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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陕西榆林的一个小山村，家里世代务农。2015年从师范大学毕业后，身边很多同学都回老家考事业编、特岗和公务员。
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个专职作家，可几个月过去，都没靠写作获得收入。半年后，我辗转于西安、兰州、北京等地给中学生辅导暑假作业，期间还打过很多零工。在外转了一年，身上的钱差不多都缠在了车轱辘上，这时父母让我回老家备考，我也认清了现实，就心甘情愿参加了县里的教师招聘。
第一次考试，我在132:2的竞争中得了笔试第三名，却在面试环节惨遭淘汰。我这时才知道，自己之前一直看不起的考试，原来如此激烈残酷。
那段时间，我查遍了近期能参加的所有考试，基本一天一个想法。考虑到家庭条件并不优越，我也没有勇气再耗下去，2016年5月，我报考了相对容易的宁夏S县的特岗教师。
9月，我被录用的消息传来，家里人都很高兴。用奶奶的话说，我这是吃上了“皇粮”，亲友也都纷纷送来祝福，还没上岗，就叫我“程老师”。
那天，七大姑八大姨围着给我看手相：“就是个先生的命啊！”“是啊，手心厚、指甲圆，一看就是有福的，女教师嫁个公务员配得很，以后就是官太太！”
我内心悲喜交集：喜的是历尽周折，终于有了稳定的去处；悲的是，我听说特岗教师的生活很艰苦。
我认识的特岗教师，不少都被分到山里，他们平时最大的娱乐，就是晚饭后结伴去乡间小路上转悠，一学期都去不了几次镇上。偶尔去镇上吃碗擀面皮，都要仰仗有车的同事。
一个朋友说，有一年他们学校来了几个特岗教师，一学期没发工资，直到期末学校才用支票一次性发了1万元。几人冒着大雪，徒步翻山到镇上把钱兑出来，打算到小饭馆庆祝一番。可是还完这学期欠的账，每人就只剩几块，剩得最多一个，有64元。算来算去，还不够付一餐饭钱。
尽管如此，语文老师这个职业还是诱惑着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实现了我的部分理想。我满怀期待，想象着自己穿着白裙子在明净的窗前批改作文，和学生说笑着穿过一棵棵开花的树，在每个清晨和午后，和他们分享美好的诗篇……
我自我安慰：可能是那几个特岗教师花销大，而我未必一学期就能花掉1万元，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因为不发工资攒点钱呢。
9月，我带着行李来到宁夏S县二中。一般来说，特岗教师会被分到乡下，有的甚至要一个人带几个年级，还得待够3年服务期或者更长时间。相比之下，我能分到城里，已经算幸运了。
第一次参加教职工会议，我得知自己将和二中的“英语名师”谭老师搭档，带2个“好班”。初出茅庐的我，有点受宠若惊，同事也说我运气不错：“小程啊，争取把这两个班带到毕业，中考一炮而红！开个好头，多拿荣誉，为以后评职称做准备。”
后来，我和同事聊天才知道带“好班”的重要性——生源好，容易出成绩，学生们统考或中考成绩优秀，老师不仅能得到学校领导、家长的认可，下一轮带班也容易分到好生源。如果新老师一开始就带“差班”，万一毁了口碑，下一轮就得继续带“差班”，很难翻身。
二中对学生的成绩尤为看重，学生成绩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老师的切身利益。如果学生统考、中考成绩好，带课老师就能得到县级、市级教育局颁发的证书。每年评职称，多一张奖状就是多一个加分项，评上了，每月能实打实多出几百块钱；评不上，可能得再等5年甚至10年。
二中有个老教师，早年从北师大毕业，非常厉害。可他混了半辈子，都要退休了，职称还和青年教师一样。他平时只钻研教学，对其他事漠不关心，每年各种“继续教育”加起来上万分钟的学习时长都没学够，几乎没有什么证书。
领导觉得他态度不端正，不把“好班”给他带，自然也不容易出成绩。几年下来，他口碑不好，在学校也没什么人缘，整个人郁郁寡欢，连性格都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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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领导对这两个班的期望越大，我的压力就越大。不过好在年轻有动力，我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谭老师一样，成为受人敬仰的名师。
开学3周后，机会来了。
