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蠹(节选)
韩 非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入作，构本为果，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果民。民食果，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射暴，而汤、或征伐。今有构木钻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笑矣:有决渎于殿、周之世者，必为汤、式笑矣。然则今有美、舜、、禹、汤、式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各。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翼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微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賞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貨对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米榇不斫;粝楽之食，蔡養之羹;冬日裘，夏日高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高之王天下也，身执表雷，以为民先，股无完股，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房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汉者，腰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奇，非酃也，财家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衆，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母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造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缟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我，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両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高将伐之。舜日:“不可!上徳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成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距者及乎敌，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千成用于古，不用子个也。故日:事异则各变。上古竞于道徳，中世逯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女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日:“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策而御睅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日:“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末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美違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悦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量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寂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会;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个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赏析】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极权主义法制学说体系。《五蠹》是韩非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
五蠹指儒者、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和商工之民，韩非子把他们斥之为祸害国家的五种蛀虫。文章运用“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论证了法治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批判了五蠹之民及所流行的儒家仁义思想对国家的严重危害，提出了重农尚武、经法治国的思想主张。全文分为五个部分，本文节选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阐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并反复说明了实际的权势比空头的仁义更能解决问题，治理国家。
文章首先叙述了上古时期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燨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中古时期鲧、禹治水，近古时期汤武征伐桀纣，即可“王天下”的历史，说明他们的行为符合当时的现实。但是，当今时代，还是凭着这种作法来治理国家，一定会被当代的圣人所讥笑。从而提出了“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因为时代前进了，远古时期即使成功的制度、旧例，已华不适合当今社会，必须要根据时势、事物的不断变化，究现实，制订相应的措施。并用“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子以一步的论证。
接着，作者又用历史事实两相对照，进一步论述了“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道理。古代“厚赏不行，重别不用”而天下太平，国家安定;如今“倍赏累罚”，却你争我夺，动乱不已。其原因是古代“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现在“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这里，作者很有远见地提出了人ロ多寡是社会乱治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又通过古代尧、禹与民同劳动、共衣食，谦让天下与现代县令即使死后还荫庇子孙、长享富贵的对比描写，指出是古今享受待遇的厚薄和权势轻重的不同而造成的。所以，古代“罚薄不为慈”，如今“诛严不为戾”，是根指社会现状而实行的。可见，事物是随时代变化的而措施要适应于具体情况。这一段论证有力，说理充分。
最后，文章先用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与徐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的历史事实，说明“世异则事异”。文王優王采取同样的方法，而严生截然相反的后果，是因为“世异”，情况不同了，而未能“事异”，改变原有作法。作者又用舜行仁德使有苗臣服，子贡明智善辩使鲁国削弱;荆文王大动干戈而灭徐，齐人伐鲁而扩充疆土，说明“事异则备变”、情况不一样，措施必须随之变化。不知权变的教条主义只会落得身死家破国亡的可悲境地。最后，批判了儒、墨“兼爱天下”的思想。在当时，要想行先王仁义而以宽缓的政治来治理乱世之民，就好比是没有马響头和马鞭子却要驾御凶恨的马匹一样。比喻形象生动，增强了说服力。现在，人们都服从权势，不怀念仁义，就连广行“仁义”的孔子也要臣服能力低下而有权势的鲁哀公。进一步闻明了“古今异俗，所故异备”的道理，告诚人们:只有实行严刑峻法，以权势服大，才能治理国家。
本文着重论述了古今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以法治国的主张。韩非的法治理论，适应了当时地主阶级建立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的需要，有着历史的进步性。但随着地主阶级政权的现固，韩非的权势理论，越来越暴露了它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欺压人民的思想工具。文中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非以过人的识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他就明确提出人口增殖过快将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当然，韩非只是消极提出问题，结论也未必正确。
这是一篇政论文。文章逻辑严密，议论透辟，条理分明，言辞犀利，体现了韩非严峻峭拔的文章风格。文章结构严道，理论阐述和思想主张的提出，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层次清晰。大量采用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运用对照比较，分析推理的方法，围绕论题，从不同的侧面，加以反复说明论证，令人信服。作者为阐明“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中心论点，大量列举了古代有巢氏、燧人氏、尧、舜、周文王、徐偃王等故事传说，层层深入，反复论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体现了作者学识的渊博和思维的严密。为强调以法治国，列举“天下圣人”仲尼“行仁义”，可“服役者”只有七十人“下主”鲁烹公手握权势，“境内之民，莫敢不臣”。在分析对比中，批判了仁义学说的荒谬性，以法治国的可行性。观点鲜明÷说服力强。
另一个特点是，运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说理。为闻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米用“守株待兔”的寓言，辛辣地讽刺了死守成规，不知权变的“守株”人，形象地说明了论世治国，要根据时代的变化，采取与之相应的策略，否则必为国人所耻笑。韩非创作的寓言故事，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历史人物，不仅包含着发人深省的哲理性，而且情节生动，富于幽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