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勤奋多产，著作达300卷之多，在法国文学界叱咤风云。他热爱旅行，在欧洲和非洲不少国家留下足迹，尤与巴黎的联系最密切，他在此实现梦想，为之战斗，将之写入作品，并最终安眠于此。
2002年，法国发生一件轰动世界文坛的大事：在大仲马（Alexandre Dumas）诞生200周年之际，法国政府决定为他补办国葬。当年11月30日，大仲马的灵柩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的护送下，从家乡小镇维莱科特雷移入了巴黎专门安葬法国伟人的先贤祠。护卫灵柩的共和国卫兵身着火枪手的服装，覆盖着灵柩的蓝旗上写着“三个火枪手”的信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仲马成为先贤祠的第70位伟人，也是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和马尔罗后第6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从此安眠在左拉和雨果之间。
2002年11月30日，大仲马的灵柩移入先贤祠，成为第70位安眠于此的“对法兰西作出杰出贡献者”。
如果大仲马泉下有知，他应该会对至少3处安排感到满意：其一，《三个火枪手》是他“最满意的作品”；其二，他和雨果生前有着深厚的友谊；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他的一生中，巴黎这座城市承载着丰富而特殊的意义。
“我未来的前途在巴黎”
关于大仲马的传记很多，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却别出心裁地创作了《三仲马传》，把笔触拓展到仲马一家三代人，从大仲马的父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领托马斯·亚历山大·仲马讲到大仲马，再到小仲马。在莫洛亚看来，三代人的命运一脉相承，大小仲马虽然是文学家，但都有仲马将军遗传下来的“家族禀赋”。
大仲马与巴黎的宿缘也是从父亲那里开始的。仲马将军18岁时用假名“仲马”入伍，以惊人的体魄和胆识屡建战功，很快成为共和国的著名将领。1798年，他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因不满其野心而失宠回国，却在返途中被复辟势力逮捕监禁两年，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大仲马1802年在维莱科特雷出生，父母为他取名亚历山大·仲马。1805年，仲马将军自感病情日益加重，决定去巴黎问医，顺便带上妻儿向老朋友们引见，希望在自己死后儿子能有所庇护。可那些“老弟兄”都态度冷淡，仲马将军郁郁而归，没多久就去世了。那次巴黎之行成了大仲马难以忘怀的伤痛记忆，后被他写进了回忆录。
仲马将军（1761〜1806）画像
大仲马（1802〜1870）
大仲马在五六岁时就表现出在读写方面的天赋，后来又学习了神话学、自然史等方面的知识。但他和父亲一样，对体育运动有着更大的热情，常到森林里打猎。他本来获得了在神学院学习的机会，却因不愿受规章制度束缚而逃走。十五六岁时他给一个公证人当办事员，母亲则租房开了一家烟草店。房东的儿子拉法奇在巴黎一家公证人事务所当首席文书，他在回家小住时常与大仲马聊起巴黎以及巴黎文学界、戏剧界的情况，并把自己写的短诗拿给他看。巴黎再次进入大仲马的视野，他对文学的兴趣勃然而生。
不久，大仲马又认识了瑞典贵族青年勒芬子爵。勒芬住在巴黎，经常光顾剧场，给大仲马讲了很多演员的故事，并指导大仲马创作剧本。大仲马很快也迷上了戏剧，在看了《哈姆雷特》演出后欣喜若狂，决定做个剧作家。他和勒芬一起创作了几部剧本，自我感觉良好。但没过多久，勒芬就回巴黎了，大仲马的心也随之飞了过去，想象自己已经“戴上桂冠、披上金袍”。
一天，大仲马的同事提议一起去巴黎逛两天，正合大仲马心意，虽然他只有7个法郎，但这并没有难倒他。大仲马带上猎枪，和同事一路轮流骑马打猎，到达巴黎时已收获颇丰，他们就用那些猎物付了旅馆的食宿费。当时法兰西喜剧院正上演悲剧《苏拉》，大仲马找到勒芬，幸运地从主演塔尔玛处得到戏票。看完戏后，大仲马到化妆室向塔尔玛表示感谢，塔尔玛满足了大仲马“摸摸他的额头”的愿望，因为大仲马相信这能给他带来幸运。塔尔玛鼓励他道：“我以莎士比亚、高乃依和席勒的名义，称你为诗人⋯⋯如果你有才能，诗神会到你所在的地方找你⋯⋯”与塔尔玛告辞后，大仲马激动地对勒芬说：“我一定要回巴黎，我向你保证！”
回到维莱科特雷后，大仲马立刻辞职，并向母亲宣布：“我要到巴黎定居，我未来的前途在巴黎。”1823年的一天早晨，大仲马与母亲挥泪告别，到巴黎天地广阔的戏剧界大显身手去了。
在巴黎“构筑一个世界”
19世纪上半叶，正值法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政局动荡不安，革命频发，文学作为时代的脉搏，也是流派纷呈，新思潮起此彼伏。英国、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已经走向繁荣期，但在法国戏剧界依然是17世纪的古典主义戏剧和当代拙劣的伪古典主义戏剧霸占宝座。
大仲马来到巴黎时，作家夏尔·诺蒂埃刚刚成立了第一届浪漫主义文社，但革新的目标并不明确，大仲马未能跻身文社，却幸运地遇到一位良师益友——奥尔良公爵私人秘书处的副主管拉扎涅。当时，大仲马常抽空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演出，还阅读英国诗人拜伦等人的译本。拉扎涅也喜爱戏剧，他对大仲马说，当今的古典派悲剧不久将被遗忘，一些更为大胆的作者将脱颖而出，鼓励大仲马成为其中一员。拉扎涅为大仲马制定了广泛的阅读计划，除莎士比亚、拜伦、歌德等作家的经典戏剧、诗歌、小说外，还包括法国的历史小说和戏剧。大仲马用3年时间锲而不舍地阅读这些作品，还努力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为他后来创作法国浪漫主义作品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他对书本以外的浪漫主义戏剧还缺乏切身感受。
巴黎丰富的文艺活动给大仲马带来了很多创作灵感。1827年，一个英国剧团来到巴黎演出《哈姆雷特》，演员全是剧坛名角。这次演出显然是对法国古典主义、伪古典主义的一次挑战，大仲马受到了强烈震撼，他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了激情，台上的人有血有肉，而非法国舞台上那些毫无生气的“石膏模型”。他顿时领悟了什么是戏剧，也懂得了“构筑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当晚，雨果、诗人维尼、画家德拉克洛瓦等浪漫主义的信仰者也都现身剧场。
新戏剧的观念逐渐在大仲马的脑海里成熟：它抛开上古的希腊、罗马历史，而向中古以来的历史取材；它不再是理性的沉闷图解，而是对情欲的生动写照。在一次绘画与雕刻年度沙龙上，大仲马在一幅浮雕上看到了1657年意大利人乔万奇被瑞典王后克里斯汀下令谋*的情景，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查阅史料后创作了五幕诗体正剧《克里斯汀》，得到了法兰西喜剧院委员会的一致认可。他很快又受史书启发创作了《亨利三世》，尽管经历了一番波折，但还是在古典派作者的反对声中成功上演38场，率先在舞台上打响了浪漫主义戏剧的重炮。大仲马也成为法兰西剧坛第一颗浪漫主义的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