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万能模板,文学批评技巧在文艺中的应用

首页 > 教育 > 作者:YD1662024-05-21 22:41:38

文学批评的万能模板,文学批评技巧在文艺中的应用(1)

青年评论家王晴飞的文集《摸象集》,从书名即可看出作者对文学、文学批评与时代关系的理解。

所谓“摸象”,自序中表明包含了两重意思。一是作者自谦,表示没有能力把握当下世界的整体性,只能从中采撷“一鳞片爪”聊以自娱,这里的自谦也有一点自傲,有“古之学者为己”的意思。另一重意思和他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有关。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一大不同,就是它结构庞大,观念多元,常常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文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要,因为在知识急剧分化的社会里,只有文学最可能接近整体性,也最可能抚慰因碎片化而处于虚无与孤独中的现代人心。这一重意义上的“摸象”,可以理解为要使文学批评与世界相契合,有着接近世界整体性的企图——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无论怎样的企图,都要落实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里,即体现在每一篇评论文章里。

1990年代以来,文学与文学批评都有着专业化的倾向,也因此常常招致来自两个方向的诟病:一是晦涩难懂,脱离时代与经验,甚至脱离文学本身;二是“批评”窄化为“表扬”,批评伦理颇受质疑。

这两种说法自然都有其合理性,但都只能看作问题的表征。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文学批评有没有与文学、与时代形成真正的对话,是否有效参与到文学乃至时代精神的建构中去。如果有效,那就不应该(事实上也不会)因为“难懂”而遭到质疑。当人们抱怨“难懂”的时候,往往不是在抱怨文字生僻或意思晦涩,而是在抱怨语言与表意的脱离,批评与对象之间的不能契合,也就是所谓的不及物。如果批评“及物”,往往就没有那么难懂,或者说即便难懂一些,读者也会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至于批评或表扬的问题——很多时候也被人们视为文学批评要不要说真话的问题,在王晴飞看来,很难通过言说来解决。批评与表扬,是阐释的结果,而不是动力,更不是预设。批评者的态度,应该在具体的体贴入微的批评实践中自行呈现。没有人会承认说假话是好的,但是在“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之后,需要继续深入一层,去考虑怎样说真话和怎样才能说出真话,这是一个伦理问题,也牵涉到写作者的认知方法和技艺。

文学批评的万能模板,文学批评技巧在文艺中的应用(2)

《摸象集》的方法是“虚心”。这是古典意义也是字面意义上的“虚心”,即排除既有成见,使自己的心放空,“空故纳万境”,从整体上悉心涵泳,捕捉到那些处于流动中尚未被命名的文学的形状,与作家处于“同一境界”,再使前见与之碰撞,创造出新的看法和体验。用阐释学的理论来说,就是使前见的视域与文本视域相融合,既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之上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又借用文本扩大视域,使自己变得更丰富。

就《摸象集》的评论实绩来看,这种“虚心”的方法,确实使他能够体贴入微地理解作品而又独具只眼。

比如谈到石一枫的小说,王晴飞发现了“顽主”“帮闲”“圣徒”三种形象,指示出石一枫写作心态与风格的变化。这种发现,不是“中心思想”的概括,而是随着作品“逶迤而去”的捕捉。比如对于汪曾祺改写的聊斋故事《捕快张三》,王晴飞敏感于汪曾祺增删大量细节,并在细节的环环相扣中发现意义,将人物动机、故事转折、戏剧冲突、最后五分钟营救、大团圆结局等,全部合理化、逻辑化,由此判断汪曾祺的审美直觉有别于蒲松龄的道德意识,也是汪曾祺与蒲松龄对故事的书写用笔完全不同的根本原因。这是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以及作家美学个性,才能得出的结论。我们由此看到作者对于蒲松龄旧时代落魄文人心理的发现,以及汪曾祺戏曲剧本功底、与生命本体论的判断。在《罹厄与释厄》一文中,作者从作品里发现隐秘的线索,紧贴着史铁生自身阐释他的心路历程——怎样从甫一罹病时的惊慌、痛苦、不甘,到逐步通过命运的哲学性思考,以文学的方式缓释内心的郁结,说服自己“不要自*”,从晦暗走向澄明。如此委婉曲折,曲径探幽,可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在《罹》文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在文学批评中怎样使用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怎样借用理论,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流于粗浅的常识,而又能够不脱离文本,避免隔膜,是很重要的问题。从《罹》文的写作可以看出,王晴飞在充分理解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其化为自己的看法,再用这些看法来分析作家作品,而他选用的理论也恰是和史铁生的生命紧紧纠缠在一起,因而有效地参与到史铁生的心路历程中去的。外来理论经过使用者的理解、接受,与主体经验结合而本土化了,因而不会隔膜。

美学选择也是美学判断,对多元对象的捕捉意味着自身批评坐标系的庞大全面,判断和定位往往也客观准确。“虚”心、“空故纳万境”也表现在《摸象集》评论对象的选择上。从收录的文章看,《摸象集》是兼具批评品格与批评风格的集子。它的研究对象从新文学到新世纪,有文学史经典作家,也有刚入场的青年作家。对象文本的文体类型也很丰富,包罗了小说、电影、散文、神话、史诗以及文学评论集。文本的广度与难度,不仅没能对作者的阐释造成障碍,反而给他提供了纵横驰骋类似于炫技的空间。在对那些风格标识明显的作家作品进行阐释时,他总是使评论文字与阐释对象气息接近,以更好地与之契合。

与那些经典作家相比,对文学现场新作的发现,似乎更考验批评家的能力。在王晴飞写朱琺之前,《安南怪谭》从未进入主流批评家的视野。那种“故事的讲法、故事去往不同方向的路径、琺案中关于故事讲法的各种奇思妙想式的后台讨论和联想,以及隐藏于不同讲法中更能契合人们文化精神结构的抽象形式——譬如数、秩序、名、巧合与声音”,他人无法发现,更无从解密。

而对于朱琺《安南怪谭》的评论,题目即是“以不切题为旨”,所谓“不切题”,指的是时刻防止意义被主题固化,失去流动性与多义性,所以这篇评论也如评论的对象一样,为防“因文害义”而刻意“言不及义”,于大掉书袋中发现文字、声音间隐秘的联系,将意义从各种既有的形式、既定的陈规中解放出来。

在写作这些评论时,王晴飞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那足以炫技的才华,也没有意识到阐释的难度,以及他应付那些有难度的阅读表现出的游刃有余,否则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在盲人摸象,或以细小的碎片拼接出“略大的碎片”。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谈谈批评家的责任与批评的功能。

从“阐释的循环”看,无论从哪里开始画圆,“文本的发现”一定是前提。也就是说,任何处于时代之中的文艺作品,都要被打捞、被筛选,才能从同时代卷帙浩繁的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阐释循环的通道,完成文学史化的第一步。承担筛选责任的,自然是同时代的批评家,他们要有发现的能力,要能融合普遍的标准与时代精神,为世界选出最能代表时代的文艺作品。否则,就只能期待后来的批评家,于历史中发现“遗珠”。而当代和后代的批评家,在为自己时代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上个时代的委托。只有那些经过不同时代批评家检验的作家作品,才能最终完成经典化,进入文学史,参与汉语艺术最高形式的历史构图,正如《摸象集》所表达的美学功能及其作者的批评意识。

关于《摸象集》,前辈学者王侃称其“近乎批评界长期孜孜以求的‘理想的文学批评’”。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讨论《摸象集》,是实实在在地讨论我们时代理想的文学批评具体的样子,也是在讨论怎样使批评有效地参与文学和时代精神的建构。

文:赵坤(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编辑: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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