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被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无论是以正史论还是以文学作品论，《史记》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怎么样写出这部传世之作的呢？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来回答：第一，史家制度；第二，司马迁的家世；第三，司马迁的个人意愿。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史官制度。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件青铜器名字叫“作册般鼋”的青铜器，上有铭文四行三十三字，记录了丙申日商王至洹水，以箭射河中鼋的事。铭文中提到的“作册”又叫作“史”，就是商代设置的史官。“史”在商早期是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
西周、春秋时设置“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以及编写史书，还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等。周代的史官分为左史和右史，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秦汉时设太史令，秦汉的史官地位比起商周时期要低了很多。司马迁及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做过西汉的太史令。商代设“史”，周继承，秦汉继续，从这个制度来看，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前，前代史官们对于史事的记载应当是积累丰厚，“前人之述备矣”这给了司马迁很丰富的取材线索。
修史的制度一直延续下去：魏晋的著作郎，隋代的太史监，唐宋的太史局，元代的太史院，明清翰林院，都担负着修史的职责。
史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学渊源。司马迁的先祖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也就是掌管观测天象，周室时又为太史以修史事，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史学家，这样的史学世家免不了有代代相传的“青箱学”，这也是帮助司马迁了解前代史事的独特而重要的途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虽然不是《史记》的作者，但是为《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谈生长在西汉文景时代，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河，习道论干黄子，也就是说司马谈擅长天文学、易学以及黄老之学。学问的深厚积累为研究史学打开了眼界。司马谈自己就一直想写通史，很早就开始做积累。一个是自己的家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博览群书。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得以阅读国家级的藏书，从这些藏书里司马谈也收集了大量资料，为写作通史做准备，只可惜卒而未成。司马谈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所有积累都传给了儿子司马迁，遗嘱他一定要继先祖之业，写作通史。
司马迁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遍观史书。除了能继承家学，司马迁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就是游历天下。在《史记》里多处能看到司马迁讲起自己游历所至之处。比如《史记·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名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像这样的记载在史记里有很多，说明司马迁为了写史书几乎可以说是游遍天下，并有意地去观风问俗。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搜求民间传说，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野史”。
关于“正史”和“野史”，并不是说正史就一定可信，野史就一定不可信。“正史”之名始出于隋，“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正史的代表。所谓野史，是指野之人编辑，往往是不便于正史所载的一些事，流传于民间，文风也可能俗而不雅。司马迁的游历所访到的正是这样一些史事。作为一个世家出身的史学家，如此潜心走访，也正说明司马迁的史学观很宽容，能够将正史和野史互相佐证。
孔子作《春秋》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这一年是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春秋经》按照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次序记载历史。汉代传承讲解《春秋经》的公羊派认为，春秋十二公可分为三世：传闻世（隐桓庄闵僖）、所闻世（文宣成襄）、所见世（昭定哀）。这个划分是根据孔子的经历，所见是亲眼所见，所闻是有所耳闻，传闻是辗转听来的消息。公羊派在司马迁的时代很兴盛，它的史学观也一定程度代表了当时的广泛态度。其实概括起来说，司马迁写通史，上下三千年，所记事得到的途径也无非就是：所见、所听、所闻这几种。