学校为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制定了一个“5年培养规划”，即给每人安排一个经验丰富的“师父”。青年教师上课前要先听师父的课，写的教案必须让师父审核、签字，每周师徒互相听课不能少于4节，新教师还要“一课一反思”、“一周一反思”。
我师父姓周，有30年教龄，身边的新同事都觉得我很幸运，毕竟搭档和师父都是县里首屈一指的名师。班级管理我可以学谭老师，教学有师父引路，老同事说，只要我虚心学习，3年就可以成长为一名优秀教师。师父也说：“前3年是一个教师成长的关键期，做个优秀教师还是一辈子碌碌无为，全在这3年。”
开学理顺后，我很快就见识了二中老师的“敬业”——一些老师开始见缝插针地占课。可我没时间，早自习上完得听去师父的课，然后马不停蹄地上自己的课，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要改作业，参加备课会、教研会、青年教师会，经常到晚上才有时间写教案，晚饭也几乎没有准时吃过。
几个有着相同体验的新同事感叹：“上学的时候要有这一半努力，早考上名牌大学了。”
因为“5年培养规划”，我在学校听了很多老教师的课，发现他们讲的考点虽多，但比较乏味，好多教法和我上初中的时候一样。
为了提升专业能力，我常在课余看一些国内名师的优秀课例——这些老师不一样，不仅在课堂上敢于放手创新，还能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和写作，而不是被迫无病*。
在一次语文组的讨论中，同事们都在抱怨学生“油盐不进”，我提出要课堂革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师父却轻笑了一下：“提高兴趣只是提成绩的前提和手段，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另一个同事也附和：“对头！上面考我们的时候，又不考察朗诵和辩论水平，人家要的是实打实的基础背诵和做题能力。”
我是新人，只好不再言语。可有了想法，就没法停止，最后我决定和学生一起把《皇帝的新装》改编成课本剧。果然，对这次语文课，孩子们的热情特别高，他们一起动手做道具、商量演出的细节，还想到了好多前人没有提出的细节。
我惊叹于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意识到他们本身就具备很多能力，只是老师们在教学时太过功利、急于求成了。我为自己的新发现感到无比得意，恨不得马上写一篇教育论文，可谭老师的话却像一盆冷水了浇下来。
一次课间，谭老师看见我们在排练，就笑着说：“程老师现在改行做导演了啊！你这高标准，比张艺谋还精益求精呢。”我感觉她话里有话，只好尴尬地笑笑。
第二天，罗校长约谈我，说家长投诉我“歧视学生”。可事实是，在排课本剧的过程中，有个孩子在角色定好后要求换演另一个重要角色，我怕中途换人伤害其他同学，只答应让他下次再上。
听完解释，罗校长点点头，突然话锋一转：“你看，二中的老师不好当吧？家长要求高得很！一切要用成绩说话，成绩上去了，谁敢说你的不是？所以啊，年轻人一定要务实，不要搞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家长送孩子来咱们学校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考名高中。你还没转正，一定要努力提高业务能力，争取毫无悬念地转正，平时有时间多听老教师的课，可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到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我知道，罗校长说的“不务正业”是指排课本剧的事。原本我还打算把这个方法向语文组的同事推广一下，被“点”了以后，就不敢再提了。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发现学生们上课时死气沉沉，作业质量也大打折扣。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授课无聊，就想办法变花样和他们互动，后来跟其他教师一讨论，才发现这个班各科都存在这个情况。
“名义上带的‘好班’，其实就是‘英语系’，我们都是给谭老师当陪衬的。”数学老师苦笑着说，谭老师为人强势，喜欢占课，布置的作业量也超级大，平常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英语。接着，她又感叹：“没办法，人家是名师骨干，老公又在教育局，连领导都要让她三分。”
