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所作《爱莲说》名传千古。但一直以来，关于《爱莲说》的创作地点一直颇有争议。那么，到底哪里才是《爱莲说》的创作地？
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农历五月，47岁的周敦颐以虔州（今赣州）通判的身份，进行了他任内仅有的一次文化巡县，他选择了江西一座小城——于都。
在前后两任于都知县及于都隐士王鸿的帮助下，他的哲学散文《爱莲说》刻在了于都罗田岩的岩壁上，从此万古流芳。
《爱莲说》与于都的渊源就此说起。
文本的创作背景
宋仁宗朝，七品的右司谏、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做了虔州知州，五品的国子博士、有“屠奸翦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之誉的周敦颐，做了他的副手——虔州通判，加上江西提刑兼南安知军蔡挺的加入，谈笑间，一场轰轰烈烈的虔州盐改被写进国史。
赵抃是嘉祐六年十一月到虔州的，嘉祐七年秋天就走了。周敦颐是嘉祐七年春天来的，嘉祐八年年底就调任永州了。也就是说，俩人在一起共事的时间，也就四五个月。
可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周敦颐和赵抃消除了虔州自五代以来，也就是公元900年-1073年，近两百年间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直接以官方名义开放岭南盐入境，给了当时的赣南人民最大的福祉，史称“江西盐改”或“虔州盐改”，其结果是，虔州九县，屡报狱空。
到了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于都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新任知县沈希颜的带领下，于都人居然一举打通了境内通往府城陆上交通最艰险的路段，也就是今天的三门峡路段。
作为褒奖和支持，周敦颐开启了他任内见于记载的仅有的一次行县，当然，他此行还有另外两个目的，那就是访友、刻石。访友，是访王鸿；刻石，则是刻《爱莲说》。
周敦颐不是科第出身，更没有在中央任职的经历，所以生前名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他一生之中，两践今日赣南，已知的当地朋友，只有两个：一是赣县人曾准，他是名满天下的曾几的父亲；第二个则是于都人王鸿。
当时，赣南历史上首条“虔——雩”官道修好，表面上看，这是于都知县沈希颜的善政，实质上，则可视为是虔州盐改的必然结果。
为此，周敦颐决定要亲自巡察一下这条关系虔州东部民生的通衢要道。我们猜想，那时候，宋仁宗驾崩的消息肯定还没有传到虔州，周敦颐不仅完全有向同僚兼好友赵抃报告的心思，也完全有通过赵抃向宋仁宗报告的心思，怎么报告呢？
当时，在周敦颐的脑袋里已经整整齐齐地出现了《爱莲说》，而且他把文章逐字逐句地吟诵出来时，举座肃然。接着，就有人提议，如此高妙的君子文章，怎能不刻之于石呢？
“闻有山崖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荫。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异心。”这是周敦颐写的题名诗，诗名《行县至雩都邀馀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同游罗岩》，从诗中可以读出，周敦颐有了赤子般纯粹的冲动，更有孔颜般通透的快乐！同时，这首诗也给8天后刻石的《爱莲说》点题——且异人间名利心。
非写不可的理由
庆历六年（1046年），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一年。这一年，范仲淹在邓州的花洲书院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同样是这一年，周敦颐在赣南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
他的一生，并不以文才闻名，文章的产量也极低，但他所写的文章名气却蛮高，除《爱莲说》外，还有《拙赋》。虔州盐改的核心是让虔州百姓吃上放心盐、便宜盐，目的是解决官民矛盾。
这件事本身毫不困难，为什么历经数十年都办不成呢？周敦颐认为，问题就出在名利之心上。
虔州盐改，反映了这样的君子大道，所以《爱莲说》非写不可！后来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用了1700多字的篇幅，来详加记述。
此外，周敦颐对虔州盐改的最终失败，有足够的洞见。他的呼唤，我们都听到了。按照一般的书写习惯，《爱莲说》的最后一句，应该是“同予者何人？”，而周敦颐写的是“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这就说明，他对士大夫舍义逐利的客观现实有足够的了解，改革终究是要触动“衣冠人士”的奶酪的，同时也证明对虔州盐改的最终失败，他有着足够的洞见。
于都罗田岩。图源于都青年网
文本幸存下来
周惇实是周敦颐的原名。这个名字在文章里的出现是在《爱莲说》的跋文里，原文是：
舂陵周惇实撰，四明沈希颜书，太原王摶篆额。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东钱柘上石。
其中，舂陵是湖南道县的古名，四明是宁波的雅称，江东是浙江的古称；沈希颜是嘉祐八年的于都知县，钱柘是前任于都知县；所谓“江东钱柘上石”，是刻意在为这位于都前任知县留名。上石的意思是“把写好的印稿转移到石面上”，属于匠活。
宋代讳法之苛，为王朝史之最，尤其是讳字涉及皇帝旧名、小名等则更严苛。宋英宗亲政时期，他的原名——赵宗实，被列入避讳名单。周惇实之名就不由分说地犯讳了。
此外，《爱莲说》的尴尬是：它撰文、刻石于宋英宗御极之后，属于非避讳不可的范围。宋代对违反讳法的处罚极严，《宋刑统》记载“上书若奏事皆须避宗庙讳，有误犯者杖八十。若奏事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各笞五十”。
无奈，周惇实只好依法改名了，而《爱莲说》刻石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它存在于罗田岩的时间，最多一年，留传下来的《爱莲说》文本，也就一概被删去后面的跋文。这是《爱莲说》的不幸。
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敦颐在刻石之后，留下了拓本，而这个拓本又机缘巧合地落在了朱熹的手上。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距《爱莲说》发表116年之后，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南康军（治所即今星子县）知军任上，有感于南康军是熙宁四年（1071年）周敦颐短暂治理过的地方，着意要重建斯文，遍访先生遗迹遗事。
这时，周敦颐的重孙周直卿刚好寓居九江，听到消息后，迢迢给朱熹送去了拓本。朱熹当然大喜过望了，但也只能“刻其《说》置壁间”，而“庶几先生之心之德，来者有以考焉”云云，则似乎指他所刻的《爱莲说》也未刻跋。
一来是苍天不负，二来是朱熹刻意授受，写《濂溪先生年谱》的度正，这年十四岁，正跟着朱熹学徒，亲眼见过《爱莲说》的拓本，今天存世最早的宋刻本《濂溪先生元公集》，约成书于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
有学者认为它是经朱熹校订过的九江故家本的延续，完整地保留了《爱莲说》全文及跋文，而《行县至雩都邀馀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同游罗岩》诗的引文，也写的是“嘉祐八年五月七日”。同样的，前于都知县钱柘之名，也一概误为“钱拓”，可见是度正一人辨认拓本所误。
因为朱熹，《爱莲说》及跋文是保存下来了，但关于《爱莲说》的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
作者：张少华 黄长生
来源：“当代江西”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