与许雁的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冲突，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鸿沟。他们心里都已明白分手是必然，只不过是迟早的事。这一段对话将他们俩虽互相了解、却感情已淡，虽面临分手、却不愿闹僵的现状与心态，十分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作家把男主人公的豁达大度、女主人公的精明虚荣，都通过十分生活化的人物对话作了刻画。
谈歌在说到小说创作时指出：“小说应该是一种公共话语，应该以公共话语发言，这是对公众的尊重。如果我们下决心让读者费劲，读者一定不同地费劲了。”“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把小说视为世俗艺术的观众中，努力以“公共话语”写作，使创作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这使他们小说的语言具有世俗化的特点。
他们小说的语言不追求典雅精致，而崇尚朴实畅达，不信奉曲折含蓄，而追求晓畅平实，不回避俗言俚语，而注重真实生动。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开篇描写女镇长陈凤珍回家躲清净时家中的情景：这阵儿家也是不安静了，天不下雪患病的多起来，满街筒子都是咳嗽声。陈凤珍父亲是镇上开药铺的，小药铺猛地火起来，父亲的炒药锅昼夜亢奋地响着。连经常在外乡卖野药的弟弟陈凤宝也赶来，加入家庭熬药大会战。
父亲一边捣药一边哼“扁食歌”。她知道这是民间祭礼古代扁鹊的歌，父亲哼了几十年了，凤宝和小媳妇阿香并不嫌凤宝的瘸腿。这家伙卖野药嘴皮子练得不善，仅嘴巴拢人，而且在床上缠绵起来也不差。凤宝说，这年头市场疲软，可有两样不软！
凤宝笑嘻嘻地说：一是卖淫的，二是咱卖药的。阿香揪凤宝的耳朵问，你个鬼东西咋知道？是不是在外头嫖女人？凤宝讨饶说俺有色心没色胆哩。父亲阴眉沉脸地训斥凤宝，别胡扯淡，混帐东西！那些玩艺儿与咱卖药能往一块儿扯么？陈凤珍合上书，弄得哭笑不得，这哪儿跟哪儿啊？她又听凤宝解释说，爹，俺弄错了，是不一样。咱卖药有淡季，人家可没谈季。
小说中的女镇长陈凤珍为镇上的难事而烦恼，想到家里来躲清净，她迷恋股份制，在灯下读有关农村股份制的书，却听到了家庭熬药大会战的对话。小说以世俗化的语言叙写人物间的对话，凤宝的一张油嘴的俗气和油气、阿香的附和调笑、父亲的庄重正经、凤珍的烦恼压抑，都在这一段充满着民间色彩具有世俗意味的叙写中生动地勾勒了出来。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作家们不仅以极大的热情叙写日常生活中的俗事，而且常常以世俗化的语言叙写故事，不回避俗言俚语，常常用生动的老百姓的口语俚语叙事，使作品更加具有生活气息。何申的《年前年后》中以老百姓的顺口溜介绍县里的四大能人：“郝明力的眼，鲁宝江的喘，于小丽的屁股，刘大肚的脸。”
县组织部副部长郝明力的高度近视，县人大主任鲁宝江的气喘病，酒厂的女厂长于小丽发达的臀部，企业家刘大肚子疙瘩摞疙瘩的脸，作家以顺口溜的形式，十分生动而简洁地介绍了和主人公李德林密切相关的人物，为故事的展开作了铺垫。作品中李德林去岳母家吃饭，席间李德林与刘大肚子讲的笑话，在世俗的意味中，也生动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
关仁山的《*》开篇描述男北县的困境：“田北是有名的富县，大气候一变，亏损企业就成了片。一穷露百丑，县城人冬以来出现前所未有的三多现象，赌博耍钱的多、东北陪舞小姐多、小偷小摸的多。市场疲软，东北小姐的业务倒兴隆，城里妇女吃不住劲了，哭哭啼啼到县妇联去告状，要求发动一场冬季运动，赶走东北虎还俺好丈夫。”作家以生动的世俗化语言，不乏幽默地写出了田北县经济困境中精神的堕落。谈歌的《天下书生》描写市文联解散后文人们的落魄生涯，小说描写原市文联副主席吴为和杂志编辑小刘的一段对话：
小刘笑：你根本就不是干这种事的材料。
吴为问：那你说我吴为是干什么的材料？
小刘哈哈笑：你要是不想写东西，就干脆去卖冰棍。我街坊一个老太太每天都闹几十块。
吴为笑：卖冰棍我没嗓子。
那你就去扛大个。
我没力气。
那你就去练摊。
我没脸皮。
那你就去砸银行。
我没胆子。
那就去上吊。
我没勇气。
小刘苦笑道：那你没救了。
吴为也笑：是没救了。
这一段对话非常口语化世俗化，幽默中不乏机智，诙谐里透出无奈，对书生们在长官意志左右下的难堪境遇作了生动提示时，也勾勒了吴为的庄重乐观、小刘的精明油滑的性格。
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叙写故事，他们不去追求小说的象征隐喻意义，而努力客观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太主观地评说社会人生，而执著地冷峻地展示现实的问题，把自己对生活对现实的种种态度与见解融入描述之中。
新现实主义小说是九十年代文坛上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它以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关注，以对社会基层百姓生存状态的关心，真实而及时地反映了中国当下的种种社会问题，客观而冷静地展示了新的经济状态中新的人际关系。
新现实主义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沉郁而不乏温馨的审美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人物难堪的处境、故事无奈的结局、分享艰难的努力等方面。