好像就是因为这些，很多老师都不愿和谭老师搭档，才轮到我这个新人。我突然觉得，二中的“名师”其实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至少，谭老师没那么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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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尽量让课生动有趣，我在备课上猛下功夫，花大量时间查资料。一天，师父听完课，称赞我备课充分扎实，不过问题也很突出：“最大的问题是你从不提中考，不训练答题模式，这样的上课学生是喜欢，可是对提成绩作用不大。”
我知道师父不希望我反驳她，还是有点为难地解释，说我的本意是想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理解能力。
师父说我太理想化了，还说现在的孩子受网络低俗文化的影响，品味、理解能力都特别差：“别说审美，相当一部分学生对课文内容都是三七一混账，你再引导，他还是不懂，倒不如让记住基础知识、掌握答题技巧，就是好学生了。”
一旁的同事也附和：“是啊，永远不要高估学生的水平。掌握‘学情’才能百战百胜，否则就是在自我陶醉、自我感动！”
我嘴里答应，其实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自己念书的时候就最烦那些在语文课上大讲答题套路的老师。听归听，之后我还是按自己的思路讲课，也因此惹得师父不高兴。
在二中，师徒一旦结成对子，就要“捆绑”5年。5年里，师父对徒弟的评价至关重要，尤其像我这种还没有转正的，要是3年后考核不合格，就得立马走人；当然，徒弟的成绩也影响师父的年度考核和绩效工资，我师父教龄虽长，但眼看着就要退休了还没评上高级职称。要是我能把班里的成绩带到前面，师父就可以凭借“优秀导师”再加3分，如果这两三年再评不上，她就没机会了。
所以，师父不断督促我重视“成绩”，而我却因为创新和她闹了矛盾。
一次语文课上，我讲到古诗鉴赏的“炼字”，想起自己念书时，语文老师带我们鉴赏《青花瓷》的歌词，效果非常好——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语文的魅力。于是我也带学生一起分析《青花瓷》中的3个“惹”字，还说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歌词抄一下。
第二天一到学校，我就看到桌上放着精美的信纸，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那是一个练过书法的同学用小楷抄的，在歌词的缝隙里，还写着句子赏析。也许对美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我像收到了情书那样开心，连忙拍照发了朋友圈。
结果，当天评课时，师父似乎对我很失望，半天才缓缓地说：“那些不入流的流行音乐也能进中学语文课堂？课堂的‘活泼’只能是严肃的活泼，不能不加鉴别，失了体统！”
“你让学生抄歌词，还发朋友圈炫耀？那是一首情歌，你让初中生抄情歌！？如果家长截图发到网上质问，到时候网友一边倒，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最后，师父免不了又是一句：“你带这两个‘好班’，多少双眼睛盯着呢，巴不得你犯错取而代之……”
我觉得师父太小题大做了，《关雎》不也是情诗吗？照样选入了中学课本。可仔细一想也有不妥，但具体哪里不妥我说不上来，最后经历了一番心理斗争，我还是删掉了那条朋友圈。
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教育现实和想象的差距，对于未来该怎么教，我突然没了主张——
几天前，罗校长去教育局参加培训，回来就批评我们这一代年轻教师是“三无青年”：没胆量、没朝气、没热情。他们一边鼓励我们搞创新课堂，一边又让师父强迫我们用30年前的教学设计上课。
对于自己的工作，我感到十分迷茫。
之后，我去找罗校长签字，他就有意无意地提起我还没有转正的事。我想，再不听从师父的建议，我怕是得走人了，于是也开始训练做题方法。
不过为了提高积极性，我每天会带3瓶旺仔牛奶作为奖励，学生们果然积极多了。一次下课时，我遇到了侯课的谭老师，她看到学生手里的牛奶，笑容灿烂地对我说：“小程，你对学生可太好了！”我谦虚了两句，她又笑：“你把学生惯得我都不会管了，其他课怎么上？总不能各科老师都学你带牛奶、求他们听课吧？”
