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三大长征奇迹：锡伯族西迁，蒙古族东归，红军长征。东归和长征都耳熟能详，锡伯族西迁却鲜少有人知。
在16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清朝乾隆年间，准噶尔部残匪不甘心失败灭亡，屡屡在新疆边境滋事，试图分裂中国领土，实现重建准噶尔王国的梦想，边疆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伊犁将军明瑞，针对准噶尔残匪骑马作战的特点，上书乾隆皇帝，希望朝廷从辽宁调谴能骑善射的锡伯族士兵西迁伊犁。乾隆皇帝接受了明瑞的建议，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清朝政府从盛京（今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
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
从此，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要在寺庙内拱灶，*猪，吃高粱米饭，每户都去当家人，进行聚餐，来纪念锡伯族祖先西迁的历史壮举，畅叙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业绩，缅怀离别的骨肉同胞。这一天遂成为锡伯族的传统节日。
200多年过去了，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将隆重开展各种纪念活动。西迁节的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包括野炊、射箭、比武、唱歌、跳舞等内容。特别是以独唱和合唱形式演唱、以西迁过程为主要内容的徵调式西迁之歌，唱词达四百余行，三节为一乐句，全曲十二小节，历经二百多年的丰富、加工和创作，已有7种之多，传承至今，成为西迁节最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
西迁节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姑娘们的"抖肩"、小伙子们的"鸭步"均惟妙惟肖，他们以此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这种节庆活动集中展示了锡伯族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间信仰、民风民俗及各种工艺和歌舞艺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宝贵价值。
西迁节是锡伯民族的西迁戍边纪念日。因时间是农历四月十八日，所以叫"四一八节"。因有怀念亲人之意，又叫怀亲节，新疆锡伯族同胞称为"杜音拜专扎坤"。
西迁路线
沈阳—彰武台边门—通辽—开鲁—阿鲁克尔沁—西乌珠穆沁—东乌珠穆沁—右翼后旗—中前旗—车臣汗旗—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尔泰—布尔津—和布克赛尔—察汗鄂博—额敏—博尔塔拉—巴尔鲁克—伊犁惠远城—察布查尔
行程横亘北亚腹地、长达5000公里的西迁之路，其中有3500公里的行程是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
路线分析：
首先，离开沈阳就近出彰武台边门，有东西两条路，是走哪条的问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盛京图”及“内蒙图”均有东、西用土色绘着的“大道”。西路过彰武县奔阜新市、经义县、朝阳、建平、建昌、平泉、兴隆，进关过北京再西北行，出张家口（出关），经内蒙，奔中旗库伦（乌兰巴托），再西行。再看东路：过彰武县就进入蒙古科尔沁左翼前旗地区，沿养息牧河北上的大道，经科尔沁左翼后旗，到通辽，再逆西辽河上行，过开鲁、阿鲁科尔沁旗，西、东乌珠穆沁旗、右翼后旗，到中前旗，过克鲁伦河，上克鲁伦路西行，经车臣汉旗、中旗库伦（乌兰巴托），到乌里雅苏台。
两相比较，否定了西路，肯定了东路，并照东路绘制进军路线图。思考程序及理由如下。
其一，西迁大军两队先后行进，是个很大很长的队伍。每队兵五百名、管带协领及防御与骁骑校各五名，官兵家属一千六百余名，计二千一百余名，两队共四千二百余名。以兵为户，以户为家，牧放前行，是个长长几十里的行军队伍。没有水，没有草，是不可想像的；沿河流与选取丰美草原而行，是必不可缺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只东路有，而西路没有。
其二，所拣选来的锡伯官兵，都需是“马背技艺谙练”的“能牧者”，故而规定了“由塞外行走”。西路进关内行，后再出关，根本违背谕旨，行不通。只有东路，从牧区行走，方合指定行军路线。每个兵都是放牧的能手，“游牧之时，须逐水草不时迁移，牲畜方可膘壮”，“马匹牲畜非但不致疲劳，且大有裨益。”
其三，前面讲过，“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是对“由塞外行走”的具指定。只有东路经内蒙哲里木盟的南部，中部与西部，昭乌达盟东北部和锡林郭勒盟的东部与东北部，进入外蒙的车臣汉部，才能走上“克鲁伦路和蒙古路”。而西路向内行，出张家口到塞外，奔乌兰巴托，根本走不着“克鲁伦路，与指定路线不符。
其次，就是上面说的只能走东路、不能走西路的理由之三，即”出彰武台边门“，经” 克鲁伦路“的问题。我们把这个路段，在路线图上，绘成虚线，就是留有余地，表明这只是初次试绘。因为在《锡伯族简史》等书中，所引用的清文献资料记载，都是”出彰武台边门 “。”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但这只是一个大跨度的走向，其间并没有经过的河流、草原、旗县与地区等，所以绘制的路线图，填补了这一大路段的空白。
第三，经克鲁伦路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朗特）。这又是一个大的路段。《锡伯族简史》等书援引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有关条文（汉译文），也都是这么说的。但怎个走法，所经过的地区地势如何，均无文字记载。察《乌里雅苏台图》。西迁大军上克鲁伦路后，是逆沿克鲁伦河西行，在外蒙古高原（实际上进入内蒙古的昭乌达盟就已进入了蒙古高原）上行进，”图“上有驿站‘大道’线，经东臣汉旗。中族库伦（乌兰巴托），过杭爱山，抵达乌里雅苏台扎营休整过冬。因官兵使役的牲畜，经长途乘骑驾驮，绝大部分已疲惫瘦弱，加之八月末的北部蒙古高原，已是寒气凌人、草木枯黄的季节，无法再继续前进。经过休整，倒毙的牛（也有少量的马）得到补充，经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札布奏准，从当地牧场借给马五百匹，驼五百峰（每两户马一匹，驼一峰）。这些行军中的挫折与艰难困苦，路线图是无法表述的。但有一点，即此段路线图，未将线路绘进乌里雅苏台城内。而在其城之南沿蒙古路西去，可能有失实之处。
第四，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中旬，草木返青之后，休整后的西迁大军，仍分两队先后从乌里雅苏台出发，沿蒙古路向科布多行进。到了科布多一带，时值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数河俱溢，队伍受阻多日，并绕科乔斯山而行。进入新疆境后，过阿勒泰、布尔津，到霍博克塞尔与察罕俄博。这又是一个较长的路段，从乌里雅苏台的西部。越过阿尔泰山，来到新疆的北部。在这一路段内，《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朝时期的”乌里雅苏台图“和”新疆图“均有”大道“可循。唯阿勒泰、布尔津的位置，均在”乌里雅苏台图“ 界内；我们将其绘在新疆界内，是根据现代地图绘制的。
第五，从察罕鄂博到伊犁是西迁大军的最后一段路程。中经额米勒（额敏）、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其间，过额米勒（额敏）后，未经塔城，直奔巴尔鲁克。理由是：虽然文献资料上多处有”移驻塔尔巴哈台“的记载，可是能否安置在塔尔巴哈台，尚需经伊犁将军明瑞的检查与调遣。辽宁省内沈阳等地的锡伯族家谱内记有乾隆二十九年移驻新疆者，是写”拨往伊犁“，或”移驻伊犁“，而未见”拨往塔尔巴哈台“者。
经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有的书上说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一带“。经查，由于锡伯官兵到达后，未能确定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处所，就拨出绥定驻札，那不过是临时性的。所以，我们仍然的目的地，绘制到伊犁。整个西迁戍边路线图，到此即可宣告结束。而在伊犁标志图的西南方，又多绘县的标志图，即察布查尔。它有两层意思：一是确定后的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处所，二是今天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