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处于十分难堪的处境之中，谈歌《大厂》、《大厂（续篇）》中的厂长吕建国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大客户被公安局抓走，厂里的轿车被人偷走，要帐的债主住厂里不走，因拖欠电费被供电局停了电，销售处长被债户绑走，……作品写出了吕建国在这种难堪处境中的奋力挣扎。
何申《穷县》中的副县长郑德海处在穷县年末窘境中：县里被人骗去了一百万元，县公安局要去外省调查而无钱，老干部因医疗费等要上街游行，被服厂工人上县政府要工资，米县长与小黄幽会被小黄的丈夫捉住，……作品与出了郑德海在这种艰难境遇中的全力周旋。关仁山《大雪无乡》中的女镇长陈凤珍处于杂乱无序的境地：镇办是企业的纷纷关门，催还货款上门讨债的接连不断，进口废塑料污染草场的官司，宋*对股份制试点的阳奉阴违，潘老五被山西债主绑架，老百姓催要存在镇基金会的存款……，作品写出了陈凤珍在股份制实施中的艰难。
刘醒龙《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处在的窘境：养殖场的客户因嫖妓被公安局抓走，检察院在搜集场长洪塔山的材料，孔太平的舅舅被洪塔山放狗咬伤，孔太平的表妹被洪塔山强奸……，作品写出孔太平为了自己升迁而一味委曲求全。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有的主人公处于事业颓败、家庭破裂的双重危机中（谈歌《雪崩》、何申《年前年后》），有的主人公面临经济困境、人事纠葛的矛盾斗争里（何申《穷县》、关仁山《*》），有的主人公欲与歪风邪风作斗争却困难重重（何申《信访办主任》、阙迪伟《新闻》），有的主人公想寻觅脱贫致富的道路却步履维艰（刘醒龙《黄昏放牛》、韦晓光《摘贫帽》），人物的这种难堪的处境，使作品始终笼罩着阴郁压抑的气氛。
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着力叙写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故事，虽然所述的故事各个相同，但故事大多有着一个无奈中长吁短叹罢了。
吕建国眼睁睁地看着红旗厂被环宇厂兼并，车间被炸成废墟（谈歌《大厂（续篇）》），李德林调回县城的努力落空、却被派往更加偏僻的三家乡当*，妻子却暗暗怀上了别人的孩子（何申《年前年后》），高德安代理县长，却在处理县里诸多难事中死在汽车上（关仁山《*》），石得宝虽对丁镇长采摘冬茶讨好上级不满，但他也只好骗过父亲在自己家的茶园里采摘冬茶（刘醒龙《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分享艰难》中孔太平对养殖场场长洪塔山的放任纵容委曲求全的作为，令人愤懑；谈歌《城市警察》里杨所长被调动工作涉及市委几个主要领导儿子强奸案的不了了之，使人憎恨；关仁山《九月还乡》中的杨双根一心想筹集钱款开辟良田，却因私自卖了铁桥被捕入狱；何申《穷人》中的范老五得到两万元资助款，却藏在树洞里被洪水冲走。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故事的无奈的结局，使作品流溢着一种沉郁哀婉的气息。
刘醒龙曾经说：“从分享幸福到分享难，我的声音或许太小太弱了，……分享幸福是一种善，它昭示作为人的无私，而分享艰难则是一种大善，它是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任何一个有益人与社会的进步，其过程必定少了对艰难的分享。”新现实主义小说虽然充满了沉郁的审美风韵，但其中却仍然不乏温情，这主要表现在作家对分享艰难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的描写与弘扬，以至于人们将新现实主义小说称作“分享艰难的文学”。
谈歌的《天下大事》中的电工袁建军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拿不出住院的四万元押金，车间主任大高为此向厂里借款，厂里经济紧张没钱借支，便发动全厂干部职工募捐，在艰难的困境中却洋溢着温情。关仁山的《*》中城北轧钢厂即将*，工人齐艳与曹有夫妇的儿子曹小山得了囊虫病住院诊治，齐艳因无钱支付医药费而卖血，高镇长发动学校给曹小山募捐，在*的窘境里却充满了温馨。
何申《村长》中的新村长郝运来，带领村民们办油坊生产香油，走脱贫致富之路。谈歌《大厂（续篇）》中的厂长吕建国无法阻止红旗厂被兼并的结局，努力为红旗厂工人们的出路而尽心尽力。韦晓光《摘贫帽》里的摘贫工作组来到斋田乡，费尽心机寻找脱贫致富的道路。何申《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为七家乡的小流域治理之事四处奔走，新年为住在县医院的农民们送饺子。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常常描述基层干部们与百姓的同甘共苦分享艰难，使作品时常流溢着感人的温情，这使新现实主义小说对种种社会问题的揭示叙写的沉郁中，常常沁出温馨的气息，这正如刘醒龙所说的：“因此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人可以不做圣徒，然而不可以没有圣洁的精神。对真诚和善的信仰是生命中最了不起的力量。”
新现实小说创作以其独特的写实手法、叙事模式、语言形式、沉郁风格等，形成了九十年代文坛上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