谭老师和我分享了自己的教学经验，大意是一定要对学生严厉，又劝我把心思用到备课上：“课上得好，自然能抓住学生。”她的弦外之音是语文课乏味了，好像丝毫不知自己留的英语作业已经榨取了学生大部分的精力。
师父也反对我这样做，可她是站在我的立场上考虑的：“学生喝了牛奶出了问题你说不清，现在的家长厉害着呢，动不动就往教育局告，社会竞争这么激烈，考上特岗不容易，你不要好心办坏事。”
我最烦师父前怕狼后怕虎了，忍不住反驳说，奶是从超市买的，也没过期。师父却坚信凡事没有绝对：“万一就让你遇到了呢？退一万步讲，就算奶没问题，撞上孩子在校外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不敢承认，一口咬定是喝了你给的牛奶，你一个没转正的特岗老师，谁愿意冒险去维护你？到时候不但这两个班带不成了，就连工作也可能丢了，你图啥？”
我知道师父是为我好，可还是坚持说带牛奶确实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这次，师父不再说什么了，满脸不快地出去了。之后，其他同事怪我不识好人心，又神秘地说，二中以前就出过这样的事：“到时候你就知道是你的清白重要、还是领导的乌纱帽重要——别看（领导们）平时嘘寒问暖嘻嘻哈哈的，真出了事，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你一个外地姑娘还是个特岗，谁会冒险替你辩白？”
大家都这么说，我便觉得有点后怕，带牛奶的事就此终止了。其实，也有一半原因是我实在囊中羞涩——我所在的县城因为财政上的亏空，特岗教师都是半年发一次工资，后来又喊着要给特岗涨300块钱，也迟迟不见补发。
其实这些都无所谓，每当我看着自己班的孩子在集体活动中脱颖而出或者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时，都会感到这个行业给我带来的真切幸福感。
作为语文老师，我还发现，只要教会孩子们体验、捕捉生命中感动的点滴，他们就能自己创造出许多种表达方式。懂得这个道理的刹那，我好像明白了“教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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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我在二中任教两年多，期间师父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努力把这两个班带到毕业”。我觉得这事几乎没有什么悬念，毕竟成绩在那里，而且我的学生缘很好。
唯一不太好的是我的身体。有段时间，我经常双腿发软，监考时晕倒过，可一直都没有告诉家人。还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又晕倒了，班里孩子都急哭了，平时没心没肺的他们好像突然懂事了，有的暖心地给我泡红糖水，有的搬凳子，还有的在我桌上留纸条，叮嘱我要按时吃饭。
因为没钱也没时间上医院，我整整拖了半个学期。师父说这样下去不行，如果家长知道我是个病秧子，肯定会跳起来撺掇学校把我换掉，学校对家长颇为忌惮，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不想失去两个班的孩子，就借钱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是压力大又吃不好，才导致了低血糖。
同事们知道后，都怪学校给的压力太大，说自己来二中之前身体多好，“来了两三年就‘五毒俱全’了”。我很担心大家发泄完自己的愤怒一转身到领导跟前诬陷我，连忙谎称自己本来就血糖低，“跟学校工作还有领导没关系”。
事后，包括师父在内，好几个平常和我要好的同事都给我发微信，提醒我以后千万不要在学校说自己有低血糖的老毛病。说如果领导知道我本来就这样，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换人；家长那边也一样，他们把孩子成绩看得无比重要，一旦知道一个低血糖的老师要带自己家孩子上初三，肯定跳起来反对，“到时候你辛苦带的两个班就只能拱手相让，这两年就白辛苦了”。
那时我很累，又常因谭老师的强势感到头疼，就觉得如果大家认为我身体不好，不堪重任，我可以不带，毕竟生病又不犯法。
师父却说：“傻孩子，现在不是你想不想带这个班，而是你只能带下去，如果你这一轮被家长赶下台，那后来每一届家长都会给你贴上‘不行’的标签。被人嫌弃过的老师，尤其是新老师，就像草原上带着伤口的动物，注定是走不远的。”
从此以后，不管工作多忙，身体多累，我都坚持着。别的同事不舒服就给领导打招呼，不监考或者不执勤，可我不但无法言说，还要装出很有活力的样子，消除他们对我晕倒产生的疑虑。
因为班里的成绩一直不错，我又总是积极勤快，八年级毫无悬念地带完了。可是，在九年级开学工作安排上，我却意外得知，自己之前带的两个“好班”由一个新来的教师接手，而我被调到另一个班，接替一位即将退休的语文老师。
听说，这位“接盘”的新老师是本地教育局长的外甥女，她刚生完孩子，从外县调过来，马上就要评一级职称。如果这两个班中考不出意外，她就可以借奖励拿个证，一级职称也差不多到手了。
我还听说，是谭老师建议她带这两个班的，校长也颇为支持。同事对我分析道：“谭老师老公在教育局做办公室主任好几年了，也到了升迁的时候，老罗（校长）呢，来二中好几年，一直谨言慎行，连教学需要的资料都不敢订，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再次升迁。”
那天散会后，罗校长找到我，一开口就埋怨我和学生的关系没处好，“家长说你动员他们家孩子休学，都告到教育局了”。之后他又抱怨现在的家长都是祖宗，“难伺候得很”。
问了半天我才知道，罗校长口中的“学生”是张浩杰。
八年级快结束的时候，班里的张浩杰因为骨折请假一周，他本来基础就差，再耽误就更跟不上，我估计差不多了，打电话催他回学校。可谭老师不同意，觉得他来学校就是“危险分子”，万一磕了碰了，家长还得找学校麻烦，不如在家彻底养好了再来。
我和数学老师都觉得再怎么样他都应该把期末考试考了，谭老师却认为差生张浩杰到时分数要是考个个位数，多少100分也抬不起他一个。最后，她用一句话说服了数学老师：“小程不懂，你也不懂吗？你可以不在意成绩，可你都快退休了，还没想着评‘高级’？”
两周后，我又打电话问张浩杰能不能来学校，当天下午他来了，可第二天又不来了。再问，他就说已经休学了。
据说，张浩杰本不想休学，想和同学们在一起，但谭老师动员了家长：“反正他也跟不上，与其到时候考不上没学上，不如到八年级打一年基础。”
张浩杰是班里的刺儿头，常在外面惹是生非，谭老师为了他去过好几趟派出所。谭老师对我们说：“人家爹妈也不管的孩子，最好是找个由头赶紧甩掉，我可不想一把年纪再被叫到派出所挨教训了。”
我对谭老师的做法感到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过了几天，班里同学告诉我，张浩杰情绪很不好，经常半夜上QQ发丧气的“说说”。我找了个机会给他家里打电话，让张浩杰爸爸劝孩子放松心情，又说休学也是好事，“多一年时间复习，中考上线几率也大一点……”
当时，张浩杰爸爸还很感谢，不知为什么，最后就变成了我动员张浩杰休学。不过经历这件事，我也看淡了，如履薄冰带了两年“好班”，最后关头被悄无声息地换掉，其实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我做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比我更失望的，是师父。没有了“优秀导师”的那3分，她评高级职称的计划终究在退休前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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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关于我被“下放”的传说五花八门，可我压根没心思理会。学校给我分配的新班级，学风纪律都不好，是全年级公认的“最差的班”。
我面临一个新问题——如果这个班中考成绩落后，就说明我之前取得的一切成绩都不过是因为幸运，带了两个生源好的班而已。
我想证明自己，但并不顺利。因为只带了一个班，学校各部门好像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我身上，今天这个让我做“美篇”，明天那个让我写简报，后天又是整档案，罗校长甚至要我顶替一位请产假的生物老师去上课……有时，我连课都没时间备了，同事们还说：“小程有福啊，带一个班省多少事。不像我，快忙死了！”
新班级的孩子令人揪心，他们大多学习习惯很差，连听写背诵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有时我一个人盯不过来，就让家长配合一下，在孩子默写作业后面签字。可没过几天，罗校长就带领全体教师学习自治区教育厅的一个红头文件，上头明令禁止教师给家长布置任何形式的作业，连给作业签字也不行。
罗校长反复强调：万万不可踩“师德红线”，不能给集体抹黑，成为“人民公敌”。让家长签字这事若被告到上级，大家辛苦一年，效能奖都要少拿。
回到办公室，老师们炸开了锅，都觉得又可笑又悲哀。如今，不少人觉得老师拿国家工资，还把检查作业的任务推给家长，是不负责任。这想法当然没问题，可现实情况是，家长当天检查是一种预防措施，老师第二天检查出来，就成了补救措施。
对于学生而言，两者有质的区别，但在现实面前，老师都不想成为“人民公敌”。毕竟，这年头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熬过了特岗期，学校给我办了转正。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过上按月发工资的日子了，可后来才知道想多了——转正关系足足办了一学期，我先是加入“入编群”，每天填表，到各处盖章，表格却一次次被退回。光是“健康状况”这栏我就改了好几次，一开始说要统一写“良好”，后来又让写“健康”，最后又打下来，还是写“良好”。
折腾了一个学期，直到过年前几天，工资才发下来。考上特岗教师的第四年，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是借的。
这年冬天是最忙的，二中50%的老师都被派出去参加各种培训——因为快年底了，上面拨的培训经费没有花完，再不培训，钱就要被收回去。
听课时，大家照例先拍照、再聊天，最后轮到培训主办方拍照。大家把照片发到不同的群里，有的代表“培训我办了”；有的代表“培训我参加了”。
我们白天培训，晚上写心得、做PPT往“培训群”里发，还要做学校布置的任务。几天下来，人瘦了几斤。留守学校的老师也不好过，因教学任务量太大，他们顾此失彼，好多班都不得不上自习。
回到学校，工作积了一大堆，除了给同事分享培训的经验，还要应付各种教研活动、年末的督察评估，大家忙到没时间备课和改作业。
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变了：我也习惯了不备课，去师父班里听完课，就直接照搬去自己班里讲；我只想提成绩，无暇思考什么语文素养和人文情怀了；我和学生也没有之前那么亲近了，对于那些经常打架斗殴、家长不管、老师也不敢管的孩子，我就暗自祈祷他们转学或休学；成绩太差的学生我也可以不闻不问，毕竟提成绩又不靠哪一个，如果管出了事要善后，我又没那个经济能力。
一次，一个女生来办公室，说她来例假肚子疼得厉害。看她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我心里不忍，给她倒了点热水。新来的老师小桃从抽屉拿出一袋止痛药递过去，却被她的师父拦下扔了。师父警告小桃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没事找事，这次，我没有觉得小桃师父不近人情，反而很认同她。
时间一长，我觉得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像谭老师，上课也越来越像师父。有次，学校组织开展师徒的“同课异构”，我和师父的设计居然如出一辙。听完课，大家都说我出师了，连罗校长都说我把师父的本领全学了去。
我终于获得了罗校长的认可，想起之前为了保护学生和谭老师闹的不快，因为备课、上课和师父产生的隔阂，我觉得好遥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是一开始的我了。
年末监考的时候，外面下了很大的雪，我突然想起电视剧《雪花那个飘》里的一个场景——外面下着大雪，男主围着红围巾，在教室里朗诵《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那时我正在念高中，第一次萌生了当语文老师的念头。
我又想起做老师的第一年，我穿着白色麻布裙穿过楼道，几个班在诵读《诗经二首》：“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一年，我和学生在各自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读着美好的诗，做着美好的梦。
我以为做语文老师一直都是这样，读诗写字，与世无争。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更加不堪。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写好辞职信让师父帮忙看，师父惋惜地说：“熬了3年，好不容易转正了。生活不容易，你出社会就晓得了。”
可我心里明白，再也没有人可以以任何理由说服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